評論｜楊路：中美貿易談判的已知、不可知、以及變數

中美雙方最新一輪的關税升級將貿易戰的賭注推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從2018年3月美國正式啟動「301調查」開始，貿易戰幾乎每週都有進展。公眾關注度高的同時，大量臆測和噪音也隨之而來。因此在談判進入下一個階段前，極有必要盤點一下我們到底知道什麼，以及不知道什麼。

首先是不知道的

我們無法預知談判何時結束，也無法實時了解談判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

關於雙方接近達成協議的樂觀聲音，幾乎全部來自美國官員的媒體表態和特朗普的推特。比如，2月28日，總統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宣布中美談判進展「良好」（terrific），並且十分接近達成「歷史性」（historical）協議；4月4日，特朗普宣稱一個「史詩級」（epic）的貿易協定接近完成；兩週之後，財政部長姆努欽（Steven Mnuchin）對媒體表示談判已經進入「最後階段」(final laps)。如果僅僅是看這些內容，讀者很容易得出談判即將於5月完成的印象。

但細心的讀者很容易發現，幾乎所有樂觀的聲音都來自庫德洛和姆努欽兩個人。而美國談判團隊內部，相對鷹派的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則在同一時期不斷調低預期，強調談判還需要「耐心」；同時，雖然目前沒有公職，但仍然與白宮保持千絲萬縷聯繫的前總統顧問班農（Steve Bannon）則每每在市場樂觀情緒高漲時出來潑冷水，要求總統對中國保持強硬。特朗普身邊的「紅臉」和「白臉」勢均力敵，雙方所釋放的矛盾信息不僅讓媒體迷惑，也極有可能影響了注意力有限的特朗普對談判結果的預期和對進展的判斷。根據他的推特，特朗普似乎一度採信了姆努欽和庫德洛的簡報，認為協議已經接近達成。但此後「白臉」一方對其提供的截然不同的評估則讓特朗普產生了期待的落差，惱怒之下推動了關税升級的決定。

貿易談判是沒有天然截止日期的，所有表面上的「最後期限」都是談判工具。

貿易談判是沒有天然截止日期的，所有表面上的「最後期限」都是談判工具。同時，談判的複雜難度又與參與者的數量成反比，參與者越多，過程越複雜。而美國談判團隊內部的不同立場如此分明，這就讓預測談判何時結束變得像是預測明年今日下午兩點的天氣——與其說是科學，不如說是運氣。

「談判期間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對媒體保密」，一位親自主導關鍵談判的美國高級談判代表曾這樣分享他的工作心得，「不然雙方的媒體就會不斷地逼問本國談判代表向對方做出了什麼讓步，進而激發國內強硬輿論，讓談判變得困難。」

此前有一些報導將談判在5月急轉直下的原因歸結為中國單方面「反悔」。有經驗的讀者應該對此類內容有保留地閲讀。複雜談判常常具有「在最終全部敲定之前，任何條件都不是最終的」（nothing is agreed until everything is agreed）的特點，一時的提議往往隨着對方的立場和談判環境而迅速改變，有經驗的談判者更是會對媒體進行一些選擇性的消息透露，作為談判戰術，因此談判期間的一些選擇性的媒體「放風」往往不能完全取信。有些談判的過程可能永遠都不會公開，公眾基本沒有可能依靠媒體準確預知協議的具體內容。

那麼，關於談判，我們究竟知道什麼？

雖然具體何時結束無法預測，但談判 「速戰速決」已經沒有可能。隨着美國2020選舉週期的臨近，特朗普的連任因素將讓北京和華盛頓在談判桌上更為保守。對於北京來說，美國最近幾年在重大國際條約上的前後搖擺（如在安全領域退出伊朗核條約，以及在經濟方面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往往由選戰觸發。選舉政治的壓力將迫使特朗普對中國保持強硬，而下一任總統的不確定性將使北京有動力觀望等待，而這些因素都將拖延談判的時間。

選舉政治的壓力將迫使特朗普對中國保持強硬，而下一任總統的不確定性將使北京有動力觀望等待，而這些因素都將拖延談判的時間。

即使達成任何協議，也將是局部的。許多議題根本不在談判桌上，比如雙邊人員交流（如孔子學院和在美華裔研究人員的處境），美國不斷收緊的針對中資企業的安全審查，以及敵意漸強的科技競爭（如孟晚舟案）。主導這些政策的，並不是隨特朗普的政治任命官員，而是「政治中立」、常年深耕華盛頓的職業官僚。即使特朗普不能連任，這些政策方向也不會改變。一份貿易協議，或許可以避免中美在經濟上繼續公開正面衝突，但卻無法阻斷其他領域的暗流洶湧。

除了 「已知」和「不可知」，接下來的貿易談判還有一個較大的變數，就是中美圍繞關税撤除條件展開的博弈，任何協議的達成，都無法繞開這一問題。

最大變數

中國官方《人民日報》在雙方宣布關税升級後（5月13日）的一篇評論中列舉了中國的三個「核心關切」，罕見地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信息。這三個關切基本可以理解為當前談判的難點：1）取消全部加徵關税；2）貿易採購數字要符合實際；以及 3）改善文本平衡性。

後兩者比較好理解，簡單來說就是中國認為美國提出的一次性貿易採購數字太大，以及美國的文本草案將貿易問題歸結為中國的過錯，令北京難以接受。這兩點相對技術性較強，雙方都有不少妥協餘地。但第一條很可能將成為重大障礙。美國當前的朝野共識之一，是在最終協議中需要含有貿易保障性條款（safeguard measures），也就是說，除非美國認可中國已經完全履行其談判承諾，否則美國不會撤除關税。

鷹派將這樣的條款視為對中國的制裁，以懲罰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的許多「鑽空子」行為。即使在不少美國的對華温和派看來，這樣的條款也有其必要，其邏輯是：中國必須要改革其經濟模式才能緩和與美國的衝突，而這些改革大部分都不是一夜之間可以完成的，往往需要時間。在中國最終完成改革之前，實行一些「貿易過渡」措施對雙方都有好處。對美國來說這可以說服強硬派中國有決心改革，而對中國來說，這也增加了改革的迫切性（所謂「倒逼改革」論）。

在閉門交流中，一位曾經參與中國入世談判的高級財經官員承認了「倒逼改革」的必要性，但他也坦言這樣的條件政治上很難接受，主要是「無法說服國內輿論」。可以理解，類似的內容，如果沒有任何政治包裝，很容易引發「不平等條約」的國內批評，對北京來說難以下嚥。但這並不意味這樣的內容完全沒有可能成為協議的一部分。

上述這位官員，自己參加的中國入世談判，就在最後的協議中包含了類似內容：歐美在中國入世後的15年內保留了對中國按照「非市場經濟」標準執行嚴厲反傾銷措施的權利。而美國則在中國入世後的12年內保留了對中國產品單方面反傾銷（421條款） 權利。美國在5月10號宣布對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提高關税的舉動，也為其未來分階段、有條件地撤除這些關税制造了更多的條件。在接下來的貿易談判中，中美將圍繞這一問題展開激烈的博弈。如果可以在這一問題上達成一致，那麼其他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反之，其他議題上的妥協都沒有意義。

不少人將今日的中美貿易談判形容為中國二次「入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兩者有許多相似之處：兩次談判的議題都超越了貿易本身，包含了廣泛的經濟乃至體制問題；兩次談判都在很大程度上以外部衝擊的方式，拷問中國國內改革的決心。

如果歷史是某種借鑑的話，當下的貿易談判也正在朝着「持久戰」的方向演化。

越是利害重大，談判之路越是崎嶇。中國從1986年提出恢復關貿總協定成員資格，到2001年完成加入世貿組織談判，花了整整15年時間，這期間談判破裂、停滯、重啟、反覆是常態。如果歷史是某種借鑑的話，當下的貿易談判也正在朝着「持久戰」的方向演化。中美在2019年5月的這一輪貿易對抗升級，對於此前不少對與談判前景抱有某種樂觀期待的人來說，算是一劑不錯的清醒藥。

（楊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