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杨路：中美贸易谈判的已知、不可知、以及变数

中美双方最新一轮的关税升级将贸易战的赌注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从2018年3月美国正式启动“301调查”开始，贸易战几乎每周都有进展。公众关注度高的同时，大量臆测和噪音也随之而来。因此在谈判进入下一个阶段前，极有必要盘点一下我们到底知道什么，以及不知道什么。

首先是不知道的

我们无法预知谈判何时结束，也无法实时了解谈判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关于双方接近达成协议的乐观声音，几乎全部来自美国官员的媒体表态和特朗普的推特。比如，2月28日，总统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宣布中美谈判进展“良好”（terrific），并且十分接近达成“历史性”（historical）协议；4月4日，特朗普宣称一个“史诗级”（epic）的贸易协定接近完成；两周之后，财政部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对媒体表示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final laps)。如果仅仅是看这些内容，读者很容易得出谈判即将于5月完成的印象。

但细心的读者很容易发现，几乎所有乐观的声音都来自库德洛和姆努钦两个人。而美国谈判团队内部，相对鹰派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则在同一时期不断调低预期，强调谈判还需要“耐心”；同时，虽然目前没有公职，但仍然与白宫保持千丝万缕联系的前总统顾问班农（Steve Bannon）则每每在市场乐观情绪高涨时出来泼冷水，要求总统对中国保持强硬。特朗普身边的“红脸”和“白脸”势均力敌，双方所释放的矛盾信息不仅让媒体迷惑，也极有可能影响了注意力有限的特朗普对谈判结果的预期和对进展的判断。根据他的推特，特朗普似乎一度采信了姆努钦和库德洛的简报，认为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但此后“白脸”一方对其提供的截然不同的评估则让特朗普产生了期待的落差，恼怒之下推动了关税升级的决定。

贸易谈判是没有天然截止日期的，所有表面上的“最后期限”都是谈判工具。

贸易谈判是没有天然截止日期的，所有表面上的“最后期限”都是谈判工具。同时，谈判的复杂难度又与参与者的数量成反比，参与者越多，过程越复杂。而美国谈判团队内部的不同立场如此分明，这就让预测谈判何时结束变得像是预测明年今日下午两点的天气——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运气。

“谈判期间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对媒体保密”，一位亲自主导关键谈判的美国高级谈判代表曾这样分享他的工作心得，“不然双方的媒体就会不断地逼问本国谈判代表向对方做出了什么让步，进而激发国内强硬舆论，让谈判变得困难。”

此前有一些报导将谈判在5月急转直下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单方面“反悔”。有经验的读者应该对此类内容有保留地阅读。复杂谈判常常具有“在最终全部敲定之前，任何条件都不是最终的”（nothing is agreed until everything is agreed）的特点，一时的提议往往随着对方的立场和谈判环境而迅速改变，有经验的谈判者更是会对媒体进行一些选择性的消息透露，作为谈判战术，因此谈判期间的一些选择性的媒体“放风”往往不能完全取信。有些谈判的过程可能永远都不会公开，公众基本没有可能依靠媒体准确预知协议的具体内容。

那么，关于谈判，我们究竟知道什么？

虽然具体何时结束无法预测，但谈判 “速战速决”已经没有可能。随着美国2020选举周期的临近，特朗普的连任因素将让北京和华盛顿在谈判桌上更为保守。对于北京来说，美国最近几年在重大国际条约上的前后摇摆（如在安全领域退出伊朗核条约，以及在经济方面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往往由选战触发。选举政治的压力将迫使特朗普对中国保持强硬，而下一任总统的不确定性将使北京有动力观望等待，而这些因素都将拖延谈判的时间。

选举政治的压力将迫使特朗普对中国保持强硬，而下一任总统的不确定性将使北京有动力观望等待，而这些因素都将拖延谈判的时间。

即使达成任何协议，也将是局部的。许多议题根本不在谈判桌上，比如双边人员交流（如孔子学院和在美华裔研究人员的处境），美国不断收紧的针对中资企业的安全审查，以及敌意渐强的科技竞争（如孟晚舟案）。主导这些政策的，并不是随特朗普的政治任命官员，而是“政治中立”、常年深耕华盛顿的职业官僚。即使特朗普不能连任，这些政策方向也不会改变。一份贸易协议，或许可以避免中美在经济上继续公开正面冲突，但却无法阻断其他领域的暗流汹涌。

除了 “已知”和“不可知”，接下来的贸易谈判还有一个较大的变数，就是中美围绕关税撤除条件展开的博弈，任何协议的达成，都无法绕开这一问题。

最大变数

中国官方《人民日报》在双方宣布关税升级后（5月13日）的一篇评论中列举了中国的三个“核心关切”，罕见地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这三个关切基本可以理解为当前谈判的难点：1）取消全部加征关税；2）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以及 3）改善文本平衡性。

后两者比较好理解，简单来说就是中国认为美国提出的一次性贸易采购数字太大，以及美国的文本草案将贸易问题归结为中国的过错，令北京难以接受。这两点相对技术性较强，双方都有不少妥协余地。但第一条很可能将成为重大障碍。美国当前的朝野共识之一，是在最终协议中需要含有贸易保障性条款（safeguard measures），也就是说，除非美国认可中国已经完全履行其谈判承诺，否则美国不会撤除关税。

鹰派将这样的条款视为对中国的制裁，以惩罚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许多“钻空子”行为。即使在不少美国的对华温和派看来，这样的条款也有其必要，其逻辑是：中国必须要改革其经济模式才能缓和与美国的冲突，而这些改革大部分都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往往需要时间。在中国最终完成改革之前，实行一些“贸易过渡”措施对双方都有好处。对美国来说这可以说服强硬派中国有决心改革，而对中国来说，这也增加了改革的迫切性（所谓“倒逼改革”论）。

在闭门交流中，一位曾经参与中国入世谈判的高级财经官员承认了“倒逼改革”的必要性，但他也坦言这样的条件政治上很难接受，主要是“无法说服国内舆论”。可以理解，类似的内容，如果没有任何政治包装，很容易引发“不平等条约”的国内批评，对北京来说难以下咽。但这并不意味这样的内容完全没有可能成为协议的一部分。

上述这位官员，自己参加的中国入世谈判，就在最后的协议中包含了类似内容：欧美在中国入世后的15年内保留了对中国按照“非市场经济”标准执行严厉反倾销措施的权利。而美国则在中国入世后的12年内保留了对中国产品单方面反倾销（421条款） 权利。美国在5月10号宣布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提高关税的举动，也为其未来分阶段、有条件地撤除这些关税制造了更多的条件。在接下来的贸易谈判中，中美将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激烈的博弈。如果可以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那么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反之，其他议题上的妥协都没有意义。

不少人将今日的中美贸易谈判形容为中国二次“入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两次谈判的议题都超越了贸易本身，包含了广泛的经济乃至体制问题；两次谈判都在很大程度上以外部冲击的方式，拷问中国国内改革的决心。

如果历史是某种借鉴的话，当下的贸易谈判也正在朝着“持久战”的方向演化。

越是利害重大，谈判之路越是崎岖。中国从1986年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成员资格，到2001年完成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花了整整15年时间，这期间谈判破裂、停滞、重启、反复是常态。如果历史是某种借鉴的话，当下的贸易谈判也正在朝着“持久战”的方向演化。中美在2019年5月的这一轮贸易对抗升级，对于此前不少对与谈判前景抱有某种乐观期待的人来说，算是一剂不错的清醒药。

（杨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