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彭劭：層層監管為何失效？ 疫苗危機中被權力結構踐踏的「職業精神」

2019年2月25日，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就疫苗問題答記者問時表示：「中國疫苗應該是世界上最好的疫苗之一」。放在近年來中國大陸疫苗危機頻發的背景下，這番表態看上去格外有諷刺意義。

然而，高福主任的表態並非故作驚人之語。前中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CFDA）領導監督司司長李國慶三年前也曾說，中國疫苗監管體系「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中國的疫苗監管體系2014年就已經通過世界衞生組織的評估。監管單位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藥品生產監督管理辦法》、《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認證管理辦法》等眾多規定可援引，對疫苗生產流通的各個環節進行監督管理。

然而在問題的另一面，據不完全統計，從2004年至今中國至少發生12起疫苗事件：江蘇宿遷假疫苗案、安徽甲肝疫苗異常、山西疫苗事件、大連狂犬疫苗案、廣西來賓假狂犬疫苗事件、江蘇延申疫苗造假案、山東濰坊非法疫苗案、乙肝疫苗系列死亡事件、山東疫苗案、長生生物武漢生物系列事件、江蘇金湖過期疫苗事件、石家莊疫苗錯種事件。

在2018年長春長生生物有限公司狂犬疫苗事件爆發後，記者發現其狂犬疫苗的生產本應有着嚴格流程，每一個階段都有數次檢查，僅僅成品檢定就有11項檢查。然而，為什麼有着「世界先進水平」的疫苗監管體系會層層失效？在長春長生公司，以及其他疫苗生產公司，生產各個環節的專業人員，是真的檢測不出還是知情不報？

無論是何種情況，讓公眾痛心疾首的，是在疫苗生產這個標準苛刻的領域裏，起碼職業精神的喪失和行業監督體系的完全失效。

中國社會結構的先天基因阻礙職業精神生長

在英文中，職業「profession」一詞的詞根為「profess」，意為「宣誓」、「宣稱」或「承諾」。體現着專業人士在執業中對於服務對象及社會的承諾。在雙方發生業務聯繫時，圍繞着業務的共識達成，「契約」隨即產生。因此「職業」概念本身即有着強烈的契約精神意味。被尊稱為「現代醫學之父」的古希臘醫師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以其名字傳世的誓言便可作為例證，在誓言中，希波克拉底強調自己的專業知識，並保護病人隱私。至今，西方醫學院畢業生的誓言仍以《希波克拉底誓言》為藍本。

職業「profession」一詞的詞根為「profess」，意為「宣誓」、「宣稱」或「承諾」。體現着專業人士在執業中對於服務對象及社會的承諾。

進入現代社會之後，社會分工逐步精細化。在西方，圍繞職業精神形成了一整套理念及思維方式，包括從業者需要具備的專業知識、行為規範、行業自治、同行監督及評價等諸多方面要素，此外還包含專業人士本身的職業榮譽感。

需要強調的是，職業精神並不是一個抽象空泛的道德概念，而是通過一系列可操作手段，如法律、行業規範、從業資質認證的頒發和剝奪、基於同行評議等機制的等級、職務晉升制度等得以實現的一個體系，也正是這個體系的存在，讓層層監管職責分明，形成一個行業的監督體系。

按照英國法學家、牛津大學教授梅因（Sir Henry Maine）的理論，中國傳統社會與中世紀以前的西方社會，都屬於向「契約社會」轉型前的「身份社會」。在身份社會中，個人的權利和義務均由其身份決定。1949年中共建政，整個社會從意識形態到社會組織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但舊有的身份社會特徵非但沒有得到改變，反而得以加強。

1949年中共建政，整個社會從意識形態到社會組織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但舊有的身份社會特徵非但沒有得到改變，反而得以加強。

在意識形態上，經過1950年代「社會主義改造」之後的中國大陸，身份社會的烙印非常明顯。如學者所述，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出現的一系列新的身份，在國家制度的支持下得以充分發展，成為組織更嚴密、覆蓋面更廣的新的身份傳統（王愛雲《試析新中國成立後我國身份社會的形成及其影響》）。19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前，中共主政下的身份社會主要是以家庭出身（階級）為依據進行身份劃分。此後直至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出身為主的政治身份得以延伸至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體國民以「農業」、「非農業」為標準進行二元劃分，城鎮居民中又劃為「幹部」、「工人」類別。在各自群體內部，又劃出全國統一的等級制度，由「地區差異」加以修正。這些劃分標準，從根本上決定了國民雖然法律意義上同為「公民」，但所享有的政治待遇、物質等方面有極大差別。

隨着計劃經濟的鬆動，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身份社會的特點有所弱化，但並未消除。在某些領域，舊有制度依然施行，比如戶籍制度和幹部等級體系。在政治和經濟生活中，技術人員的待遇也依然沿用舊有的體系以體現級別待遇差別。中國事實上存在着官方體系與民間領域的「雙軌制」，整個社會依然是權力為導向的身份社會。

以權力為主導的身份社會結構，使得職業精神所強調的第一要素——契約精神被最大程度地弱化，從業者不再以自己的專業知識來履行職責，而代之以空泛的「道德標準」作為終極目標。

這種以權力為主導的身份社會結構，使得職業精神所強調的第一要素——契約精神被最大程度地弱化，從業者不再以自己的專業知識來履行職責，而代之以空泛的「道德標準」作為終極目標。按照中國官方的理論，所有職業的目標均是「為人民服務」。與西方醫學生誓詞中諸如「保護病人隱私」、「尊重同行技術領域」等操作性極強的條目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醫學生誓言》裏，卻出現諸如「志願獻身醫學，熱愛祖國，忠於人民，恪守醫德，尊師守紀，刻苦鑽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發展」等空泛道德話語，其內容缺乏可操作性。這種以權力為主導、以道德為標榜的模式一旦滲入到社會各行各業，任何行業都難以培養起正常的職業精神、以及由此產生的一套職業監督體系。

外行領導內行，屁股決定大腦

當權力凌駕於職業精神之上，讓專業人士失去話語權，就形成所謂的「屁股決定大腦」的現象。

在尊重契約精神的環境下，專業人士具在其領域內專有的權力（power），包括基於專業知識和經驗，不受外力干擾而獨立客觀地就專業事物做出客觀判斷，並加以實行的權力、對同業者的職業操守進行監督、對其專業成績進行客觀評判的權力等。如在公務員隊伍中，歐美國家普遍將「行政官」與「事務官」相分離，前者由選舉或任命產生，通常扮演決策者角色，但其決策過程所需的專業性信息，則由與之對應的「事務官」提供。後者須具有專業性，保持政治中立，不受政黨交替等因素影響，僅對專業領域負責。輔以明晰的職權劃分，這種制度實現了國家行政體系基本限度的專業化。

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不少技術官僚雖出身專業領域，但一旦進入官僚系統並上升到一定層級，本質上就已經脱離了職業團體，成為權力體系的一部分。

權力凌駕於職業精神之上，還表現在原本專業出身的人士，在權力至上的環境下也會削弱甚至喪失職業精神。受傳統文化影響，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不少技術官僚雖出身專業領域，但一旦進入官僚系統、在權力階梯上升到一定層級，本質上就已經脱離了職業團體，成為權力體系的一部分。當權力需要與專業判斷出現矛盾時，這些「前專業人士」或「偽專業人士」的雙重身份，往往選擇倒向權力一方，對職業精神造成損害。這就是為什麼有些官員看似具有專業背景，但其言行往往表現得並不專業的原因。

而最近震動中國大陸的長春長生疫苗醜聞，再明顯不過地展示了這種外行領導內行、權力操弄技術的特徵。中國「疫苗之王」、長春長生掌門人高俊芳是中專畢業，本是一個會計；其丈夫張友奎在長春長生任副總經理、銷售總監，兒子張洺豪是副董事長、副總經理，三人均為非專業出身的高管。

2019年2月2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對吉林長春長生公司問題疫苗做出了處理，對6名中管幹部作出予以免職、責令辭職、要求引咎辭職等處理，對涉嫌職務犯罪的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吳湞給予開除黨籍處分並移送檢察機關。同時，有關部門和地方對涉及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管總局、國家藥監局、吉林省各級藥品監管部門、長春市政府及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等42名非中管幹部進行處理，其中，廳局級幹部13人、縣處級幹部23人、鄉科級及以下幹部6人，對原吉林省食品藥品監管局3名責任人給予開除黨籍處分並移送檢察機關，對包括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管總局1名副司長、原吉林省食品藥品監管局兩名副局長在內的6名責任人給予留黨察看或撤職處分，對29名責任人給予其他黨紀政務處分。

裁撤官員，似乎是中國自古以來處理社會危機的不二法門；雷霆手段更是不乏叫好之聲。但在這份「眉毛鬍子一把抓」、缺少細節的處理名單中，我們很難發現技術與非技術官僚的差別，更難以追查疫苗生產過程中，層層監管具體負責人的責任，更別提專業人士的意見。

行業團體的集體失聲與失職

讓專業人士失去權威、並在生產過程中毫無決策和監督權力的一個重要後果，便是中國行業共同體意識的喪失，由此導致行業協會淪為黨政工作的工具或擺設。

例如2017年11月，中國國務院通過了當時國家衞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關於設立「中國醫師節」的申請，決定自2018年起，將每年8月19日設為「中國醫師節」。耐人尋味的是，中國醫師協會（CMDA）早在2011年6月即宣布，從當年起每年6月26日定為「醫師節」。然而在此後的七八年間，這一節日即使在醫生群體內部也鮮為人知。由此可見，這個「全國性、行業性、非營利組織」的「國家一級社會團體」，無論在行業內，還是在民間，其認同度都讓人懷疑，也當然更不可能對職業精神的塑造和監督起到作用。

因此，面對專業領域頻發的公共事件，行業共同體與專業人士的集體失聲，也就不足為奇。如中國醫學類社會團體中最為權威的中華醫學會，最近的一次公開聲明是在2013年，當時與中國醫師協會、醫院協會及衞生法學會聯合就暴力傷醫事件表態。而在處理疫苗危機這樣的公共事件時（如2016年山西疫苗案），中國官方會以中華醫學會的名義派駐專家指導危機應對，但其表明立場的作用則被官方的公權力機構替代。僅有少數醫生在諸如惡性傷醫事件發生後，通過微博、微信等自媒體平台發聲。

面對專業領域頻發的公共事件，行業共同體與專業人士的集體失聲，也就不足為奇。

中共中央機關報之一的《光明日報》在2014年曾發表評論文章《自媒體時代呼喚醫生發聲》，指出「醫者應該有聲音，有立場、有專業、有擔當的聲音」。隨後推出了《請醫生說說心裏話》系列專欄文章。但這無法扭轉「萬馬齊喑」的局面。如今，這些專欄文章的網頁鏈接已經成為「404 Not Found」。

專業人士無法發聲的同時，非專業人士卻還能偏偏成為專業人士的領導，這種咄咄怪事卻不再稀奇。身兼董事長、總經理、財務總監等多個職務的長春長生實際控制人高俊芳，在眾多頭銜中還有一個極具專業水準的專業團體的領導者身份——吉林省預防醫學會第五屆副會長。而根據中國預防醫學會的《章程》第八條「會員」有關規定，僅具有中專會計專業學歷的高俊芳，不符合任何一條入會資質要求。而中國預防醫學會在此次疫苗事件中卻始終未發聲。這些職業團體的失聲乃至失職，不僅失去了職業精神中起碼的專業與契約精神要求，更是對本行業從業人員的侮辱。

專業人員自律與榮譽感的消失

在西方，現代職業精神還包括同行間相互監督、行業團體成員資質的鑑定及剝奪、績效評價等等。然而，由於職業精神遭到極大踐踏，在中國大陸這些都逐漸淪為笑話。

近年來，中國學者因學術不端而導致的國際期刊論文撤回事件中，生物醫學領域是重災區。2018年12月，北京大學學術規範課題組在該校一次研討會上發布了《國際期刊撤銷論文統計分析報告（2018）》。該報告選取科學引文數據庫web of science中的4780篇撤稿論文進行分析，發現中國儼然成為「撤稿大國」；從學科分布看，生物學、醫學佔比最高。

近年來，中國學者因學術不端而導致的國際期刊論文撤回事件中，生物醫學領域是重災區。

頻發的中國醫學學術論文造假，事實上凸顯了執業醫師在一個由論文、而非診治水平作為唯一評價指標的體系中，為最大限度地通過滿足行政權力設置的標準，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而忽視職業倫理和行業操守的現象。

在專業人士毫無決斷權力、專業團體又毫無示範監督作用時，從業人員自然會失去對本職業的榮譽感和起碼的職業精神。仍以長春長生事件為例，據報導截至2015年3月31日，該公司共有員工1077人，其中72.79%為生產及品質管理人員。而在狂犬疫苗生產流程的十個步驟、三十多項檢測中，為何七百多人的生產和品質管理人員遲遲不能發現問題？讓人唯一略感慰藉的是，長春長生東窗事發，正是來自一位老員工的實名舉報。可是，關係到千萬個家庭身心健康的疫苗安全問題，難道只能寄託在一個人的良心上嗎？守護這一行業的職業精神去了哪裏？

批示無法解決問題

長久以來的身份社會殘餘和權力結構，不僅造就了當下中國職業精神淡漠，也是疫苗層層監控歸於失效的深層原因。

長春長生疫苗事件曝光不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批示：「一查到底嚴肅問責，始終把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放在首位，堅決守住安全底線」，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批示：「必須給全國人民一個明明白白的交代」。2019年1月，江蘇金湖、河北石家莊又接連出現疫苗過期、錯種事件。如前文所述，近十餘年來平均將近每年一起疫苗醜聞，當同樣的問題普遍在這個社會反覆出現的時候，它已經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體制問題。

前捷克總統哈維爾在《給胡薩克的公開信》中質問：「在今天這種文化閹割之後，明天這個民族將忍受多麼深刻的智力上的和道德上的軟弱無能?」 當下的中國，可以說正在忍受着哈維爾所說的「智力上的和道德上的軟弱無能」。長久以來的身份社會殘餘和權力結構，不僅造就了當下中國職業精神淡漠，也是疫苗層層監控歸於失效的深層原因。若是體制無變化，僅僅靠最高領導人的批示是無法解決問題的。

（彭劭，生物醫學工程專業博士，自由撰稿人，旅居美國、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