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彭劭：层层监管为何失效？ 疫苗危机中被权力结构践踏的“职业精神”

2019年2月25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就疫苗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疫苗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疫苗之一”。放在近年来中国大陆疫苗危机频发的背景下，这番表态看上去格外有讽刺意义。

然而，高福主任的表态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前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领导监督司司长李国庆三年前也曾说，中国疫苗监管体系“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疫苗监管体系2014年就已经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估。监管单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等众多规定可援引，对疫苗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管理。

然而在问题的另一面，据不完全统计，从2004年至今中国至少发生12起疫苗事件：江苏宿迁假疫苗案、安徽甲肝疫苗异常、山西疫苗事件、大连狂犬疫苗案、广西来宾假狂犬疫苗事件、江苏延申疫苗造假案、山东潍坊非法疫苗案、乙肝疫苗系列死亡事件、山东疫苗案、长生生物武汉生物系列事件、江苏金湖过期疫苗事件、石家庄疫苗错种事件。

在2018年长春长生生物有限公司狂犬疫苗事件爆发后，记者发现其狂犬疫苗的生产本应有着严格流程，每一个阶段都有数次检查，仅仅成品检定就有11项检查。然而，为什么有着“世界先进水平”的疫苗监管体系会层层失效？在长春长生公司，以及其他疫苗生产公司，生产各个环节的专业人员，是真的检测不出还是知情不报？

无论是何种情况，让公众痛心疾首的，是在疫苗生产这个标准苛刻的领域里，起码职业精神的丧失和行业监督体系的完全失效。

中国社会结构的先天基因阻碍职业精神生长

在英文中，职业“profession”一词的词根为“profess”，意为“宣誓”、“宣称”或“承诺”。体现着专业人士在执业中对于服务对象及社会的承诺。在双方发生业务联系时，围绕着业务的共识达成，“契约”随即产生。因此“职业”概念本身即有着强烈的契约精神意味。被尊称为“现代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以其名字传世的誓言便可作为例证，在誓言中，希波克拉底强调自己的专业知识，并保护病人隐私。至今，西方医学院毕业生的誓言仍以《希波克拉底誓言》为蓝本。

职业“profession”一词的词根为“profess”，意为“宣誓”、“宣称”或“承诺”。体现着专业人士在执业中对于服务对象及社会的承诺。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社会分工逐步精细化。在西方，围绕职业精神形成了一整套理念及思维方式，包括从业者需要具备的专业知识、行为规范、行业自治、同行监督及评价等诸多方面要素，此外还包含专业人士本身的职业荣誉感。

需要强调的是，职业精神并不是一个抽象空泛的道德概念，而是通过一系列可操作手段，如法律、行业规范、从业资质认证的颁发和剥夺、基于同行评议等机制的等级、职务晋升制度等得以实现的一个体系，也正是这个体系的存在，让层层监管职责分明，形成一个行业的监督体系。

按照英国法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梅因（Sir Henry Maine）的理论，中国传统社会与中世纪以前的西方社会，都属于向“契约社会”转型前的“身份社会”。在身份社会中，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均由其身份决定。1949年中共建政，整个社会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组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旧有的身份社会特征非但没有得到改变，反而得以加强。

1949年中共建政，整个社会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组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旧有的身份社会特征非但没有得到改变，反而得以加强。

在意识形态上，经过19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中国大陆，身份社会的烙印非常明显。如学者所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现的一系列新的身份，在国家制度的支持下得以充分发展，成为组织更严密、覆盖面更广的新的身份传统（王爱云《试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身份社会的形成及其影响》）。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中共主政下的身份社会主要是以家庭出身（阶级）为依据进行身份划分。此后直至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出身为主的政治身份得以延伸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体国民以“农业”、“非农业”为标准进行二元划分，城镇居民中又划为“干部”、“工人”类别。在各自群体内部，又划出全国统一的等级制度，由“地区差异”加以修正。这些划分标准，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民虽然法律意义上同为“公民”，但所享有的政治待遇、物质等方面有极大差别。

随着计划经济的松动，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身份社会的特点有所弱化，但并未消除。在某些领域，旧有制度依然施行，比如户籍制度和干部等级体系。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技术人员的待遇也依然沿用旧有的体系以体现级别待遇差别。中国事实上存在着官方体系与民间领域的“双轨制”，整个社会依然是权力为导向的身份社会。

以权力为主导的身份社会结构，使得职业精神所强调的第一要素——契约精神被最大程度地弱化，从业者不再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履行职责，而代之以空泛的“道德标准”作为终极目标。

这种以权力为主导的身份社会结构，使得职业精神所强调的第一要素——契约精神被最大程度地弱化，从业者不再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履行职责，而代之以空泛的“道德标准”作为终极目标。按照中国官方的理论，所有职业的目标均是“为人民服务”。与西方医学生誓词中诸如“保护病人隐私”、“尊重同行技术领域”等操作性极强的条目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学生誓言》里，却出现诸如“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等空泛道德话语，其内容缺乏可操作性。这种以权力为主导、以道德为标榜的模式一旦渗入到社会各行各业，任何行业都难以培养起正常的职业精神、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套职业监督体系。

外行领导内行，屁股决定大脑

当权力凌驾于职业精神之上，让专业人士失去话语权，就形成所谓的“屁股决定大脑”的现象。

在尊重契约精神的环境下，专业人士具在其领域内专有的权力（power），包括基于专业知识和经验，不受外力干扰而独立客观地就专业事物做出客观判断，并加以实行的权力、对同业者的职业操守进行监督、对其专业成绩进行客观评判的权力等。如在公务员队伍中，欧美国家普遍将“行政官”与“事务官”相分离，前者由选举或任命产生，通常扮演决策者角色，但其决策过程所需的专业性信息，则由与之对应的“事务官”提供。后者须具有专业性，保持政治中立，不受政党交替等因素影响，仅对专业领域负责。辅以明晰的职权划分，这种制度实现了国家行政体系基本限度的专业化。

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不少技术官僚虽出身专业领域，但一旦进入官僚系统并上升到一定层级，本质上就已经脱离了职业团体，成为权力体系的一部分。

权力凌驾于职业精神之上，还表现在原本专业出身的人士，在权力至上的环境下也会削弱甚至丧失职业精神。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不少技术官僚虽出身专业领域，但一旦进入官僚系统、在权力阶梯上升到一定层级，本质上就已经脱离了职业团体，成为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当权力需要与专业判断出现矛盾时，这些“前专业人士”或“伪专业人士”的双重身份，往往选择倒向权力一方，对职业精神造成损害。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官员看似具有专业背景，但其言行往往表现得并不专业的原因。

而最近震动中国大陆的长春长生疫苗丑闻，再明显不过地展示了这种外行领导内行、权力操弄技术的特征。中国“疫苗之王”、长春长生掌门人高俊芳是中专毕业，本是一个会计；其丈夫张友奎在长春长生任副总经理、销售总监，儿子张洺豪是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三人均为非专业出身的高管。

2019年2月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吉林长春长生公司问题疫苗做出了处理，对6名中管干部作出予以免职、责令辞职、要求引咎辞职等处理，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浈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检察机关。同时，有关部门和地方对涉及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吉林省各级药品监管部门、长春市政府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42名非中管干部进行处理，其中，厅局级干部13人、县处级干部23人、乡科级及以下干部6人，对原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3名责任人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检察机关，对包括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1名副司长、原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两名副局长在内的6名责任人给予留党察看或撤职处分，对29名责任人给予其他党纪政务处分。

裁撤官员，似乎是中国自古以来处理社会危机的不二法门；雷霆手段更是不乏叫好之声。但在这份“眉毛胡子一把抓”、缺少细节的处理名单中，我们很难发现技术与非技术官僚的差别，更难以追查疫苗生产过程中，层层监管具体负责人的责任，更别提专业人士的意见。

行业团体的集体失声与失职

让专业人士失去权威、并在生产过程中毫无决策和监督权力的一个重要后果，便是中国行业共同体意识的丧失，由此导致行业协会沦为党政工作的工具或摆设。

例如2017年11月，中国国务院通过了当时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设立“中国医师节”的申请，决定自2018年起，将每年8月19日设为“中国医师节”。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医师协会（CMDA）早在2011年6月即宣布，从当年起每年6月26日定为“医师节”。然而在此后的七八年间，这一节日即使在医生群体内部也鲜为人知。由此可见，这个“全国性、行业性、非营利组织”的“国家一级社会团体”，无论在行业内，还是在民间，其认同度都让人怀疑，也当然更不可能对职业精神的塑造和监督起到作用。

因此，面对专业领域频发的公共事件，行业共同体与专业人士的集体失声，也就不足为奇。如中国医学类社会团体中最为权威的中华医学会，最近的一次公开声明是在2013年，当时与中国医师协会、医院协会及卫生法学会联合就暴力伤医事件表态。而在处理疫苗危机这样的公共事件时（如2016年山西疫苗案），中国官方会以中华医学会的名义派驻专家指导危机应对，但其表明立场的作用则被官方的公权力机构替代。仅有少数医生在诸如恶性伤医事件发生后，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发声。

面对专业领域频发的公共事件，行业共同体与专业人士的集体失声，也就不足为奇。

中共中央机关报之一的《光明日报》在2014年曾发表评论文章《自媒体时代呼唤医生发声》，指出“医者应该有声音，有立场、有专业、有担当的声音”。随后推出了《请医生说说心里话》系列专栏文章。但这无法扭转“万马齐喑”的局面。如今，这些专栏文章的网页链接已经成为“404 Not Found”。

专业人士无法发声的同时，非专业人士却还能偏偏成为专业人士的领导，这种咄咄怪事却不再稀奇。身兼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等多个职务的长春长生实际控制人高俊芳，在众多头衔中还有一个极具专业水准的专业团体的领导者身份——吉林省预防医学会第五届副会长。而根据中国预防医学会的《章程》第八条“会员”有关规定，仅具有中专会计专业学历的高俊芳，不符合任何一条入会资质要求。而中国预防医学会在此次疫苗事件中却始终未发声。这些职业团体的失声乃至失职，不仅失去了职业精神中起码的专业与契约精神要求，更是对本行业从业人员的侮辱。

专业人员自律与荣誉感的消失

在西方，现代职业精神还包括同行间相互监督、行业团体成员资质的鉴定及剥夺、绩效评价等等。然而，由于职业精神遭到极大践踏，在中国大陆这些都逐渐沦为笑话。

近年来，中国学者因学术不端而导致的国际期刊论文撤回事件中，生物医学领域是重灾区。2018年12月，北京大学学术规范课题组在该校一次研讨会上发布了《国际期刊撤销论文统计分析报告（2018）》。该报告选取科学引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中的4780篇撤稿论文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俨然成为“撤稿大国”；从学科分布看，生物学、医学占比最高。

近年来，中国学者因学术不端而导致的国际期刊论文撤回事件中，生物医学领域是重灾区。

频发的中国医学学术论文造假，事实上凸显了执业医师在一个由论文、而非诊治水平作为唯一评价指标的体系中，为最大限度地通过满足行政权力设置的标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忽视职业伦理和行业操守的现象。

在专业人士毫无决断权力、专业团体又毫无示范监督作用时，从业人员自然会失去对本职业的荣誉感和起码的职业精神。仍以长春长生事件为例，据报导截至2015年3月31日，该公司共有员工1077人，其中72.79%为生产及品质管理人员。而在狂犬疫苗生产流程的十个步骤、三十多项检测中，为何七百多人的生产和品质管理人员迟迟不能发现问题？让人唯一略感慰藉的是，长春长生东窗事发，正是来自一位老员工的实名举报。可是，关系到千万个家庭身心健康的疫苗安全问题，难道只能寄托在一个人的良心上吗？守护这一行业的职业精神去了哪里？

批示无法解决问题

长久以来的身份社会残余和权力结构，不仅造就了当下中国职业精神淡漠，也是疫苗层层监控归于失效的深层原因。

长春长生疫苗事件曝光不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批示：“一查到底严肃问责，始终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批示：“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2019年1月，江苏金湖、河北石家庄又接连出现疫苗过期、错种事件。如前文所述，近十余年来平均将近每年一起疫苗丑闻，当同样的问题普遍在这个社会反复出现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在《给胡萨克的公开信》中质问：“在今天这种文化阉割之后，明天这个民族将忍受多么深刻的智力上的和道德上的软弱无能?” 当下的中国，可以说正在忍受着哈维尔所说的“智力上的和道德上的软弱无能”。长久以来的身份社会残余和权力结构，不仅造就了当下中国职业精神淡漠，也是疫苗层层监控归于失效的深层原因。若是体制无变化，仅仅靠最高领导人的批示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彭劭，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博士，自由撰稿人，旅居美国、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