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喬瑟芬：跳脫國族視角，慰安婦不必是誰的女人、誰的女兒、誰的國民

最近在台灣，慰安婦的歷史再次成為公共輿論的焦點。早先在歷史教育課綱修正過程中，就有人刻意提出「將慰安婦歷史說成自願」的偽新聞；8月14日國際慰安婦日，國民黨在台南立了一個慰安婦紀念銅像（但樣貌和穿著都不符合當時台灣女性），但又發生日本人疑似腳踢慰安婦銅像的風波；接著，9月26日，國民黨前總統馬英九又在公開場合提到「慰安婦和金門『八三一』（1952年至1990年中華民國國防部於福建金門設立的軍妓妓院）不可一概而論」⋯⋯地方選舉在即，慰安婦議題再次成為不同政治立場陣營的對峙工具、與情緒動員的籌碼。

多年來，台灣對慰安婦議題的詮釋，是完全緊扣著政治顏色光譜的。偏藍、偏統的政治立場者，將慰安婦的歷史視為日本政府十惡不赦的明證，堅定地要求日本官方必須對此事表達歉意，某種程度上也貼合著中國官方對此事定下的調性：國仇家恨、民族恥辱。

偏綠、偏獨者在這議題上有兩種態度，其中一種是以人道立場，譴責日軍徵集慰安婦的行為是戰爭暴力，但他們也略顯尷尬，因為太賣力譴責可能讓人覺得自己有「與國民黨和中國站在同一陣線」的嫌疑；另一種，或承繼了家族對日本的情感，或心中仍有對國民黨和中國的憤恨，慰安婦歷史於是成了戰爭下的「必要之惡」，甚至有了「自願說」來為這種暴行開脫。

但不管採取什麼立場，任何一方都難以脫離以「國族對立」去看待慰安婦歷史的視角，不論採取中華國族、台灣國族還是親日國族的立場，最後都走進了異曲同工的困境，而這也讓慰安婦從受害到平反，都落進國族父權幽靈的圈套之中，難以脫身。

從家族到國族的父權

網路輿論常以「女權」、「男權」各執一詞陷入一團混戰。事實上，要解決因性別而造成的不平等，並非喊出空泛的「平權」口號，而是要清楚我們所面對的共同壓迫都叫作「父權」，並突顯出其中的性別差異，而非將所有苦難一致化。

在進入對「慰安婦的歷史詮釋」之前，我想有必要特別說明國族視角與父權之間的關連性，特別在目前網路輿論常以「女權」、「男權」各執一詞陷入一團混戰之際。事實上，要解決因性別而造成的不平等，並非喊出空泛的「平權」口號，或者宣稱自己追求的並非特定性別的利益就可以了，而是要清楚直視我們所面對的共同壓迫——都叫作父權（Patriarchy）。在這樣的壓迫下，我們需要訴說各自有怎樣的遭遇，並突顯出這些遭遇之中的性別差異，而非將所有苦難一致化。這才是瓦解父權價值觀的較好方式。

父權並非指所有男性都是受益者和壓迫者的意思，而是指這個社會的運作規則，是靠著父系血緣的繼承，來為自身的家族和社群持續累積財富、資源、社會地位等優勢，我們姑且稱之為「父權的遊戲規則」。即使身為男性，你仍要滿足這套遊戲規則，才能從其中獲得好處，如果生不對家庭，或是無法滿足遊戲規則的期待（例如身為男同性戀者或無法傳宗接代），仍會受到體制的叱責和懲罰。

在這套規則之下，婚姻與生殖是累積自身優勢的正途，「血緣正統」變得格外重要。由於母親可以很確定生下的孩子與自己一定有血緣關係，但父親無法得知孩子是否真為親生，因此要麼只能選擇相信女性，要麼試圖控制女性的身體與性。父權選擇的正是後者。從此，女性的身體、生育，成了家族財產或所有物的一部份，「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成為指導女性的最高道德。正因為血緣正統與資源、財產和社會地位的繼承息息相關，能否有效掌控女人的身體與性，也就與男性尊嚴緊緊相繫，最終女人難免被工具化，作為男性（國家）之間利益交換、權力結合的渠道之一，而剝奪一個男性對於家族內女性成員的身體與性的處置權，也成為父權遊戲規則中，個人或國家能對對手進行的有效羞辱；儘管這樣的權力，本該屬於女性個人，而從來就不該是家族或國族的。

即使父權體系的社會階序根本不太理會那些沒有資源財產可承繼的人，性別也不保證男性成為勝利者，父權思維仍幻化為各種道德學說，規訓著所有人遵守著同一套遊戲規則。

這樣的思維方式透過數千年文化傳承，深入多數人的潛意識，即使父權體系的社會階序根本不太理會那些沒有資源財產可承繼的人，性別也不保證男性成為勝利者，父權思維仍幻化為各種道德學說，規訓著所有人遵守著同一套遊戲規則。一旦關係到女人的性或身體，這套思維就會悄悄啟動，影響到我們評價一件事情的方式，即使身在已現代化近一個世紀的台灣，也難以倖免。

作為社會的基礎單位之一，家族的父權觀念，自然也深刻影響著我們對於國家的理解與想像，更影響著我們的自我認同，將自身的尊嚴寄於國族的尊嚴。於是當談到「國族」時，我們的假想人格，往往是從那個以男性利益所設定的視角出發，並且就如同為了家族需要而碾壓個體意願一樣，個人經驗的差異，在國族團結的需求下，沒有呼吸的空間。

正因慰安婦的歷史，深深牽繫著女性的身體與性，挑動了社會最敏感的神經，我們更有必要重新檢視父權規則是如何深刻影響著我們。過去多數歷史詮釋始終無法超越國族意識，而是不斷複製將女性當成工具的體系，並且基於此去定義或否認暴行的存在。

韓國的經驗對照

整個抗議場面平和卻又令人戰慄，那戰慄，是因為裏頭容不下不屬非黑即白、超越國族視角的表達與疑問。

在台灣的爭議中，要撇開既有政治立場去談論此事，是不易的：國民黨執政時期，一來慰安婦歷史對任何父權思維都屬「不名譽」的存在，二來受害群體也不屬國民黨主要仰賴的群眾基礎；民進黨執政時期，又牽扯到自身支持者與日本之間的複雜關係。這導致不管哪黨執政，慰安婦的議題在台灣一直都無法受到太主流的關注。

我們的鄰居韓國，對慰安婦歷史有著天差地別的重視程度，從媒體、社會輿論到學校教育，韓國傾全國之力一再訴說、傳遞著這些故事。然而，雖然韓國在慰安婦議題上的氛圍熱烈，但在主要的慰安婦論述中，卻能看出與台灣相似的軌跡。

今年八月，筆者受邀到韓國，對來自九個國家和教派的青年基督徒談台灣婚姻平權的進程，正好遇上韓國慰安婦支援團體「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簡稱挺對協）每週三固定在首爾日本大使館前舉行的抗議活動。自2015年，韓國與日本兩國政府達成《日韓慰安婦問題協定》，以發放「慰問金」的方式取代官方致歉，致使韓國民間無比憤怒，質疑政府出賣人民，因此每週都在首爾日本大使館前集會，宣稱要抗爭到日本正式付起法律責任為止。抗議現場，是民間組織不斷教育、開展社會活動的成果，數年來不曾間斷。

筆者所見，即便適逢盛夏又是暑假，大熱天中午，仍有數百位三十歲以下的學生與年輕世代，自發來到現場，也有上班族放棄午休站在豔陽下跟著吶喊口號，來自韓國各地的團體輪番上台，以歌舞或詩歌朗誦表達對日本政府的不滿以及對慰安婦阿嬤們的支持。整個抗議場面平和卻又令人戰慄，那戰慄，是因為裏頭容不下不屬非黑即白、超越國族視角的表達與疑問。

筆者出發往韓國前，正是韓國學者朴裕河《帝國的慰安婦》一書中文版甫出版之際，因該書如實呈現部份慰安婦的經歷與感受、指出其中針對女性的暴力結構，並且不迴避韓國人本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被視為是「叛國」——不僅被整個韓國輿論譴責怒罵，後來還被起訴。書中引起韓國輿論批評的部分，包括記錄了慰安婦倖存者清楚記得他有過的日本情人，或有人坦言「日本人並非全部都對我們很壞」；更讓韓國人尷尬的是，慰安婦們並非只是被關在房中等著軍人前來進行性交易、被侵犯，他們是跟著軍隊移動，並在戰場上負責很多支援工作，從簡單的洗衣、看護受傷軍人，到搬炸彈挖戰壕都做過，他們不僅僅是提供性服務，也是日軍在戰場上重要的後勤夥伴。

然而這些真實的經驗，卻從未見容於韓國的大眾媒體，更不曾在慰安婦抗爭場合出現。由「挺對協」這類民間組織挑選過的，都是符合簡單正邪對立、國族對抗觀點的故事。朴裕河的書引發民間爭議之餘，相信也會在女性主義內部引發分歧，而這些問題都是至關重要的，卻被簡單的國族仇恨掩飾了。

不論是在韓國、中國，還是台灣，在慰安婦問題上都有相似的反應：作為女人，她的受害是不夠的，她必須是某一個國族的女人，且必須是被欺騙強拉、無辜受迫，她的受害才有了被承認的意義。至於我們「自己」的族人是否也參加過這種共謀，似乎沒什麼人提起；又或者施害者是和我們比較親近、想要成為或感念的對象，那麼那這樣的暴力就有了可以「寬容」的理由，它的暴力程度「可以」被降低。

女性與戰爭

女人的性，是男性陽剛思維主導的戰爭文化下，對敵人所能作出的最大羞辱。但同時，女人的性也可以是對盟友、對為自己上戰場的軍人們最好的「慰問」。

因此在談到女性和戰爭之間的關係前，或許每個人應先自問：我為什麼對慰安婦的歷史感到憤恨？是因為女性的性自主被剝奪、在戰爭中屬於底層？還是因為「我們被外族賤踏了」？而最後這種深切的羞辱感從何而來？恐怕正是因為父權視角下的詮釋，而非人道立場，才讓慰安婦事件成功激起多數人心中的憤怒感。

同樣是性暴力，A事件是一個本國的男性性侵一個本國女性，B事件是一個外國男性性侵本國女性，A事件並不會引起多數人「令人髮指」的憤怒感，那就是一個普通的、經常發生的社會新聞，但B事件會引起的社會關注，可預期會遠超過A事件。

在台灣社會，這種與國族相繫的自卑感還要更複雜一些，B事件中男性加害人的國籍和種族，也會影響社會的反應程度，如果是「進步國家的西方白人」，許多人可能仍像A事件一樣冷淡以對，或指責受害女性「自己不檢點」，但男性加害人若是被台灣眾多人敵視的韓國人，或被我們看不起的「外勞」（正確的稱呼應是「國際移工」），那社會的憤怒反應就會很大。

這樣的情緒反應落差根源是什麼？正是「國族視角」下覺得自身被羞辱後的反應。比我們強大的、我們佩服羨慕的西方白人睡了「我們的女人」，可以生氣，也可以是女人自己賤、女人喜歡CCR（台灣網路用語，指Cross Cultural Romance，跨文化戀愛）自己貼上去，但如果是我們仇視的、敵對的、看不起的民族還碰了「我們的女人」，那就只能是侵門踏戶、罪該萬死。

事實上，戰爭中性暴力的受害者不只有女性，從希臘羅馬時代，就有在戰爭中對戰敗者、俘虜或奴隸，透過性暴力展現凌駕地位的記載，就連近代在波斯灣戰爭中，美軍性侵案的受害者中有很大一部份也是男性。任何性暴力的發生，從來就不只是慾望，更多是「宰制」的心理需求，是透過「性」來羞辱對方的人格，宣告自身凌駕於異族之上的地位，性的暴力在講究生殖能力的陽剛文化下，正是男性能帶給敵人的最大傷害。

只是在幽微的民族情感的驅使下，女性在戰爭中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性暴力對待：女人的性，是男性陽剛思維主導的戰爭文化下，對敵人所能作出的最大羞辱。但同時，女人的性也可以是對盟友、對為自己上戰場的軍人們最好的「慰問」。

若看清這件事，就能了解為什麼我們不該繼續以國族視角的對抗來談論慰安婦的歷史，也能明白為什麼漸漸有越來越多人，特別是女性主義者們，反對繼續用這樣的框架來討論慰安婦的歷史，因為讓女人受害的，正是那種深刻植於多數人腦海的國族情懷。

國族意識下的性剝削與再製造

所有「軍妓」的歷史，其實都是相同的、針對女性的集體暴力。若不跳脫國族的框架，我們的談論不論站在何種立場，都將成為對這些受害女性最具傷害性的諷刺。

所有「軍妓」的歷史，不管徵召者是誰，其實都是相同的、針對女性的集體暴力。若不跳脫國族的框架，我們的談論不論站在何種立場，都將成為對這些受害女性最具傷害性的諷刺。唯有採取一致的標準，我們才有辦法檢視韓國在韓戰中為美軍召集慰安婦的行為，或者台灣曾有過的「八三一」，承認這些都不過是再次重演了對女性的暴力模型，且一樣以「國家」國族為名（撫慰軍人的需要），只不過，壓迫者從異族換成了「自己人」。

正因「國族」的幽靈主宰了所有關於軍妓的討論，韓國在大規模透過國民教育、媒體、學術研究對日本追討戰爭罪行的同時，對韓戰中主動幫美軍建立慰安婦營的歷史絕口不提，也無視當年許多韓國人如何拒斥這些慰安婦重返韓國社會。而台灣持特定政治立場者，談起慰安婦就是跟日本的國仇家恨，卻一再將「八三一」美化為「自願、有薪水的軍中樂園」；同樣，也有人用相同的理由為日本政府的責任開脫，但弔詭的是，在這些人嘴裏，「八三一」又變成是國民黨強徵民女了。

若要真誠地面對那個時代，我們不可能迴避掉這個事實：不論國籍，都有女性是在確實知道要去從事什麼工作的情況下，走入了慰安婦或軍妓的身份。然而，我們必須追問這些「自願」的背後，可曾是完全自主情況下的意願，如果這世界有給過他們平等生存的機會，如果他們不是生在重男輕女的時代，如果不是因為他們的家庭寧可賣掉女兒換取男丁不必被徵召上戰場，他們需要去做這種「選擇」嗎？如果有人深信作為軍妓和慰安婦是「光榮報效國家」，這樣的思想又是誰灌輸的？

這些女性在戰後帶著種種污名，卻往往連本國人的寬容都得不到。更不幸者在戰後遺落在「他國，那樣的過去就成了不能說出口的生命經驗」。

這些女性在戰後帶著種種污名，卻往往連本國人的寬容都得不到。更不幸者在戰後遺落在「他國」——像台籍慰安婦一下從日本人變成了中華民國人——換了身份以後，那樣的過去就成了不能說出口的生命經驗。在這種氛圍下，「國族認同」不過是一個隨時可以轉換、合理化仇恨與暴行的藉口，當性服務的對象是「異族」，那就是「仇恨」，當性服務的對象是「自己人」，那就是「自願和不得已的犧牲」。

事實上不論是韓國還是台灣的慰安婦史實研究，都揭示過慰安婦的成軍過程中經常倚賴著本地人的威脅利誘與幫忙，甚至有時是家人迫於經濟困境的鼓勵或哀求，讓這些女性不得不選擇成為軍妓。只是這些史實，一旦置身國族視角下，就沒有容身之地。

無論戰爭與否，父權的幽靈都影響著我們看待女性身體與性的角度出發點。只有自己而非外族才能掌控「自家女人」的身體與子宮的心態，讓台灣的首都民選市長可以將女性「不婚不生」當作「國安危機」來討論，這背後同樣是「女性的身體屬於國家、子宮應報效國家」的思維。這樣的視角，在涉及國族對抗時，會被無限放大，以致在慰安婦的歷史中，焦點從應被談論的女性的身體自主，轉移到了國族尊嚴，並且透過這套論述，將國家父權再次鞏固、強化於人民自我認同意識中。

生而為女人，而非生而為某國人

當我們談戰爭下女性的受害，我們仍是帶著各種目的在選擇「完美的被害人」。

將這些與慰安婦的歷史放在一起，不是減輕當中任何人的罪行，而是要指出，當我們談戰爭下女性的受害，我們仍是帶著各種目的在選擇「完美的被害人」。這種對完美的企求，從韓國慰安婦紀念館的「慰安婦少女像」的塑造上，就能完全具象地呈現出來：端莊純潔無知的少女，被日軍強行擄走並百般蹂躪。若有一絲絲猶豫、一點不同的記憶，你的受害就不配被稱為「受害」，不該得到誠摯的道歉和補償。這與社會在談論性侵案時，往往略過暴行和違反意願本身，卻去談論女性的穿著和言行的思維，再決定這個女性的受害是否值得同情的文化慣性，如出一轍。

暴力地發動戰爭並犯下各種非人道罪行的「國族」信念，正是父權的極致——透過侵略手段，掠奪他人的土地、財產，來解決自身國族或社群內資源分配不足且不均的問題，而父權視角下的國族意識型態，又加強了在戰爭中對女性集體行使性暴力的動機。突顯出父權在這當中的角色，並看清國族意識如何加強父權信念，正當化將女性作為性工具的動機。

任何大規模徵召、強制組成軍妓的行為，均應被視為針對「女性」這個性別的戰爭罪。在戰爭裏，女性不論是遭遇暴力還是為了生存，都無法免於性的侵害、剝削，以及非全然自願的交換。戰後第一時間，這些女性往往還是內部指責的對象，在「自己人」眼中，「與敵人共枕」被認為與叛國無異。等到國家的元氣恢復了一些，需要清算國仇家恨的時候，這些女人站到第一線被當成悲劇樣板，好達成控訴的目的；而在這樣的相互指責中，女性的自主意願和經歷，卻是被消音的。

在帝國父權的邏輯下，上戰場的平民男性是戰爭工具，而女性則是比軍人這種工具更次等的存在，是為了服務戰爭工具的工具。「國族」既是女性受害的原因，卻又是女性在此等氛圍下討回公道的唯一途徑，還必須對這個「國」展現出足夠的認同與熱愛，這是同為女性的我感到最深沉的悲哀。

請離開各種國族政治立場的視角，重新以一個「人」的視角，再次審視慰安婦的歷史，並看見國族立場施加在這些女性身上的二次傷害。

日本政府應公開為自己的戰爭罪行道歉，承認那是對人性尊嚴、對眾多女性性自主的侵犯，但那不是因為這些女性身為哪一國人才配得這樣的道歉，而是因為他們身而為人的基本價值。同樣，韓國政府應正視自己在韓戰中組織美軍慰安婦的行為，向這些女性致歉，台灣政府也應該重啟對「八三一」的調查，將此納入轉型正義的一環，對這些女性與他們的家屬，進行賠償和公開致歉。

請離開各種國族政治立場的視角，重新以一個「人」的視角，再次審視慰安婦的歷史，並看見國族立場施加在這些女性身上的二次傷害。希望有一天，我們能以同一個標準，去看待所有的性暴力和性剝削，還給所有女性應有的尊嚴。我們不必是誰的女人、誰的女兒、誰的國民，我們的受害也能獲得承認，對公道的要求也能被同等的看重。我們可以有國族認同，但我的身體和子宮，仍只屬於我自己，不是報效國家的工具；如果我不願意在情感上回報特定的國族認同，我的身體、我的性，也不因此就理所當然的被輕賤。

（喬瑟芬，因家庭的基督宗教背景，決定投入台灣性別平權運動。「如果你也聽說」正視性/性暴力寫作計劃共同發起人；「姝文創」共同創辦人，負責藝文經紀部門）

延伸閱讀：朴裕河《帝國的慰安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