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黎班:美國大法官政治角力,遭遇#Metoo指控仍獲投票通過的卡瓦諾是誰?

9月27日美國參議院關於大法官人選卡瓦諾的性侵指控聽證,很大程度上將決定他是否能躋身殿堂的命運。
法院在不同國家的政局當中扮演的角色不盡相同,這些差異可以歸因於司法體制以及政治部門與司法部門長期以來的互動結果。

2018年6月底,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甘迺迪(Anthony Kennedy,肯尼迪)宣布在今年任期結束後退休,給美國政治投下了一顆震撼彈。由於甘迺迪屬於最高法院的溫和派,而這一空缺勢必給總統特朗普(川普)又一次機會提名保守派法官,從而徹底改變最高法院的力量對比。而光是特朗普提名了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就被認為是保守派在政治上一大勝利。

然而和特朗普提名的第一位大法官戈蘇奇(Neil McGill Gorsuch)不同,卡瓦諾臨近提名聽證時,卻深陷於性侵醜聞之中,先後被大學女教授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耶魯大學同學拉米瑞茲(Deborah Ramirez)和另一名女性斯威特尼克(Julie Swetnick)指控有不端行為。此外還牽扯出一段軼聞,著名的「虎媽教授」蔡美兒(Amy Chua)曾經對女性學生說過,如果要當上卡瓦諾的助理必須要穿得像是模特兒,更讓相關指控顯得並非空穴來風。

在美國現下的#Metoo政治氛圍下,這一戲劇性情節為卡瓦諾的任命帶來極大變數。由於共和黨目前在參議院僅具有微弱優勢,經不起「跑票」風險。而9月27日參議院對第一名指控者福特的聽證,由此凸顯出舉足輕重的意義,甚至很大程度上將決定卡瓦諾的命運。

對於華語世界讀者來說,眼下如火如荼的中美貿易戰或許更加關涉自身利益,但對美國而言,這次人事任命,卻很可能決定未來數十年間美國重大社會議題的走向。在這一任命懸而未決的關頭,本文試圖回答一系列問題:為何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如此重要?卡瓦諾是誰?他會被任命嗎?以及被任命後會有什麼影響?

司法政治

在不同國家的政局當中,法院扮演的角色不盡相同,這些差異可以歸因於司法體制以及政治部門與司法部門長期以來的互動結果。從抽象理論來說,一個地方只要有憲法、法律違憲審查的機制,法院自然很有可能需要處理政治問題。而如果再加上近用法院的成本不高,並且法院被認為是公正且法官具有獨立性,那麼「司法政治化—政治司法化」的循環就很有可能發生。

所謂「司法政治化」,顧名思義就是司法機關接手政策選擇,而「政治司法化」則是政治人物在做政策選擇的時候會顧慮到憲法的規定(此處採取的是學者Alec Stone Sweet的定義)。舉凡歐洲各國以及香港、台灣,在議場輸掉的政治勢力,總會到法院尋求翻盤的機會,而美國也不例外。

近20年來,美國只要遇到最高法院的任命時,兩黨就會吵得不可開交,並且常常以接近「焦土戰」的方式將屬意的人選送進最高法院。

最經典的案例莫過於「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也就是通常所說奧巴馬(歐巴馬)健保)在2009年以些微差距通過後,反對方馬上去最高法院起訴並且希望能推翻奧巴馬健保,然後在一個5-4的判決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維持了法案大部分的條款。

然而美國與其他國家最大的不同是,近20年來,美國只要遇到最高法院的任命時,兩黨就會吵得不可開交,並且常常以接近「焦土戰」的方式將屬意的人選送進最高法院。甚至在近年來的選舉,我們都可以看到各黨都以可以決定大法官人選當成是選舉宣傳的重要部分。這種司法人事的高度政治化其實在美國政治史中不是常態,而是近三十年來美國政治發展的結果。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甘迺迪(Anthony Kennedy)宣佈在今年任期結束後退休。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甘迺迪(Anthony Kennedy)宣佈在今年任期結束後退休。

司法動員、自由派菁英網絡與保守派法律運動

1950到1960年代,美國政治經歷了非常大的轉變,平權運動徹底改變了美國的政治地景,而這些轉變很多是藉由最高法院的判決達至的。最著名的莫過於宣告「隔離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違憲的布朗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面對自由派挑戰的共和黨,開啟了一系列意識形態以及政策的變革,這一變革後來被稱為南方策略(southern strategy)。簡單來說,南方策略就是共和黨開始將家庭、傳統價值等元素融入保守派的政治議程,以拉攏有種族主義傳統的美國南方州,並藉由南方州與人口比例不相符的選舉人團票贏得總統大選。這一系列變化的結果就是,尼克遜(Richard Nixon,尼克松)這個南方策略的擘畫者,就在民權運動的高點——1968年選上了美國總統。

自由派菁英即便在草根組織能力、選舉機器的掌握上逐漸變弱,他們仍然可以通過組織網絡掌握許多重要的政策議程。

但是民權運動並沒有就此消散,在60年代頻繁的動員之後,民權組織、公益律師以及環保團體等非政府組織開始與民主黨形成自由派的組織網絡,這網絡範圍大致包含了大學教授、法律界、政府高級文官以及媒體。這樣的網絡讓自由派菁英即便在草根組織能力、選舉機器的掌握上逐漸變弱,他們仍然可以掌握許多重要的政策議程。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讓保守派氣得牙癢癢、承認墮胎屬於隱私權範圍的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但有趣的是,這個案件在最高法院是以7-2的票數作出裁判,並且並沒有在當時的輿論引起很大的話題。

這時保守派以及共和黨才發現,光是靠選舉獲勝贏得總統以及國會並不足夠,只要法律菁英、媒體以及高等教育仍然被自由派網絡佔據,保守派就沒有可能完全貫徹自身的議程。特別是美國憲法賦予最高法院法官的終身任期制,讓最高法院法官可能一當就是十幾二十年,要改變最高法院這個政治機構需要花很長的時間以及耐心。尼克遜當總統的時候曾嘗試要改變最高法院的組成,他提名意識形態非常保守、有種族主義傾向的大法官,但被國會兩黨同時反對。此時,保守派才意識到,能對抗自由派菁英網絡力量的不是簡單的總統席位而已,而是必須要跟自由派一樣,在菁英群體中打造保守派的網絡。

聯邦黨人協會的宗旨就是要推廣在法學理論上與自由派對抗的憲法原意主義(originalism)、以及強調經濟效率的法律經濟分析。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群保守派的法學教授、律師創立了聯邦黨人協會(Federalist Society)。這個協會的宗旨就是要推廣在法學理論上與自由派對抗的憲法原意主義(originalism)、以及強調經濟效率的法律經濟分析。除此之外,保守派菁英也成功藉由智庫、金主說服總統,提名聯邦法院有終身職保障的法官時,要以意識形態以及過往的法律意見作為依歸,而不是如同以往以政治酬庸作為依據。而聯邦黨人協會最大的成就便是,成功的說服小布希總統不再參考長期以來為總統提供最高法院法官人選的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的推薦名單,而是以聯邦黨人協會、美國傳統基金會等保守派組織的推薦為主。由於這樣的改變,現時在任的四位保守派大法官、之前過世的史加利亞(Antonin Scalia,斯卡利亞)、去年上任的戈蘇奇以及正在任命聽證的卡瓦諾,都跟聯邦黨人協會有所關係。

卡瓦諾職業生涯

當卡瓦諾剛被提名的時候,他過往的各種記錄都被公諸於世。他出生於一個高中產家庭,母親原本是高中歷史老師,法學院畢業後開始當地區檢察官以及法官。而父親艾德華(Edward Kavanaugh)則是華府的說客,在遊說產業開始在美國政治扮演重要角色的1970年代,老卡瓦諾代表化粧品產業的利益,遊說美國政府放寬各種管制。這樣的家庭背景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卡瓦諾對政府管制非常反對的態度,每當他遇到政府管制是否合憲的案件時,他總是站在企業那方。

但是卡瓦諾更為有趣的是他崎嶇的法律職業生涯。在當完甫退休的甘迺迪大法官的助理後,他並沒有去當檢察官或是法官,反而是加入了由史塔(Kenneth Starr,斯塔爾)所領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時任總統克林頓(柯林頓)的各種醜聞。而其中又以克林頓與白宮實習生的性醜聞報告最廣為人知。這份報告中詳盡的描述了克林頓與實習生的性關係,並且在報告發表後讓克林頓因為偽證而歷經了彈劾程序。或許是出於後悔引起如此巨大的政治風暴,在這一連串的事件後,卡瓦諾反而開始在文章裡主張總統在任內有豁免於調查的特權,而這也成為國會聽證的焦點議題之一。

卡瓦諾曾加入特別檢察官團隊調查克林頓醜聞,此後反而開始在文章裡主張總統在任內有豁免於調查的特權。

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墮胎議題上的態度。他的保守派立場自然讓他對於墮胎權抱持著比較限縮的態度。在許多跟墮胎相關的案件中,他都傾向於支持地方政府限縮墮胎的立場。在槍枝管制問題上,卡瓦諾毫無疑問的是槍權派的好朋友,屢屢在槍枝管制議題上反對國家管制的權限。這樣的法律立場,讓他成為一個保守派最為青睞的大法官人選之一:在美國現下最爭議的各個政治議題上,他都採了保守派的立場。

當卡瓦諾剛被提名的時候,他過往的各種記錄都被公諸於世。
當卡瓦諾剛被提名的時候,他過往的各種記錄都被公諸於世。

#Metoo:生不逢時的背景?

美國大法官的任命,是由總統提名再由參議院100人表決決定。而以往參議院有內規規定,最高法院法官聽證會的討論,需要60票才能結束討論,這樣的規定也就保障了少數黨的「拉布」權限,因此歷史上大部分的大法官都可以獲得六七成左右的票數支持。比如說當今被自由派視為偶像、被保守派視為妖魔鬼怪的女權運動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即便在當年聽證會上常常以不影響司法為由,都不回答關於爭議案件的問題。但她仍然以96比3的壓倒性票數獲得任命。前年過世的「原意主義」大將史加利亞(Antonin Scalia)在1986年是獲得全票同意通過上任的。作為例外,因為性騷擾醜聞而最受爭議的大法官湯瑪斯(Clarence Thomas),則在民主黨議員跑票的情形下,以52比48的微弱優勢獲得任命。

而近代少數不獲任命的大法官,只有前年被共和黨杯葛聽證的葛蘭(Merrick Garland,加蘭,賈蘭德)、普遍被認為能力不足的米爾斯(Harriet Miers)以及非常保守且曾作為尼克遜打手的柏克(Robert Bork)。而除了葛蘭之外,剩下兩位未獲通過的人選遭到了跨黨派的反對,並且在全國民調上面都表現得很差,並非單純的黨派之爭。

但是保守派法律運動徹底改變了法官任命的政治攻防。由於保守派的運動,法律人開始出現與一群與共和黨意識形態接近的菁英,而總統總是會在這群人當中尋找在關鍵議題上與自身黨派意見一致的大法官人選。前述的米爾斯,即便他是小布什(小布希)總統長期的法律幕僚,但因為不是保守派法律運動的一份子而被保守派極力反對。

兩極化的法官任命攻防到前年達到了頂點,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完全沒有給奧巴馬提名的大法官人選葛蘭任何聽證的機會。

這樣兩極化的法官任命攻防到前年達到了頂點,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完全沒有給奧巴馬提名的大法官人選葛蘭任何聽證的機會。而這樣的後果便是,面對特朗普提名的戈蘇奇時,民主黨人傾全力杯葛任命聽證,以至於共和黨動用「核選項」,修改議事規則後全黨動員戈蘇奇通過任命。

在卡瓦諾的性侵未遂醜聞出現之前,他是否會被任命這個問題可能相對容易回答:卡瓦諾有很大的機會獲取全部共和黨參議院議員的贊成票而成為新任大法官。但在當今美國政治氛圍下,#MeToo運動成為兩黨都不得不關心的議題。

不僅是在這個議題上較為進步的民主黨採取比較嚴格的標準,連共和黨都注意起這類事件帶來的可能衝擊。例如喜劇演員以及前民主黨參議員法蘭肯(Al Franken)被爆性騷擾後,不到幾個禮拜就被民主黨切割並辭職。而在此前的阿拉巴馬參議員補選當中,戀童且性醜聞纏身的摩爾(Roy Moore)在一個共和黨佔完全優勢的州選輸了民主黨的瓊斯(Dough Jones)後,也讓共和黨高層(特別是女性)嚴肅看待這類性騷擾的指控。

此前的阿拉巴馬州參議員補選,讓共和黨高層開始嚴肅看待性騷擾指控。

有研究指出,參議員在大法官任命的投票行為很大程度取決於當時的民意,在性侵指控後,卡瓦諾的支持度已經跌到了反對多於支持的狀況,這也讓兩黨議員的態度更為模糊。

兩位女性共和黨參議員——緬因州的柯林斯(Susan Collins)以及阿拉斯加州的穆爾科斯基(Lisa Murkowski),在性騷擾事件發生之前就說過會慎重考慮是否投下贊成票,因為他倆都是墮胎權的支持者;而不競選連任的兩位共和黨參議員——亞利桑納的弗萊克(Jeff Flake)以及田納西的寇克(Bob Corker),出於對於共和黨整體形象的考量,也都對於卡瓦諾的任命表示保留。但是在民主黨這邊,最近有連任壓力且面臨共和黨激烈挑戰的幾個參議員,他們對於是否會與其他民主黨人站在同一戰線,尚未有明確的表示,這些因素都為卡瓦諾是否可以獲得任命添上了很大的不確定性。

他上任後會發生什麼?

考量到卡瓦諾在各種議題上的態度,可以預期他當然會是屬於保守派陣營那邊法官。而他到底會有多保守呢?從政治學者的估算來看,他的意識形態大概會落在剛獲得任命的戈蘇奇和最保守的湯瑪斯之間,而這會讓首席大法官羅伯茲(John Roberts Jr.)成為搖擺票。所以如果卡瓦諾真的獲得任命,我們必須要關注的是,羅伯茲在各種關鍵議題上面會怎麼判、以及其他大法官們是否會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而改變立場。

在最受矚目的墮胎議題上,倘若卡瓦諾加入後,最高法院很有可能會逐步收減墮胎權,逐漸讓各州對於墮胎的限制都合憲化。

在最受矚目的墮胎議題上,倘若卡瓦諾加入後,最高法院很有可能會逐步收減墮胎權,逐漸讓各州對於墮胎的限制都合憲化,這無異於將法制推回到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之前。而在另一個令人矚目的議題——總統特權,羅伯茲很有可能會看審判時的輿論狀況後才做出決定,如果當時特朗普的聲勢非常低落,羅伯茲大概就會站在反對總統特權那邊。

但不論如何,美國現今司法政治的發展,不單單只是司法機關決定許多重大政策的方向這麼簡單,而是上綱到了司法任命兩極化的程度,而這樣其實會讓司法更不被普通民眾信任。究其原因,當然還是因為終身職位保障讓法官的政治影響力可以延續得更長遠。不過這些對於遠在東亞的讀者來說,就當成是一場精彩的司法連續劇來看吧。

(黎班,社會科學研究者,關注司法政治與政治經濟學,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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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評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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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学习了!极好的科普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