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中國疫苗問題：中美貿易戰背景下的次生危機

中國假疫苗醜聞目前正在舉國延燒，民情四起。

繼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分別於7月16日和7月23日批示，要求「必須給全國人民一個交代」後，遠在非洲訪問的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在7月23日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一查到底，嚴肅問責」。

在中國，疫苗造假由來已久，卻一直暢行無阻，疫苗公司以高額費用打點醫院和防疫機關，食藥監局的檢驗流於紙面，過去每一次此類社會公共事件的發生，當局都是「一查到底」，卻從不曾牽連更高官員，只限於企業和較低級別官員，三聚氰胺奶粉案的處理結果就是典型。

然而在本次造假疫苗事件中，中國公眾所展現的巨大憤怒與質疑，與以往更有不同——民眾在質疑，食藥監局何以禁絕進口疫苗？而民眾的諸多訴求，也開始指向從疫苗到抗癌藥物的市場開放等。

這些質疑和訴求，實際上都來自本輪貿易戰中，美國對中國所要求的開放：在中美貿易代表圍繞減税、增税的反復中，中國公眾看到了一些被掩蓋許久的真相，那便是進口藥物的高壁壘，竟然要比汽車、豬肉等高替代進口品，更為直接影響基本的健康和生活質量。本次中國造假疫苗醜聞，更可以說是中美貿易戰所引發的次生危機。

這一切要從我早前提出的「新冷戰」概念講起。

2018年，「新冷戰」開始成為共識

不能不說，在2017年1月達沃斯論壇上高舉全球化的旗幟，既掩護了全球性以「一帶一路」名義的擴張，也遲滯了國際社會對「新冷戰」的認識。

2008年，我剛從歐洲回京，和央行的朋友談到歐洲政商界懷疑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位朋友感到驚訝不解，畢竟中國的市場環境和法制每天都在進步，歐洲政客未免小題大做，這個地位認定對中國政府也無約束力。

那一年，正是中國舉辦奧運會的年份。北京街頭一片光鮮，連所有老舊居民樓都粉刷了一遍，普通人們的心氣被奧運光環煽動着，比較幾個月前北京上映的電影《厲害了，我的國》，反而更多一些真實的自信。

不過，奧運會開幕式進行中，2008年8月8日，俄羅斯的坦克隊列正擁擠在通往南奧塞第的隧道裏，高加索戰爭爆發了。

前一夜，我在維也納歌劇院觀看了彭麗媛主演的歌劇《花木蘭》，after-show-party就在歌劇院的陽臺上舉行，除了圍住彭的記者，還有來自德、奧、瑞士的名流們都在悄悄議論一個主題，彭是誰？大家不知道，彭是未來中國總統的夫人。

而收到戰事消息的那一刻，我正在從維也納返回慕尼黑的途中，剛出隧道。半小時後收到的第二則消息卻是從柏林傳來的，國開行對德國商業銀行的收購要無限期擱置了，因為高加索的戰爭，意味着「新冷戰」的爆發。

柏林的政客和銀行家們在第一時間，就明白了那對歐中關係意味着什麼。而彼時，普京正坐在鳥巢館的貴賓席上，在悶熱的天氣裏談笑，似乎遠在南奧塞第的戰事，本來就屬於眼前開幕式的一個分會場。

接下來的一年，我在北京做了幾次關於「新冷戰」的演講，但知識分子和公眾多是將信將疑，直到十年以後。就在今年初，在世界範圍內，「新冷戰」這個詞對媒體、政客和商人們來說，都還一個頗有爭議的概念。不能不說，習近平在2017年1月達沃斯論壇上關於全球化的講話非常有效，高舉全球化的旗幟，既掩護了全球性以「一路一帶」名義的擴張，也遲滯了國際社會對「新冷戰」的認識。

不過，到底什麼是「新冷戰」，「一帶一路」的真實戰略意圖究竟是什麼？僅僅憑有限的理論推測，似乎說服力不足。

北美朝野之間、各智庫和研究機構以及軍方和情報部門爭論了幾年，觀察了幾年，才終於在川普上任的頭一年裏，就中國戰略和美中關係取得了某種共識。

中國「佛教資本主義」的擴張，在貿易戰中大幅衰落

這是過去六年來，中國當局在明確拒絕現代政治文明和普世主義價值後的倫理轉向。中國正以這種「佛教倫理」，支撐其國內和全球的資本主義。如部落領袖的「燬滅性宴會」一般，中國以散盡家財的方式維持聲望。

我對外交官們和媒體的解釋，偏重從中國特色的「佛教資本主義」模式入手，指中共政權有限的合法性，在過去的十數年，主要來自融入全球化的收益。而未來，則建立在對全球化的供養基礎上——這一合法性的背後邏輯，既有歷史的，源自滿清政權對西藏（藏傳佛教）的供養模式；也有在杜克海姆時代，法國人類學家毛斯對太平洋島嶼禮物關係的歸納，如部落領袖的「燬滅性宴會」一般，中國以散盡家財的方式維持聲望。

這一模式我概括為「佛教資本主義」，這是過去六年來，中國當局在明確拒絕現代政治文明和普世主義價值後的倫理轉向。中國正以這種「佛教倫理」，支撐其國內和全球的資本主義。

最近一例，便是海航王健的死亡事件。除了全球範圍內激進的資本擴張，還有兩個有趣的觀察點：一是兩個合夥人陳峰和王健都是虔誠佛教徒，整個公司文化充滿着佛家氣氛，商業和修行平行不悖，連海口的海航總部大廈，也像極了佛教座像。在貿易戰風雨欲來的氣氛中，海航雖然搖搖欲墜，卻獲得了中央的堅決支持。

嚴格地說，這或許可歸到威權主義國家、也是後共產國家常見的「庇護-代理」的政治關係中，也符合大多數中國人的官商依賴認知，但是海航經營模式的微妙之處，也是外界的狐疑所在，卻是它更接近藏傳佛教下，重要活佛所擁有的貿易公司：

它的所有權和治理結構，不同於傳統國企，也非明確私企或代持；在日常運行中，海航能夠和海南省「互為代表」，而能獲得優厚金融支持。且其海外擴張作業和企業官僚化管理中，無不自命「國之重器」，以踐行國家戰略代理人自居，發展模式迥異於中國國企的股份制改造和民企的演化道路。

此外，還因為企業創始人和企業文化引入佛教信仰而加強、改造了典型中國國企的官僚文化或黨建色彩，在這一點上，更超越了所有權結構和治理結構的控制問題，而獨具某種效忠性企業特徵，介於朝鮮的特權性貿易公司和歷史上英國的特許公司（如東印度公司）之間。

王健於7月3日蹊蹺身亡，這一時間點引發外界許多猜測，包括對王死亡方式的猜測。但王健的死亡背景，卻是在中美貿易戰內——美國媒體早前對海航資本結構和擴張模式的調查，正引發美國政界對其與中興公司相似的懷疑。海航面臨重組而不斷拋售海外資產，而王健作為海航雙頭治理之一，似乎正遭遇海航的效忠和國家戰略之間的衝突，而面臨被取捨。而最終事情的發展，似乎已經超出了性質比較單純的中興模式——畢竟，中興代表了高科技國企，與伊朗的生意也非純粹商業利益使然，自然需要「不惜一切代價」保送過關。

這也意味着「佛教資本主義」擴張的衰落。不止如此，貿易戰壓力對中國國內的衝擊效應，也在七月份接踵而來。

貿易戰的衝擊效應，繼續沿政商路線擴散

中國公眾在中美貿易代表圍繞減税、增税的反覆中，看到了一些被掩蓋許久的真相，那便是進口藥物的高壁壘，竟然要比汽車、豬肉等高替代進口品，更為直接影響健康和生活質量。

隨着美國關税清單的擴大，中美貿易戰也在貿易談判破裂後，演變為正式宣戰，而隨之而來的，就是過去一個月以來，北京傳言紛紛的政局猜測。

在各種無法證實、卻又有跡可循的政治傳言中，中南海的政治精英們似乎正面臨分裂和衝突；作為冰山一角的央行和財政部罕見的公開互懟，也許只是專業官僚們應對貿易戰的不同考量；而海航王健的死亡，卻可能是貿易戰加諸中國後引發內部緊張、然後引爆政商關係崩裂的序幕。

在這個意義上，貿易戰的次生危機，也正在徐徐展開，首當其衝者居然還不是消費者或中產階級——他們或被早先中國的宣傳所恐嚇，例如進口美國汽車、豬肉等等要漲價等—與之相反，正如前文所述，他們反倒在中美貿易代表圍繞減税、增税的反復中，看到了一些被掩蓋許久的真相，那便是進口藥物的高壁壘，竟然要比汽車、豬肉等高替代進口品更為直接影響健康和生活質量。

這一真相再經由7月間，電影《我不是藥神》以上映短短18天即獲29億高票房的方式，迅速完成了社會動員，將公眾對貿易戰的態度，導向中產階級焦慮所指向的公共醫療問題。這也使得在媒體沉寂許久的李克強總理，有機會就進口藥品降價問題發表講話，國務院的官方新聞APP，也因此竟然在7月23日凌晨就發布消息。

然後，在中興和海航事件後，貿易戰的衝擊效應，繼續沿着政商路線擴散。當政客失勢後，他們所庇護的暴利企業便曝光於天下，長春長生疫苗造假問題終於引發公眾憤怒。

這也給了李克強總理在2016年3月的批示嚴查後又一次機會，撂下重話要求一查到底。而這個寶貴的時間窗口發生在習近平身在非洲訪問期間。事態的嚴重，竟然也迫使習近平在萬里之外做出指示。

這一局勢的發展，幾乎是完美再現了1980年代日美貿易戰所引發的次生危機。

歷史上的日美貿易戰，曾開啟日本政壇重組

利庫路特醜聞和自民黨危機，就是日美貿易戰的次生危機，這一危機也開啟了日本政治的重組。

這就是1988年的利庫路特事件(リクルート事件)。隨着日美貿易戰開打，1987年初日本產經新聞評論說，「短短幾個月日元從1美元兑245日元升值到200日元所造成的損失，相當於日本在中途島戰役中損失了四艘航母。如果繼續升值到美國所期望的100日元目標，那就代表日本的全盤失敗和麥帥再次進入東京……我們不能兩次輸掉太平洋戰爭。」

與過去幾個月中國宣傳部門的腔調幾乎如出一轍，日本媒體最初的反應，也是將貿易戰視為真正的戰爭，而號召民眾「不惜一切代價」、「以牙還牙」地對抗。但是，貿易戰帶來的政治緊張，卻引爆了日本政壇地震。

美國要求日本市場開放，最先觸動的並不是農民或消費者，而是日本的派閥政治和金權政治，正是這一政商勾結的派閥體系，妨礙國民享受開放市場的低價格和自由競爭，並且形成日本牢固的「結構性腐敗」。

貿易戰之前的1970年代，田中首相就因為洛克希德醜聞而下台、入獄。洛克希德公司當時以飛機價格20-25%的成本賄賂日本政客，堪比長春長生疫苗銷售員人均每年2500萬「銷售費用」。

而日美貿易戰造成的政治壓力，卻曝光了利庫路特醜聞：一家東京的人事資源和媒體公司(Recruit)充當政客和企業的掮客，向自民黨和高幹輸送鉅額資金，不僅每次關說費用都以2到3億日元計，而且在選舉中，仍然實際操盤的田中，通過利庫路特公司向支持他的134個支部負責人，每人發放高達1億日元（合80萬美元）的補貼。而日本法律當時規定，選舉費用上限為1.2萬美元。

利庫路特醜聞也因此成為日本戰後最大的政治醜聞，開始動搖和改變日本腐敗的金權政治。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利庫路特醜聞和自民黨危機，就是日美貿易戰的次生危機，這一危機也開啟了日本政治的重組。

但是，與日本類似的結構性腐敗，雖然早已在三鹿奶粉、山西疫苗案中初現端倪，卻一直難以撼動中國的體制：比如，在三鹿奶粉案中失職的時任食藥監局食品安全協調司長孫咸澤，卻在過去幾年擔任食藥監局的藥品安全總監；而李克強早在2016年3月對長生問題疫苗的問責，也毫無進展——在他背後，或許同樣有屬於一個平行於海航、能源、金融等等的利益集團，超出了總理調查的權限。

在習近平反腐行動前，這樣的利益集團體系還相對容易辨認，它們基本上屬於傳統權貴家族。這些紅色家族也是中共的元老院或者選舉人團，集體決定每一代領導人的人選和各部門的代理人人選，在政治局常委分管不同部門，這些部門作為中介，匯聚了條塊結合的官僚派系和利益集團。

但是過去六年的反腐運動，以及習近平逐漸凌駕於政治局之上的集權，改變了常委制的利益集團模式，也讓官商間的金權政治變得撲朔迷離、混亂不堪、直至失控。

疫苗造假引爆中國，貿易戰次生危機正在形成

中國公眾似乎已經逐漸表明了他們的立場，用對疫苗造假的憤怒的方式，和美國要求中國加速結構改革、促進公平和自由貿易的結構主義者一起，形成了一條共同紐帶。

疫苗造假由來已久，卻從來暢行無阻，疫苗公司以高額費用打點醫院和防疫機關，食藥監局的檢驗流於紙面，所有相關負責人都假裝盡職，實則無人關心各種不正常的案例報告背後的公共衞生問題，也無人關心如何監管用於國家強制免疫的藥品供應機制，更無人關心為廣大民眾每日詬病的公共醫療體制如何改善。

這些重大民生問題，在「定於一尊」的環境下，不僅難以進入「深化改革」的議程，也扭曲着中國市場經濟，扭曲競爭和監管，其代價便是國民普遍的福利損失。造假疫苗對兒童所造成的傷害，簡直就是過去數年頻繁發生為報復社會而屠殺兒童慘案的無限放大版，而其真兇卻是中國的結構性腐敗，一個上行的金權體制，而非獨長生藥廠一家、或者食藥監局某個具體官員。

而過去每一次此類社會公共事件的發生，都說是「一查到底」，卻都不曾牽連更高官員，只限於企業和較低級別官員，如同《我不是藥神》電影也只能指向進口藥廠本身，或者三聚氰胺奶粉案的處理結果一樣。

有趣的是，在貿易戰背景下，疫苗造假已經激起公憤，民意滔滔。如本文開篇所說，民眾在追問，食藥監局何以禁絕進口疫苗？民眾的訴求，也開始指向從疫苗到抗癌藥物的市場開放，中美貿易戰的次生危機正在形成。

只是，中國政壇是否會重演利庫路特醜聞後的日本政壇地震，然後重啟政治經濟社會系統，誰也不敢樂觀。畢竟，疫苗造假事件，或者任何類似利益集團政治下產生的插曲性公共事件，所可能帶來的政權危機，或許都還不足以撼動中國的體制。

因為，應對這一可能出現的危機，原本就是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戰略出發點，為預備中的強力解決方案，也就是常態化的「處突」與「維穩」體制，爭取最大範圍的國際支持，並且強化國際範圍內這一威權主義統治模式的紐帶。它與民主世界的共存與媾和，或許正是習近平過去兩年反復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實意義，而若換一個角度，便是兩者競爭和衝突的「新冷戰」，中美貿易戰就是「新冷戰」具體的表現形式。

然而有意思的是，過去幾個月貿易戰進程中，中國公眾似乎已經逐漸表明了他們的立場，無論是以「川粉」的方式，還是以《我不是藥神》影迷的方式，或者是對疫苗造假的憤怒的方式，中國公眾的種種實際行動，都和美國要求中國加速結構改革、促進公平和自由貿易的結構主義者一起，形成了一條共同紐帶。

過去，小布什政府任內在反恐議題上是與中國幾乎唯一的共同紐帶，奧巴馬政府任內則是氣候變化議題成為兩國唯一的共同紐帶。而在如今中美紐帶完全空缺的背景下，這無疑是最為可喜的變化，也是中美關係的新基礎，遠非習近平與川普之間虛偽的「好朋友」關係可比。

在前文所述的日美貿易戰期間，日本民眾的親美情緒並未因右翼政客的煽動而動搖，從而難得地保證了日美安全合作的繼續，使得兩國不至於在冷戰未結束之前反目成仇，也沒有重演1960年代高漲的反安保運動。

而在「新冷戰」背景下，中國公眾的態度正在發生微妙的顯露，開始悄悄地影響貿易戰的進程，並且以次生危機的方式催生中國政治的緊張和分裂，從而對中國政治的長遠未來，造成深刻的影響。無論美國總統川普，還是造假疫苗的官商利益集團，或許都對此始料未及。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運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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