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魏月萍：反假新聞演變為公審學者？新加坡未完的歷史論述競爭

全球流竄的網絡假新聞，早已是世界各國欲致力解決的問題。可是一旦要落實到法津與政策層面，便不能不謹慎審視它對言論自由可能形成的箝制與傷害。新加坡政府在3月中旬舉辦了八天的「反假新聞法」聽證會，歷經三週之久，共有兩百多名專家與學者出席提供建言。這個由十人特選委員會召開的「公開聽證會」（以下簡稱聽證會）的本意，是要聽取各界人士的專業意見，但最後一場六小時的馬拉松聽證會，卻意外成為旅英歷史學者覃炳鑫（Thum Ping Tjin）和新加坡律政兼內政部長尚穆根（K Shanmugam）的論辯角力場域。

該場聽證會爭議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兩項：一是人民行動黨和前總理李光耀是否是假新聞散播的始作俑者；二是在1963年「冷藏行動」（Operation Coldstore）以及1987年「光譜行動」（Operation Spectrum）的大逮捕是否具正當性，而這兩次的逮捕行動背後，考量的究竟是政治利益抑或國家安全問題？

「公審」學者展現國家權力意志

說是雙方的角力戰，其實也未必貼切。本來尚穆根作為發問者，覃炳鑫作為問答者，二者擁有質詢或解釋的平等機會，但引發國際學者不安的是，從聽證會的本質、部長的質詢形式，以及回答者受限制的話語權三方面看來，新加坡政府赤裸裸地向公眾展現了國家的權力意志，如何凌駕在學術研究之上。覃炳鑫回答時，頻頻被尚穆根打斷，指示他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尚穆根又常針對某本馬共著作的一個看法，不斷追問覃：在1950至1960年代期間，新加坡是否曾有共產主義的陰謀論流傳？而工會、華文中學、文化組織或左翼團體，又是否受到共產主義陰謀的影響？再者，這些組織是否與共產黨統一戰線有關？此外，尚穆根頻頻追問馬共是否有利用一些地下組織來宣傳他們的理念，以及社會主義陣線是否曾被馬共滲透等問題。

聽證會結束後，新加坡媒體以「律師對壘學者」的標題報導二人的論辯，引發社會對論辯的揣測。一些本地與國際學者在受訪時，皆透露深感學術人員遭受「欺凌」、「蔑視」。隨即，約有兩百多名國際學者連署聲援覃炳鑫，抗議學術人員受到政治人物的嚴酷對待，認為此舉恐會侵害學者的學術信譽與學術同行的評鑑準則。聲援連署信起草人表示，議會的特權賦予國家代表所展現的「審訊」與「盤問」方式，已然是一種「公審」（show trial），其拋出的警訊是──那些得出和官方歷史詮釋不盡相符的研究者，恐會面對來自國家機器的審訊。

覃炳鑫同事、任職於牛津大學東南亞研究項目的Dr.Philip Kreager，在一封寄給聽證會主席Charles Chong的信中指說：覃炳鑫身為歷史學者，其有關馬來亞時期的歷史研究受到學術同行的認可，如今他的身份與研究在審訊中皆被有意的蔑視，恐將形成寒蟬效應，衝擊新加坡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不過Charles Chong的回覆更關注的，卻是聲援覃炳鑫的背後動機。他質疑Dr. Philip Kreager和覃炳鑫共同執行的東南亞研究項目，背後經費來源可能隱含着美國富豪索羅斯（George Soros）的個人利益和議程，因此視他們二人不只是學術、商業伙伴，也是具明顯政治構想的積極份子（activists）。Charles Chong特別提出要提防「外國角色」（foreign actors）對新加坡國內事務的干預和影響，同時強調保持議會的獨立與制度，把連署行為看作是覃炳鑫與外國參與者聯手，試圖影響、顛覆議會程序的議程。

為何搶奪歷史詮釋權如此重要？

值得思考的是，把學者的觀點與研究成果視為有目的性的「議程」或「政治文件」，其目的何在？類似的定調方式，是否旨在捍衛官方歷史敘事的合法性，而這合法性乃維繫或奠定國家治理手段正當與否的判準？

其次，是否覃炳鑫等學者的歷史研究挑戰了新加坡成功故事的歷史敘事假設基礎，質疑了那如同神話般存在的敘事版本，因此政府需要藉由對政治異議／他者歷史記憶／記述的排斥，以持續打造出令人稱羡的新加坡故事？倘若如此，由此延伸出來的問題是：誰需要神話？為什麼需要神話？近期一本收錄新加坡學人的論文集《Living with Myths in Singapore》提供了一些理解線索，說明新加坡神話存在之必要，乃在於為新加坡政府的政策提供延續的條件。雖然不否認那樣的神話敘述未必全都是虛構，但我們卻需要警惕那並非是「唯一的」歷史敘事版本。

「並非唯一」的重要性，在於須接納歷史詮釋的多面向，以及人們可以選擇信任哪一種詮釋的自由。這也透露出新加坡民間論述長期面對的其中一個困境──如何打破由官方壟斷的歷史論述，以及獲取受到嚴格管制的歷史檔案資料。

新加坡華文刊物《圓切線》早年曾以《歷史眾聲》（2003）與《新加坡歷史的創造者與守護人》（2007）為專輯主題，探討被遮蔽與噤聲的新加坡歷史。在《歷史眾聲》專輯中，各篇題目的「關鍵詞」，例如「解構新加坡歷史的政治神話」、「尋找新加坡政治『他者』的歷史」、「為歷史的『缺席者』說話」等，皆已反映新加坡歷史詮釋的難題。

其中一篇文章──〈探討1950與1960年代的激進左派：他們是不是共產黨的同謀？〉文中更指出，須「嘗試質疑激進左派與馬共同謀的論述的有效性」，並說明這樣的質疑姿態具有兩層意義：一是行使新加坡人對自身國家歷史應有的獨立詮釋權；二是唯有通過這樣的方式了解歷史，才能完全理解眼前的境況。」（註一）置於此脈絡，可知覃炳鑫和尚穆根的論辯焦點──左派與馬共同謀的「嫌疑」，其實是延續過去長久以來新加坡學人對官方歷史論述的知識抵抗行動。這樣的戰鬥沒有停止，只是因應不同的條件，用不同的形式來抗議、抵抗和回應，甚至是在公眾面前直接的交鋒。

覃炳鑫雖是旅英學者，但他近年來通過自身的學術研究、廣播電台的歷史教育，以及和自由撰稿人韓俐穎（Kirsten Han）、漫畫家劉敬賢（Sonny Liew）創辦立足於東南亞新視野的英文評論媒體New Naratif（《新敘事》），以多元的形式推動新加坡公共歷史與社會文化評論，以及新加坡和東南亞各地的知識經驗參照。覃炳鑫的研究集中於1950、60年代的新加坡歷史，並以英國解密文件為其主要論述依據。他用力甚深的，是試圖解釋1963年「冷藏行動」大逮捕背後的原因，以及對左派份子林清祥的政治思想與歷史定位。

有關林清祥是不是馬共的問題，長期以來無論是官方或不同知識群體的認知皆有分歧。覃炳鑫利用英國國家檔案館與政治部的解密文件，從「內部視角」為林清祥的政治行動補上重要的脈絡。他在〈林清祥對馬來亞的願景：團結統一、非暴力、主權在民〉一文中即指出，李光耀公開指責林清祥為國際共產主義的工具和沙文主義者，類似的指控仍延續至「新加坡的成功故事」。（註二）而終結林清祥政治生涯的，正是1963年的「冷藏行動」。

歷史詮釋與論述的競爭

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動」發生在凌晨時分，當時共有一百多人被捕。這一行動實際上和1963年組成的「馬來西亞」有內在的聯繫。究竟當時新加坡政府逮捕的目的是為防堵激進的左派，抑或清理不同政治異議者？這些問題不乏爭議與揣測，但礙於文獻資料的缺失，至今仍未獲得公允的討論。

2013年是「冷藏行動」的50週年，在芳林公園首次有團體舉辦紀念活動。猶記得當時在芳林公園一隅架起了一排的璧報欄，上面貼滿了被逮捕者的照片和名字。當天的出席者除了曾在「冷藏行動」下被逮捕的人，另有仍流亡在國外的政治犯的家屬。在活動現場售有陳國防主編的《We Remember：一九六三年二二大逮捕事件始末》一書，書中一篇題為〈夢願──五十年後〉的文章，是曾擔任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副秘書長、在「冷藏行動」下前後被扣留長達17年的傅樹介醫生所撰寫的。文中說明紀念大逮捕事件50週年的意義在於：一、對被逮捕的青年男女致以崇高敬意，並為他們在年輕歲月受到不合理待遇而憤慨；二、藉此緬懷在馬來亞時期為爭取獨立統一（包括新加坡）的美麗夢想與美好願望。此外，由傅樹介、陳國防與孔莉莎編的《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動：50周年紀念》一書也適時面世，導論中寫道：「『冷藏行動』在新加坡確立了用鎮壓手段作為治理國家的工具的典範」。（註三）

如今，以不同形式來召喚對這一逮捕歷史記憶的行動，意謂着對事實的追求，首先要讓「記憶解嚴」，禁忌與沉默的歷史才有機會甦醒。例如在2017年，有關1987年「光譜行動」的書《1987 Singapore’s Marxist Conspiracy 30 Years On》出版，以及「光譜行動」扣留者訪談紀錄片在Projector戲院公開放映這兩件事，皆有其積極意義。尤其是後者，在影片訪談中，那些被指控在1980年代曾受共產主義思想影響，企圖以馬克思主義陰謀論來顛覆新加坡社會與政治體制的前扣留者，以平靜的口吻述說被審訊的經驗，以及在扣留所遭受的巨大精神與心理壓力，最後被迫簽下悔過的自白書。

歷史與記憶需要不斷的重返與重訪。近年來，歷史修正主義與替代歷史愈發被強調，無論是學人抑或民間社會，都嘗試以事實為基礎「重寫」和「重構」過往被官方壟斷的歷史論述。前者由前馬共、左派或流亡在外的政治犯書寫自身的親歷與證言。不少學人亦嘗試以學術研究來挑戰官方的論述假設，以及挑戰其背後行動的「合法性」基礎；同時批評政府援引國家內部安全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不經審訊扣留盤查的行為，由此檢視多場由新加坡政府主導的政治逮捕行動的理據與行動合法性等。那是歷史記憶與詮釋的競爭，也是新加坡故事敘述的角力場域。

如此便可知，何以一場「反假新聞法」的聽證會，會成為國家／官方權力的展演舞台。面對政府官員一連串質疑的覃炳鑫，其實是挑戰官方歷史論述假設與合法性的「眾合體」象徵。六個小時一來一往的問答，成為一場國家對學者「學術審訊」的權力展演，引發不少人對言論寒蟬效應的憂慮：當向來被看作是精英份子的大學教授或學術研究者，也無法獲得豁免的權利，公眾在發聲與不發聲之間，該如何拿捏？。此外，有些學者則關注如何針對「冷藏行動」的合理性，進行更開放的研究與討論，並能超越「好人vs壞人」以及「偉人」論述視野，於此展現新加坡歷史工作者的職責與角色。（註四）

一場聽證會，各有表述，各有假設立場，論辯之後不乏湧現紛雜的聲音，不過至少打破了禁錮的沉默之聲，讓潘朵拉的盒子緩緩的打開。

（魏月萍，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亞際書院（新馬）召集人、南島論壇發起人）

【作者按】： 本文乃〈國家如何對待學者？從一場六小時的聽證會說起〉一文的擴充版，文中一些觀點以〈國家如何對待學者？〉為論說基礎，特於此說明。感謝端傳媒的邀請，讓此事件可從更深層的脈絡理解其背後的歷史成因。

註一： 周偉立，〈探討新加坡1950與1960年代的激進左派：他們是不是共產黨的共謀？〉，《圓切線》第六期，2003年4月，頁33。

註二：覃炳鑫著、劉璧嘉譯，〈林清祥對馬來亞的願景：團結統一、非暴力、主權在民〉，即將刊登於《人間思想》夏季版，2018年8月。

註三： 傅樹介，〈導論〉，傅樹介、陳國防與孔莉莎編的《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動50周年紀念》，頁6。

註四： 成國泉，〈冷藏行動與新加坡歷史〉，《聯合早報．獅城脈搏》，2018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