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準備提筆之際,忽然接到家父傳來的訊息,說他今天早上在自己臉書頁面上、只限好友的貼文,才剛貼出就被檢舉下架了。家父有個習慣,就是每天會整理當天的歷史大事,然後貼在自己的臉書上與朋友分享。而這天──3月15日──的歷史大事,正好是讓羅馬從共和轉變為終身獨裁的凱撒大帝,在成為獨裁者五年後被刺死。終身、獨裁、大帝、被刺,家父在訊息裏笑着問是不是這有太多「關鍵字」,所以臉書自動自發地先把文下架再說。過了幾下子,文章又重新在頁面上出現了。
當然,這齣鬧劇只是過去數週裏臉書一連串慘劇的小小一幕。在蔣公陵寢被潑漆之後,潑漆的團體、轉錄的聲明、獨派的友人,乃至於支持這行動的台大學代會、台大研協、輔大學生會等臉書社團都被檢舉下架、被禁言兩天到一個月,也有許多人順勢發起了逃到推特的浪潮。但其實正在一年以前,大量的統派言論也同樣受到下架禁言的處分,當時《中國時報》頭版還畫了「臉書綠色恐怖」的全彩漫畫,藍營LINE群組也不斷出現與臉書友好的唐鳳政務委員是高級特務等謠言。臉書在台灣的普及率已經高達七成,無論行動派、統派、獨派都會使用,在這情況下,大家都把矛頭指向了「臉書限制言論自由」。
「臉書限制言論自由」?這短短的一句話,其實可以從三個很大的面向來談,而這也是這篇文章的三個主題:第一,臉書到目前做了什麼?第二,什麼是言論自由?第三,從言論自由的角度出發,臉書又能怎麼管理言論?我們作為使用者又能要求什麼?
企圖中立的檢舉累積、人工篩選,與機器學習
當然,臉書本身不可能自己透露是怎麼管理言論的,往往只能泛泛地說遵照社群守則、遵照國家法規。但從一些曝光的媒體新聞、演講內容,以及筆者的私下訪談,或許可以摸到臉書言論管理的輪廓。
臉書在過去幾年,將言論審查很大的心力放在反恐與伊斯蘭國上。伊斯蘭國透過社群網站招募歐洲年輕人到中東參與聖戰與發動孤狼攻擊。而自2016年特朗普(川普)當選以後,臉書則希望對抗假新聞的傳播,其研究人員甚至多次主動公開假新聞及傳播方式的相關研究,也公開俄羅斯或特朗普團隊購買臉書廣告的相關數據自清。另一方面,臉書也在前幾個月公告,將針對仇恨言論、令人害怕的言論進行特別嚴格的管理。朱克伯格(祖克伯)特別在去年5月公告要全球招聘近五千人,試着讓言論的保護更能貼近在地的政治脈絡。
說要管理,臉書實際上怎麼做呢?在過去幾年,包括英國中間派的獨立報以及網路科技媒體wired都有訪談了解臉書使用者按下檢舉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基本上,幾年前臉書有聘用工作人員來檢查每一個被檢舉的貼文。工作人員的電腦螢幕上,會不斷跳出被檢舉的貼文一整串,然後他們就由上而下的一個個看這是否違規,違規的話決定要怎樣的處分。
值得注意的事有兩點,第一,貼文出現的順序取決於被檢舉的數量,被同時檢舉越多次就越快浮到工作人員的電腦螢幕上。第二,據受訪的工作人員表示,人員流動率極高,因為薪水低、壓力大,每日都有看不完的斷手斷腳、性器官、虐童、兒童情色等亟需刪除的內容,許多工作人員也因此有了心理疾病。
隨着近日機器學習走紅,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臉書已經結合了機器學習以及人工判讀,來加快言論管理的方式了。在許多網友的測試與回報,以及筆者私下的訪談中,可以大致知道臉書的管理方式還是以文字內容篩選跟網友檢舉並行。某些文字會立刻被檢舉下架,快到難以讓人相信是有其他讀者檢舉的地步,例如本文一開始家父的例子。而有些內容則是顯然受到敵對陣營號召檢舉,才在一段時間內被下架,隨後臉書檢查後重新上架。
根據筆者在臉書工作的台灣以及美國好友們保證,臉書在政治立場上──尤其是台灣議題上──是還沒有特定的官方偏心的。所以這一切還是看文章內容、看檢舉數量,以及看那些身心俱疲的審查人員們來決定。隨着人工決定的結果夠多,那機器就可以從海量資料裏面學習審查人員的判決模式,讓某些圖文會自動地被機器給篩選先下架,再佐以人工抽查是否有問題即可。這對於公司來說自動化絕對可以大省成本。
臉書這樣做,有什麼問題嗎?
用檢舉數量、特定詞彙、搭配上機器學習自動化的言論管理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它會讓臉書更成為強者的武器。幾年前越南的社運團體就跟臉書抱怨,說越南政府疑似養了一千人以上的臉書網軍,瘋狂檢舉所有社運分子的臉書,還會偷偷查社運團體在臉書上號召集會遊行的地點,在開始前把那邊斷水斷電斷訊號。假如照檢舉多的就刪,那一定就是現實生活中拳頭大、號召力大的人贏。
至少,我們希望臉書不是全靠檢舉數量來公投誰的言論要下架,而希望恰當的言論內容是可以受到保護的,因為這是我們的言論自由。那,什麼是恰當?什麼是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脈絡、目的性,與生命有限的艱難
當然,跟臉書一家私人公司談論言論自由本身就是困難的。公司的目的是要賺錢,而言論自由這個權力,本來是用來對抗擁有暴力合法權的政府。但我們或許可以從臉書公告的官方社群守則下手。社群守則也是目前臉書將各種言論內容下架時最常引用的理由。而這些社群守則,在許多層面上跟言論自由的理論是接近的。
到底什麼是言論自由?為什麼、憑什麼要管理言論?這個問題,是筆者以前在擔任PTT-NTU版(PTT的台灣大學論壇版)版主的兩年內不斷追尋着答案(尤其是每當要刪文、讓特定帳號禁止發言一段時間時,就會出現各系同學寄來的萬言書抗辯),也曾修課並與多次參與大法官釋憲的提議律師討論。理論上,言論自由就是想講什麼就講什麼,沒有任何限制,也沒有任何的目的性,本質上就是天賦的人權、天賦的嘴巴。
然而,人是群居動物,人們聚在一起生活,便要設立一些規範,但我們希望這些規範帶來的好處會大於限制人權的壞處。在言論自由的理論中,通常先把言論區分成兩類:事實以及評價。剛過世的台灣前大法官吳庚曾說,事實有真實與否的判準(雖然美國法系可能不同意),而評價本身則是個人好惡。對於事實言論的限制,刑法上以誹謗罪訂之:你講別人沒做過的事,所以大家要罰你。但憑什麼罰呢?理想中的言論自由,就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你講錯話被我糾正,最後「愛好真實」的群眾在時間精力無限之下,自然會透過自由的言論交換而得到真實,不必外力介入。
可惜不幸地,人們的時間精力腦力眼力都有限,我們不可能接收並處理全世界正在發生的事,而大腦在有限生命選擇的長期演化下,讓第一印象的效果遠大於事後更正。因此人們希望鼓勵大家講事實時都是真的事實,對非事實的言論給予懲罰,並希望這樣帶來「促進講事實的效率」可以高於「人們怕受罰而不敢講話帶來的不效率」。當然,就言論管理者來說,言論管理者通常沒有確認事實的能力,還是得靠法院來做為判決。
人類時間精力有限的這個邏輯,同樣可以推演到一些言論空間的無效率使用上。舉例來說,PTT一頁只能塞得下23篇最新的文章,而人們一天有空看完的臉書文章也有限。假如有人在那邊每秒鐘都貼一篇新的《出師表》、每秒在每篇文下面都回一個無關的新聞、把大學海報欄位全部貼自家海報,那大家根本也無法意見交流了。在人力有限的邏輯之下,也可以推演出版面的合理使用準則,進而賦予言論管理者一些權力來幫忙維持版面的秩序,例如說到處貼重複文字會被刪除等等。臉書事實上也有針對這些洗版進行管理,無論內容為何,大家也尚能接受。但此處我們已經開始增加對言論「目的」的假設了,就是在物理上(時間、空間上)不能妨礙其他人的言論。
物理上不能妨礙,那心理上呢?當問出這個問題,代表要進入言論自由討論的深水區,也就是對第二類的評價進行管理。在這裏,需要引進人類生命有限以外的另一個參數:「個人尊嚴值」。假如個人尊嚴不存在,那不管人們怎麼互罵,都不會有任何的影響力,那也不必管制評論了。但假如真是如此,人們也根本不會花費心力互罵了。我們會罵出口、給予評論,背後就是因為我們相信個人尊嚴是存在的,所以希望透過發表言論來改變目標對象的個人尊嚴。進一步地,我們常常希望可以透過改變目標對象的個人尊嚴,來讓他改變他的外顯行為。在社會心理學上,已經有許多論證指出,「心痛」的感覺與機制跟生理疼痛是類似的。
當我們接受個人尊嚴是存在的,而且會受他人言論影響,而且個人尊嚴會影響到其他個人行為時,許多言論管理的相關理論或討論才能繼續發展下去。同時,這也是言論管理者──無論是政府、臉書,或是PTT版主──要開始站出立場的地方。
首先是歧視、仇恨與暴力言論。管理這些言論的邏輯,在於我們相信這些言論會降低個人或團體的尊嚴,所以會影響這些人在社會上的其他發聲與行為。這類管理在很多時候是重要的,例如非裔美國人可能真的看到三K黨或是點火十字架,就會想到長輩被虐殺的過往而不再敢講話,受到他人影響而在言論市場上失去自己發語的空間。基於「不要影響他人言論自由」以及「有一定尊嚴值以上才敢講話」這兩個假設,我們可以推衍出約束針對少數、弱勢群體的仇恨暴力言論,讓本來尊嚴值較低的人們更有講話的機會與力量。當然,假如你的信仰是多元主義,你更會相信讓大家都講話、有多元言論本身是好的方向。
多對少的判斷還不算太困難。管理仇恨言論困難之處在於:少數與少數之間,以及少數對多數,或者是少數群體裏的最高極端值對多數群體裏的最低極端值的仇恨言論呢?少數對少數通常會出現的問題就是關鍵字審查。舉例來說,黑人之間互稱黑鬼很常見,但白人對黑人就不行,因為我們會假設前者的狀況不會降低各自的尊嚴值,但後者的狀況會。而在台灣,某些時候罵三字經被判決無罪,但有些狀況則有。假如臉書的系統只針對關鍵字進行審查而忽略其脈絡,那很容易就會擋掉無關傷害的言論或心情抒發。
不過,話又說回來,要進入脈絡本身是件很困難的事,就算現在文字探勘技術已經很進步,但就筆者所知,光是要電腦讀一篇新聞,判斷新聞裏面事件在哪裏發生的,電腦程式的正確率還只有七八成左右,遠低於人類能力。當然,我們也可以說這類事件交給被動的檢舉再來處理,但當要處理時,管理者還是得進入脈絡。
少數對多數,也跟早前的潑漆案有關了(當然潑漆案更複雜一點)。而這也是判斷臉書管理者意識形態立場之處。對於企圖保持中立的臉書管理者來說,禁止互罵或都給罵,自然是最方便的。但假如兩群人的尊嚴值本來就有嚴重落差,那互罵一陣之後減去相同的值,最終言論市場上就只剩下本來就在社會上處於優勢的多數群體了。這樣號稱維持中立,但實際上就是傾向多數,對「維持多元」是不利的。
可是,假如言論管理者企圖要維持多元,那就會開始給予多數群體跟少數群體不同的懲罰判準,而且需要對社會脈絡與尊嚴分布狀況有充足的掌握。而這往往不容易,甚至會隨立場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舉例來說,臉書自然可以假設全部的潑漆行為都會造成對方群體的尊嚴減損,所以只要支持潑漆一律違反社群守則的暴力言論。但假如臉書認為這潑漆是受打壓的少數針對優勢的多數發出的不平之鳴,那也許臉書會稍微放寬一點。例如臉書在前幾年「阿拉伯之春」時,就有特別放寬那些政府軍警虐待百姓的畫面可以流傳,而暫時無視親政府派的大量檢舉。
但到底誰是多數、誰是少數?誰尊嚴值起始點比較高、誰比較容易降低尊嚴值?一些人認為八百壯士與台灣統派財力雄厚、言論傷害他人,約束一點也應該,但八百壯士與台灣統派本身則認為整個台灣政府跟多數台灣選民都跟他們唱反調,他們僅剩言論自由可以發表意見。誰才是該被保護的少數呢?多數少數又會隨着脈絡跟大環境(國內政治?國際政治?)改變時,要怎麼在無視國界的網路平台建立一致的判準呢?
假如我們考慮到群體內部的差異,問題就會變得更為複雜。就算是平均社會地位較高的團體,裏面可能還是有尊嚴值較低、較易受傷害的人。而在平均社會地位較低的群體中,也可能有一些較出風頭、可以抵抗言語攻擊的個人。這些群內差異的存在,讓我們想針對特定字眼、特定族群的評論用字來管理時,就會出現問題。
在我擔任PTT版主期間,我的一位好朋友要求我懲罰網友「台北市大安區天龍人」這句推文。「天龍人」是漫畫《ONE PIECE》裏的一個群體,他們擁有全世界的統治權與財富,也很少離開所居住的聖地。而從統計上來說,台北市大安區的小孩考上台灣大學的機率更是屏東鄉下的百倍,中位收入也遠高於全台。這句「台北市大安區天龍人」自然可以說是弱勢群體對優勢群體的揶揄了。但我這位同學雖在大安區出生長大,家裏經濟狀況卻非常不好,家庭是本省人,他從小就是有一餐沒一餐、幫忙擺地攤長大,歷盡辛苦才終於考上台灣大學。對他來說,「天龍人」的標籤傷害了他從小到大的生命歷程。
同樣地,罵說美國白人、華人平均財富高、應該提高大學入學門檻,同樣無視了部分窮苦白人華人的苦難。言論管理者應該要管理這一類少數對多數的言論嗎?假如禁止這一類的言論,那往往就放過了那些大多數真正享受優勢的優勢群體,會被那些人拿極端值來當樣版、擋下一切社會系統性不公的指責、無視兩個常態分布的平均值存在的顯著差異。但假如不管理這一類言論,那些優勢群體裏的最低極端值人們受到的傷害又是真實的,也可能導致它們的聲音在社會上消失。
總結來說,我們引進了「個人尊嚴值」這個概念,建立「發言能力所需的最低尊嚴門檻」,來企圖論證管理評價並保護弱勢群體的必要性。但這個概念會隨着面對少數對少數、少數對多數的狀況中而出現實際執行面的問題。言論管理者或許願意作出支持多元主義的判斷,努力的在每一樁案例裏決定誰是優勢群體、誰是弱勢群體,並適當的保護並鼓勵少數。但言論管理者也可以選擇不投入這些資源與時間,而是看似中立的齊一畫之,特定關鍵字就是不行、罵人就是不行,或乾脆完全不管,而有意或無意地達到迎合社會優勢群體的結果。而一旦考慮進多數、少數群體裏的極端值時,個人尊嚴值作為一種言論管理的判斷方式,就更為困難了。
臉書社群守則、檢舉機制,與言論自由
在臉書的社群守則裏,開宗明義說臉書的目的在於「建立社群」。為了建立社群,臉書會特別審查「造成危險的(暴力、威脅)」、「不尊重他人的(色情、仇恨)」、「個人隱私的」,以及「智慧財產權」的相關內容。但臉書公告中也有特別提到,在某些情況下,為了公共利益,可能會讓某些冒犯你個人的言論會出現在臉書上。
從言論自由的標準來說,在事實言論與空間合理使用上,臉書已經針對事實跟假新聞開始進行處理,我們還需事後檢驗成果。而在合理使用上,現在洗版文或機器人灌水文受到屏蔽,一般人對這些言論管理的意見也比較小。而且,臉書還允許個人封鎖他人帳號,因此進一步保障每個人使用臉書的物理時間空間。而在對評論言論的管理上,臉書社群守則本身是已經有站出立場與目的的,就是「建立社群」。而從臉書官方主動慶祝同志婚姻法案等活動中,可以期待臉書對於社群的態度應該是傾向多元主義的。
不過,假如真是如此,那臉書目前的檢舉審查下架機制,就無法完整的搭配上臉書公告的社群守則與目標。假如臉書是依照外顯行為或關鍵字就給予下架禁言,或是依照檢舉數量就給予裁罰,這在大多數的狀況來說是只讓社會優勢群體的優勢更大,如同把動物園的各種動物全部關在一起來練蠱。除了越南社運人士的抱怨外,臉書剛針對下架潑漆案台灣公關道歉了,而聯合國剛針對臉書不管理對羅興亞人的仇恨言論而發表譴責。
那我們應該期待臉書會認真地看每一個個案,探討全世界每個群體的尊嚴值高低,然後再據此決定每一個檢舉裏各方的受害程度嗎?這很理想,但實務上很困難,投入的成本也極高,我們很難期待私人公司願意做這樣的判斷。即使,我個人相信維持多元聲音,短期投入成本雖然較高,但長期來說對於臉書才是有利可圖的,這樣也才更符合臉書公告的社群守則。
而另一方面,假如臉書都跟法院一樣曠日廢時的判斷,往往會無法擋下一些重大的問題,例如說號召打人、暗殺、自殺等須立即處理的言論,臉書日前才因為沒下架直播殺人案而飽受批評。可是就在此同時,臉書假如輕易的就用程式自動先擋下各種社會運動的號召,所有運動領袖發個文都要過一天才會出現在版上,那下一個阿拉伯之春與太陽花運動恐怕將成為泡影。
臉書的確有很多的技巧可以降低這些審查的成本,但這些技巧往往會對人們發言目的帶來額外的損害。臉書與推特力推的實名制藍勾勾(要上傳有效證件影本才能申請)就是方法之一。另外,臉書可以偷偷讓仇恨言論不讓目標對象看到,這樣短期就沒有被檢舉的機會了,但這樣也只會令各群體的同溫層越來越濃厚,平行時空越來越多。
或者,臉書也可以多設立幾個數值,包括用社會網絡理論來估計每一位使用者的意識形態極端程度、在社會上的地位(臉書有用照片跟發文來估算使用者的財富等),以及檢舉他人的可靠程度等等來取代單一的檢舉數目。當意識形態極端者互相檢舉、特定帳號或新創帳號重複大量檢舉、地位高檢舉地位低時,臉書可以選擇把這些檢舉數值打個折扣。但連Google在使用搜尋紀錄判斷使用者性別年齡時,都只有六成準確率的情況下,臉書這些額外參數的計算能幫助言論管理多少,尤其是針對言論自由理論裏各群體極端值的問題,我也只能抱着觀望的態度。而且,在這些數字計算出來之後,也許臉書就不會自我審查般地靠關鍵字下架凱撒大帝被刺殺之類的歷史故事。但我猜潑漆跟支持潑漆還是會在先行下架審查再說的範圍之內,無論是哪一邊先潑而被檢舉的。
我想,關鍵之處,還是在於臉書對於「建立社群」這個目標要有更明確的刻畫。技術上是可以再隨着願景去調整的,畢竟機器學習人工審查,也需要先有答案才可以建立演算法。
作為臉書使用者,作為政治人
跟絕大多數的臉友一樣,我也只是一個免費使用臉書的人。我們沒有買過臉書廣告、不是臉書的股東,更不是臉書的數據工程師或管理階層,能實際要求臉書做什麼應該都很困難。
但假如因為言論受到審查,就揚言要退出臉書,在短期內仍是不建議的做法。臉書目前是絕大多數台灣人使用的社群網站。臉書會讓那麼多人使用,絕對不是因為人們想在上面聽你我的政治宣傳,而更可能因為它是一個賽局均衡解:因為大家在上面,所以我也在上面。在十年前台灣人們開始從無名小站跳槽到臉書的時候,也只是因為它很好用,上傳照片方便、可以用演算法幫你找到其他失聯的朋友,而且還幫你把大家的動態都整理到同一個版面上,讓你不用每天逛幾次幾百個人的留言板或部落格。臉書之所以對社會運動與政治產生衝擊,則是使用人數夠多後自然產生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換言之,無論你是哪一派,在沒有下一個全台灣人一起跳走的平台之前,臉書仍然是重要的公開資訊傳播管道,尤其對於各種小眾的自媒體與新媒體來說更是如此。就算前兩年大聲嚷嚷臉書綠色恐怖的旺中集團們,現在也仍得將新聞連結透過臉書傳遞出去。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有那麼多民運人士,即使帳號不斷被微博刪除,他們還是想盡辦法在同一個平台上開新的帳號來推動民主改革。畢竟觀眾就在這裏。
不過,在文章的最後,我忽然想起了今年滿88歲的哈伯瑪斯。哈伯瑪斯認為人們需要努力營造出一個公共領域,在這領域裏面人們意見交換,最後形成民意來要求政府施政。這個公共領域從古早的貴族沙龍、私人辦小眾的報紙,到報紙普及、形成大眾媒體。但隨着資本主義進入之後,公共領域的媒介──報紙與電視台──就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需要有房地產廣告所以不敢罵房地產、需要政治人物的廣告所以不敢罵政治人物。臉書這樣的社群網站,成本低廉,人人都可以發文給眾人看,不再像沙龍要邀請函、不再像報紙電視有編輯過濾。但這樣是更接近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的理想呢?公共領域本身該會是一個言論管理的目標嗎?還是讓形成民意共識更為困難呢?而言論自由、社群檢舉,以及形塑公共領域之間,有沒有辦法形成一個平衡呢?在這個國家主權還在爭議中,以及彼岸正在廢除任期限制的民主之島來說,這些都將會是日發重要的問題。而台灣的表現與應對,某種程度也將預示着言論自由與民主能有多大的韌性。
(王宏恩,杜克大學政治所博士候選人、菜市場政治學共同發起人、前台大學生代表、前PTT-NTU版版主)
從人性的角度講,既然公司比你有更多的科技和更多的力量,他們一定會用。獲得更多的資源和力量從千年前就是被刻在人類的基因裡面的。【大數據】也不是什麼新詞彙了,既然大家都會去註冊臉書和其他人連結,那麼臉書自然會有更多的空間來修正自己的算法。至於拿你的數據做什麼,那你也不知道了--因為這是人家的商業機密。這個年代不被記錄已經是不可能了,從各類智慧家居到你每一次網路叫車,你的每一絲信息都在被互聯網公司的爬蟲默默關注。
從一個計算機學生的角度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少用甚至不用這些互聯網服務,雖然日子會麻煩不少也不至過不下去。於我而言,我就在盡量少用或不用支付寶或者微信。只要允許,微信紅包和支付寶紅包我都會拿來購買一些本身就需要實名認證(比如中國的火車票)或者乾脆提現來刷卡。Alexa這類直接送監視到家的服務自然不可能使用。但我認為這還不夠,不久的將來當政府大規模鋪開這類產品的時候民眾根本無力反抗。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這之前利用體制把大數據透明公開,等到他們真的鋪開使用的時候我們就無力回天了。
首先,平台的運作規則需要透明化;其次,平台上的信息管理權應在用戶,而不是平台,平台只能去爲用戶自己管理信息提供技術支持。
我觉得没必要在确定能够“矫枉”之前,就先恐慌起“过正”来。
根据“个人尊严值”来调节不同声音的大小可能会助长弱者的受害者心态和他人无理性的同情心。会不会使得此时的弱者摇身一变成为优越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