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朱順慈：指尖上的自由？──在網絡世界謹言慎行的年輕人們

夏日某天，收到彭麗君教授電郵，邀請我出席她發起的「香港與自由工作坊」。電郵第一段說：
「在眾多香港被公認的核心價值中，歸根究柢，很多香港人心底裏最珍視的可能還是自由。但自由非常難以被定義，自由永遠是相對的，也永遠受很多條件限制；自由有消極和積極之分，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也常有矛盾。尤其是在香港，在其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遊戲規則下，香港人所享有的自由充滿異化。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在如此擁擠的環境和劇烈的競爭下，香港人對自由依然有很強的堅持和執著。」

這題目涵蓋的範圍着實不小，我卻立刻想起過去五年，我從不同研究項目累積得來的一個相反印象──在相對來說仍然相當自由的社交媒體上，年輕人不見得願意實踐這種自由。

由2012年開始，我做了三個以香港青少年為對象的研究，為此組織了十個焦點小組，跟五十多個訪問時介乎15至18歲的中學生面談，男女約各佔一半。除了本身的主題，每次都有一個專門討論媒體使用習慣的環節，這本來是作參考用的背景資料。不過，幾年下來，定期聽到年輕人談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的活動，包括喜歡的內容、讚好和分享的習慣、對留言的態度等，發現當中有些共通點和趨勢，反映他們怎樣理解和實踐社交媒體上的「言論自由」。我認為，這些取態跟媒介與資訊素養（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以及公民參與（civic participation）息息相關，值得關注和討論。

我從十次訪談內容，整理了五個主要觀察。

一、常用和有用

訪談環節開始時，我會請大家先談一談他們最常用的媒體，提問時就直接用「媒體」兩字，由他們自己定義。2012年時，大多數人首先提及的是報章、電視劇集或電台節目；提起網絡時，主要是YouTube和Facebook。到最近這一次（2017年9月），幾乎所有人一開口提的都是WhatsApp和Snapchat。輪到一個男生，他有點不好意思，問：「新聞算不算？」

如果要執著於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分類，新媒體的重要性似乎不言而喻。但要強調的是，對這群生於1990年代中後期的年輕人來說，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沒所謂看的是新媒體還是舊媒體、內容是大眾還是小眾、人是在線上還是線下等意識。例如，雖然不少人表示自己越來越少看電視，但每次問及當時在播放的劇集，為數不少的被訪者不但知道劇情，評論起來亦頭頭是道。儘管面對不少批評，無綫電視仍然是有優勢的大台，互動新聞台更是中學生接觸新聞的主要渠道。不少人在學校訂閱《南華早報》和《明報》，在家裏通常看免費報紙。如果是自己主動找來看的，較多人提起蘋果動新聞。他們坦言，新聞很多時都是在Facebook偶然看到，有興趣的話會點擊進去看。不過因為修讀通識科，大多數受訪者表示，為了緊貼時事和找獨立專題研究的題目，仍然會定時讀報。

媒介融合已經講了很多年，媒體之間的界線早變得模糊，上網追劇、重溫電台節目、找新聞資料做功課……對自出娘胎已身在網中的青少年來說，新與舊無關宏旨，重要的是能滿足娛樂和學習的需要，有用自然會常用。互聯網上，娛樂、資訊和教育的選擇絕不算少，新生代在這方面的「自由」，可說毋庸置疑。

二、惜like如金

話題轉到社交媒體，被訪者來自不同學校，家庭社經背景各異，但談起Facebook時，看法和做法都相當一致：很少主動讚好、留言可免則免、除了搞笑或無傷大雅的內容，不會隨便分享帖文。

受訪者學校班級越高，越在意會在社交媒體留下痕跡。讚好可說是最低限度的參與了，有人不願按like，因為不想其他人知道自己看過哪些帖文，或者自己喜歡什麼專頁。班級較低的，花在Facebook的時間少很多，連看都不積極，更不要說不同形式的參與。讚好尚且要思前想後，留言和分享便更費思量。一個中五女生因為親身經歷了某宗被廣泛報導的新聞事件，特別關心相關報導，她發現當中有不少偏頗。

「我覺得傳媒誇大了整件事，我覺得很可惜，很想表達內心的感受。因為那些傳媒的說法簡直是相反。當時我沒有留言，因為是公開的，我會擔心，我想share，但share的話，擔心自己會說了些敏感內容，會避免講，但想了很久，到底要不要分享，如果分享，我要不要寫出自己內心想說的話，還是只簡單說一句可惜？」

我問她：「那你最後決定怎樣？」

「我決定說出自己的想法，不過其實一向沒什麼人看我Facebook，所以寫了也沒發生什麼。」

我追問：「看來你那次真的很想說出自己的看法。你認為如果真的有話要說，Facebook是否好地方？」

「可能我很少用Facebook發文，我覺得share意見，最好是在圍內講，社交平台這幾年，share或者留言，結果都會被人『圍插』（圍攻、聲討），所以我不會留言。有時可能會share，那是為了給朋友看到，留言的話，其他不認識的人也會看到，就有可能被人罵。我不會留言。」（2017年9月）

三、識睇睇留言

也是同一群人，自己絕少留言，卻會主動查看帖文下長長的留言，希望知道其他人對一些爭議的看法。他們不是沒有自己的看法，但要不覺得這世上一定已經有其他持相同意見的人留了言，要不就認為自己人微言輕，留言也沒用，更甚可能會捲入爭論，這樣的麻煩可免則免。但說到「食花生」，即旁觀其他人為時事吵個天翻地覆，他們直認從中得到不少樂趣，亦是理解事情前因後果的好方法。

我問他們，會留言和參與討論的人是什麼人，多數人斷言那些一定不是年輕人。有人認為，會在網上大發議論的多是年過三十的中年人，他們對很多事有既定看法，又因為年紀不小，不會介意或擔心其他人反對自己。那天說到這裏，小組另一成員打岔，問：「即是說，到你年紀大了，你就敢留言？」問題惹來哄堂大笑，緊接而來卻是一陣沉默。後來有人補充說，這裏頭一定有其他年輕人主動參與，甚或發起討論，但那是特別激進或者特別積極的一群，不像「主流」年輕人，寧作壁上觀，多看、少說，惜like如金。

四、規行矩步

2012年我做了三個焦點小組訪談，主題是媒體上的性別議題和現象，三組都有人主動提起不時在YouTube看到情侶親熱被偷拍的短片。他們強調自己既不認同偷拍者，亦不同情被偷拍者，後者本身行為不檢在先，被人偷拍放上網和起底，要自己承擔責任。由於類似事件屢見不鮮，受訪者從社交媒體學會了謹言慎行。我請他們列舉一些「有問題」的行為，在公眾場所絕不能作出親密行為固然是「常識」，其他「高危活動」包括：在地鐵千萬不可靠柱站立；穿着校服時不能高聲說話；不論周圍有沒有人需要，任何時候都不要坐上關愛座；如果隔着馬路見到朋友經過，絕不可忘形呼喊對方……

以上行為，當事人尚可自己主動決定做或不做，但還是有些事超出個人控制範圍。

「走在街上，什麼都有人拍照。長得太美或太醜，都有可能被人拍下放上網。」（2012年3月，中六女生）

鏡頭無處不在，年輕人耳濡目染，內置了一雙監視自己言行的眼睛，規行矩步，避免成為下一個被放上網絡的主角。

五、安全感

相比起來，WhatsApp等半封閉的社交媒體令人更有安全感。2015年後的訪談，多了學生表示，如果想發表意見，不會選Facebook，而會在可以信任的群組中說話。萬一說錯了什麼，也不用太擔心被公審或取笑。Snapchat不留痕跡的特性，更適合日常瑣碎的交談。

即使如此，這類社交媒體會帶來另一些困擾。由「已讀不回、不讀不回」引起的猜疑已有不少討論了，一個中三女生的話還是令我驚訝，她因為擔心自己成為話題終結者，在WhatsApp群組，她會盯着電話屏幕看，除非見到有人在輸入文字，她才會放心寫下要說的話。

自由不自由？

綜合以上五點觀察，回到文首關於自由的問題，年輕人怎麼說？

「我們是有言論自由，但可能這個自由已經被網絡公審到好像沒那麼自由，不可以暢所欲言。你不可以說我們沒有自由，因為我們其實有能力可以去留言，只是不想被人罵才不留言。如果大家都互相尊重，會自由好多。」（中五女生，2017年9月）

總結十次訪談，受訪的中學生習慣看別人的留言，卻不想其他人看見自己最真誠的想法；他們知道有很多發表意見的途徑，但為了避開衝突和被起底的風險，寧願不說，或者用搞笑好玩的方式來說。謹言慎行，網上如是，日常生活如是。

關於這個初步結論，我想強調三點。第一，青少年正值探索人生的階段，想多了解和接觸別人的想法，又未有足夠自信表達己見，選擇只看不說，無可厚非，亦不難理解；第二，年輕一代絕非鐵板一塊，年紀相若的中學生，亦有人善用各類媒體發起各種討論，連結參與者，學民思潮就是最佳例子（Lee & Ting, 2015)，本文提出的觀察，只呈現了其中一種面向而非全貌；第三，對社交媒體又愛又怕的心理和相應策略，不同年齡層的人都有共通經驗，除了年紀外，還有什麼因素影響用家參與，性別？教育程度？經濟背景？性格？本文顯然無法一一探討。

參與式監控文化

然而，以上五個觀察反映了一個普遍現象，人們在社交媒體上觀看別人，深知別人亦能觀看自己，於是時刻檢測個人言行，正合David Lyon（2014）討論的監控文化。以前講監控，首先想起的是大權在握的老大哥；網絡時代，監控者不但散落在四周，也潛伏在每個人的心裏，理論上，人人可自由參與，落實起來時，有人暢所欲言，有人思前想後，造成了參與的差異。

五年來，這種趨勢越來越普遍和明顯，我關心的是，這對年輕一代的公民參與帶來什麼影響。上世紀70年代以來，英美興起有關傳媒教育（media education）的討論。論者指出，傳媒無處不在，影響力越來越大，學校應及早教授關於媒體的知識，讓學生可以善用媒體得到資訊和表達意見，有利促進民主社會的公民參與。

四十年過去，傳播科技極速發展，現在講的是媒介與資訊素養（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核心問題在於，身處網絡社會，我們需要配備什麼知識和技能，方稱得上善用媒體？回想互聯網初出現時，人們曾經想像，在一個不受時空阻隔的環境，交流更多更易，由是可以建設更民主的社會。如是又過了二十多年，事後回看，這番憧憬無疑有點天真，眼前的問題是，硬件早就建設好了，但如果無人參與，或只有部分人願意參與，那又意味着什麼？

（朱順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Lee AYL & Ting KW (2015) Media and information praxis of young activists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4, 376-392.

Lyon, D (2014) The emerging surveillance culture in A. Jansson and M. Christensen (eds). Media, Surveillance and Identity.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