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AI崛起工作變少、貧富差距擴大，「全民基本收入」是人類存續關鍵？

【編者按】：提倡「無條件全民基本收入」的比利時學者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受台灣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邀請，於昨天（12月18日）起至21日在台灣舉辦四場講座，分享他的主張和研究。台灣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廖美早前亦於《思想》第34期專題「全民基本收入：理念與實踐」中，介紹了全民基本收入這個概念以及全球各地的相關試驗，文章原題為《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種補償》，《端傳媒》獲作者及《思想》授權編修轉載。

《思想》第34期

作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出版社：聯經

出版日期：2017/12/14

長期以來，經濟學家的傳統觀點以為，技術進步提升生產力，可為工人帶來更多工作機會。但就在過去幾年，研究自動化對就業影響的結果顯示，科技進展可以創造更多工作機會的模式已在銷蝕當中。本來勞動市場就是建立在勞力稀缺的原則，每個人都有僱主需要的勞力，透過銷售自身勞動力，可建立一個二、三十年的職業生涯。然而自動化讓工廠內的工作變少，進而壓抑工資，讓一部分低技術工人無法透過勞動獲得合理的生活水平。加上資本的分配本來就比勞動力的分配更不公平──每個人生來都有一些勞動力，但並不是每人生來都有資本──更加劇社會的不平等。自動化讓僱主傾向雇用高教育人才，對擁有科技專長、可操縱自動化系統的管理者和進行自動化的僱主來說，他們增加財富的潛力可觀。但對低技術工人來說，則是另一回事。學者針對美國近三十年各州地方勞動市場的研究發現，在工廠自動化後，直接造成該地區就業和工資的下降。 另外，進步的科技進一步結合全球化，讓兩者之間的影響變得更加複雜；比如美國製造業工人在2015年比1973年平均收入少9%，而總體經濟卻增長200%。

過去幾年，人工智能（AI）創造的系統開始為人類處理數量可觀的任務，從自動駕駛、判讀癌症掃描、概述和分析運動競賽、寫新聞導言和摘要，到翻譯散文等，可以說，任何能夠分解成離散和重複的工作──包括財務分析、行銷策略、法律文書工作，均可透過人工智能科技逐漸取代人力。這促使我們不得不問：目前形形色色的工作未來如果只需要30%的人力，其他70%的人要做什麼？

如果說，從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國家的主要使命之一是在「創造就業」，那麼面對21世紀的未來，尤其在先進國家，主要任務可能變成「維持低就業」。數十年後，回顧現在有些國家因為少子化而提倡生育，多半基於補充未來勞動人口的預期。但是，假定未來根本不需要像現在一樣比例的人口投入就業，當下鼓勵生育的措施，會不會成為沒有遠見的錯誤政策？

對於科技創新究竟能夠取代多少就業領域，沒有人比矽谷精英更了解它的可能性。如果矽谷即將讓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失業，那麼，他們是不是也應該提供解決方案？當某些矽谷精英倡導應發給「全民基本收入」（註一），乍聽之下有點新奇，但進一步了解他們對科技發展的自信，便能明白他們或許已經看到科技即將取代大部分的人力。因此，沒有工作可做，但有收入可以維生，不是人道援助，是未來人類存續的關鍵。

發給所有人基本收入，涉及廣泛的制度變遷。目前許多國家，有的從全國範圍，有的在地區城市，有的在偏遠小村，透過直接施行、小範圍開辦，或先導研究（pilot study），探索發放基本收入的利弊與影響。無論先進國家、開發中國家或低度發展國家，都在搜尋發放基本收入的潛力。但是，其間的政策動機則大異其趣。

肯尼亞300個村莊的試驗

2016年10月，美國一個名為「直接給付」（GiveDirectly）的非政府組織，來到東非鄰近維多利亞湖的肯尼亞（台譯肯亞）村落，從中選了一個相當貧窮的村子進行先導研究。被選中的村民，每人每月透過手機撥款，收到23美元的基本收入。當這個先導研究顯示──遠距離發放基本收入在執行上沒問題，便規劃一個長期大規模的隨機對照試驗：總計在肯尼亞隨機挑選300個村莊，其中100個村莊沒有發給任何現金，其餘200個村莊被分成三個實驗組：（1）40個村莊的村民每人每月領23美元，連續領 12年，以便觀察發給基本收入的長期效果；（2）另外80個村莊的村民「月領」基本收入兩年；（3）再有80個村莊的村民一次性「年入」現金（即276美元），連領兩年。這些分組，除可檢證收入被細分的效應，也可對照發放基本收入的短期與長期影響。計劃選取的300個村莊合計有兩萬六千村民，預計在2017年10月肯尼亞進行總統大選後執行試驗。這是目前世界上第一個運用隨機對照試驗，用來檢視基本收入可行性及其影響的研究計劃，也是符合全民基本收入理念的試驗，因為被選上村莊的所有村民，不管財務狀況為何，每人每月都有一筆固定收入，而且毋須負擔任何義務。

從這個試驗設計的樣貌和規模，可以知道這是行家手筆。事實上，「直接給付」乃由一群經濟學家所創立，他們清楚同是經濟專長的同行會以嚴格的角度審視他們的研究，一點都不能含糊。「直接給付」在肯尼亞推動基本收入研究的資金，大部分來自包括Facebook、Instagram、eBay等創始人和一些矽谷公司的贊助，只有小部分由支持者在網上直接捐助。

選擇肯尼亞作為試驗場域，更可測試基本收入對解決貧窮的效果。肯尼亞目前約有4800萬人，在2017年所估計的人均收入是1677美元。肯尼亞國內經濟不平等狀態嚴重，在東非國家排名第二，僅次於盧旺達（盧安達），現今仍有70% 的人從事農業，很多村民處於赤貧狀態。從「直接給付」接受基本收入的村民，每人每天的平均花費只有0.65美元。由於當地生活水平不高，在肯尼亞試驗基本收入的效應，推動成本相對低，而在試驗過程，同時可以幫村民脫貧，可說一舉數得。

另一方面，肯尼亞的試驗也在挑戰以實物發放為基礎的許多援助團體，例如世界糧食計劃署、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以及反饑餓行動等組織。這些團體的習慣和信念都認為應該給被援助者具體實物，無論是食品、衣服、用藥或疫苗注射，而捐助的人也傾向「看到」被援助者能領有實物而覺得有成就感。遠在紐約的聯合國總部，或設立在倫敦、東京、巴黎的慈善組織，對被援助者真正的需要，多半並不了解，一味授予實物，一方面造成資源的錯置與浪費，一方面在發放過程也無法避免官僚科層的無效率。

「直接給付」在為捐助者提供一個平台，讓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就把「錢」（而且是單純給錢）用在需要的人身上。「直接給付」的做法不是憑空而來，本身是發展經濟學家也是「直接給付」創辦人的菲耶（Michael Faye）表示，他的作法來自巴西大規模（涉及五千萬人）施行直接給窮人現金的啟發。接下來，我們來看巴西的例子。

巴西在實踐基本收入的獨特地位

對基本收入的推動，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像巴西一樣，投入如此多層面的力量。巴西從1990年代到21世紀前十年，針對推展基本收入，無論在理論辯論、立法保障和政策實踐，可說不餘遺力。

我們首先需要認識巴西的政治過程，尤其巴西三個不同政府層級──市政府、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相互關係，才能了解關於基本收入的社會政策如何在巴西推展開來。巴西的市政府和州政府均屬聯邦自治單位，獨立於中央政府，可自行推動各項社會政策。地方政府在適當時機採取的政策，如果有好的成效，就有機會擴散到全國。巴西土地廣袤，目前有兩億八百萬人，當一個政策能夠推廣到全國層次，對其他國家自然有不可忽視的示範效果。

巴西雖然到 1985年才走出軍事威權，建立民主選舉體制，但相對許多發展中國家，巴西的社會政策總是走在時代前端。在巴西推動基本收入的靈魂人物是蘇普里西和布阿奇，兩位都是經濟學家，進入政界後也都隸屬左派工人黨。他們為巴西在基本收入方面的論爭，提供重要辯駁的理論基礎。其中，蘇普里西本人在1992年加入歐洲基本收入網絡（BIEN）（註二），透過這個網絡的傳播，也讓巴西的實踐經驗更受各國關注。

在1991年，蘇普里西已經在參議院提出具有基本收入精神的「保障最低收入」法案，當時曾在參議院通過，法案後來送到眾議院後，卻無疾而終。十年後，他在參議院呼籲創立「公民基本收入」，舉凡巴西公民或居住在巴西五年以上的外國人都有權領取。這個「公民基本收入」法案要求中央政府根據「預算可能性」和「財政責任法」規定，進行現金轉移。該法案2002年在參議院、2003年在眾議院的憲法和司法委員會，都順利通過，並於2004年1月制定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立法。雖然立法規定從2005年開始逐步實施，但至今還沒有得到確實執行，主要是法案指明執行計劃須配合巴西總體經濟景況，在國際有足夠餘裕，才全面推行。

布阿奇則從另一面去突破，以實踐基本收入相關的理想。他在1980年代中期曾倡議，「如果孩子因為家境貧窮不能就學，為什麼不付錢給父母，讓孩子們不要錯過上學？」這個說法在教師、研究者和知識界引發一系列論辯，最後形成的共識是，在花費1% 聯邦預算下，不管一個家庭裏孩子的數量為何，都以現金支付貧窮家庭，而且由受助家庭的母親領取，便於掌控金錢使用。

這個提案1993年在22個城市合計約五千人參與討論，給「學校津貼」（Bolsa Escola）打響知名度。支持學校津貼的論者以為，蘇普里西提倡的基本收入只有短期分配效應，對世代相傳的貧困可說無能為力──就像不易根治的慢性病，貧困家庭常常在社會的不利位置延續。提供孩子教育機會，長期以往，弱勢家庭的孩子才有能力面對勞動市場，並且利用它。倡導者建議將政策修正為：在一定條件下，將現金發給就讀公立學校兒童的家庭；這裏所謂的「一定條件」是家庭達到貧窮程度，加上家中有17歲以下孩子。符合條件者每月給現金補助，讓孩子有足夠營養、定期到醫院檢查身體，或接受疫苗注射，而且進入學校就讀，同時學校參與率必須不低於 85%。

巴西推動最低基本收入的行動過程，兩位理論領導者選擇不同策略。蘇普里西在議會倡議，數十年來從不間斷。他也說服非同黨、在1994年當選聖保羅州坎皮納斯（Campinas）市長的特謝拉（José Teixeira）實施「學校津貼」。布阿奇則在作為學者和巴西利亞大學校長時期，積極參與學校津貼理念的推廣，到1994 年成為巴西利亞聯邦區政府候選人，不但將學校津貼列入政見，而且在當選後施行。1995年1月，坎皮納斯和巴西利亞成為巴西最早施行基本收入的兩個地方政府，儘管當時是以「學校津貼」的形式發放。

坎皮納斯和巴西利亞的學校津貼方案，緣於幾個重要原因，後來引起巴西人的關注：首先，這是一個重要的創新社會政策，對貧困家庭進行有條件的現金轉移；其次，政策施行過程簡單，沒有繁複的審查程序；而且額外地，為推行政策的地方政治人物帶來政治信用。巴西其他城市後來陸續開展的計劃，基本都由地方政府自行決定，但跟坎皮納斯或巴西利亞的作法有所聯繫。可以說，在全國其他地區的推展，儘管由不同政黨治理，都模仿同一模式，即便人口規模和社會經濟指標有很大差異，政策目標和實施方式並沒有明顯區別。

從1995年到2001年之間，總共有90個計劃在14個州不同層級的地方政府執行，而其中一半以上的計劃（合計52個）都由還沒有得到中央執政權的工人黨在地方積極推動。創新社會政策的實踐，為工人黨贏得全國性口碑，也為魯拉在2002年的總統大選打下政治信任的基礎。

當地方如火如荼執行「學校津貼」，中央國會的政治人物開始閒不住，積極討論聯邦政府應該如何參與推動。三個因素促成聯邦政府立場改變：一、巴西全國人民對消除貧窮已有共識；二、推行學校津貼成本不高，使它成為消除貧窮優先可行的選項；三、不管市議會、州議會以及國會都在倡導，如此高度的政治競爭，聯邦政府不能視而不見。當時的卡多索政府被迫必須提出有效的聯邦政府參與計劃，這個創新社會政策結果是以「地方包圍中央」獲得實際的成果。

巴西應用經濟研究所的研究指出，約有3300個城市的部分人口需要現金轉移來增加收入。儘管如此，聯邦政府把執行計劃局限在最貧困地區，只有人均收入低於當地州政府平均水平的城市，才有資格施行最低收入計劃。因此，在1999年至2000年期間，約有1350個城市參與由中央政府推動的保障最低收入計劃。那些沒有被中央政府放進名單的城市和州，自然對中央政府不斷提出質疑。

各地方政府對計劃的強烈興趣，顯示由地方主動施行的政策已到轉型階段，所謂「轉型」，不是對政策模式進行變革，而是中央在滿足地方對最低收入政策的要求下，制定「聯邦學校津貼」，跳過地方的自主制定。於是，由中央制定、地方執行的計劃，在2001年第一年實施，有95%的地方政府配合執行。這個由地方轉中央的政治過程，為下一階段的政策改革，已經做好鋪墊。

魯拉在2003年就任總統。巴西早期許多「學校津貼」方案多在工人黨佔優勢的地方政府執行，更藉優良地方表現施壓中央。現在執政的工人黨，總算可以廣泛施行長期推廣的理念。於是，在 2003年10月，魯拉政府把幾個分散的社會政策，包括聯邦學校津貼、學校和食物津貼、燃油補助、食物券計劃，全部統籌在「家庭津貼」（Bolsa Família）裏。除此之外，更於2004年，頒布了「公民基本收入」法案。

「家庭津貼」援助所有被列入目標的赤貧和貧窮家庭，這個計劃納入原本被傳統社會保險排除，但亟需援助的人口。社會保險，原則上，是對有能力事先支付保費者的社會保障，由在正式勞動市場工作的人提撥部分工資，加上僱主相對的負擔，作為未來面對風險的保障，比如失業、疾病和養老。 社會保險制度跟正規勞動緊密連結；但發展中國家正式部門就業機會相對少，大部分人在非正式部門工作，無法被社會保險計劃覆蓋。巴西的「家庭津貼」是拉美國家中，第一個針對在非正式部門工作的家庭所進行的協助計劃，這個計劃尤其關注家庭裏的孩子，希望他們能夠正常入學，不是早早就成為童工。巴西透過這個社會政策的受益人口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群體。從2003年支助350萬家庭，到2016年增至1390萬家庭，總計協助的人口有5000萬，佔巴西人口的四分之一。

以2016年來說，家庭津貼對每家每月的支出平均值為巴西幣180雷亞爾（約55美元）。 其中，赤貧家庭無論人口組成，首先可領取 85雷亞爾，家裏有0至15歲的孩子，每個孩子可以領39雷亞爾，16至17歲的青少年可領46雷亞爾。 總的來說，家庭原申報收入加入上述福利，如果每人每月仍處在85雷亞爾的貧困線下，就加碼補上不足部分。

如果受補助家庭在第一年找到工作，即使收入的增加超過資格標準，還是可以繼續享受額外兩年的福利（註三）。兩年後，如果收入依然高於合格標準，福利才被停止；主要是因剛就業前一、兩年，工作和收入通常並不穩定，需要一個緩衝期。這個作法和一般先進福利國家透過資產審查，一旦接受福利者的收入超過補助標準，馬上被終止補助很不一樣。後者容易造成受補助者選擇不就業，因為一旦領得薪資超過補助金額，就需放棄福利，工作如果不能穩定持續，回頭再申請社福補助，又要經過一段冗長程序，甚至面臨幾個月中沒有收入的情況。這樣的福利制度，讓沒把握找到穩定工作的人，長期不就業，傾向留在社福制度。再者，很多社福制度會催促受益者積極找工作，例如荷蘭的社福受益者每週需要完成五份工作申請、參加小組會議、參與各類工作培訓，才可續領補助，這也造成受益者長期處在焦慮窘迫的壓力下。

先進國家先導研究的不足，與未來趨勢

發放基本收入在低度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主要用來解決貧窮問題；而在先進國家，旨在面對失業陷阱。目前正在芬蘭、荷蘭和巴塞隆納關於基本收入的先導研究，試驗對象都是社福受益者，目的都在探究發放基本收入是否有利促進就業。只有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研究聚焦在低收入者，關注基本收入可否減少貧困、獲得溫飽，以及是否因低收入或不穩定收入導致精神惡化和其他身體問題，就業效果反而不是加拿大研究的重點。比較上述正在四個國家中進行的先導研究，可以發現一些問題：

一、試驗的規模都非常小，主要受試人數如果不是2000人，就是2000個家庭，另外再安排比之更小規模的對照組。本來，芬蘭規劃抽選一萬人進行研究，因被質疑花費太多，最後降為2000人。這樣小規模研究，可否得出具有代表性的結果，讓人存疑。

二、芬蘭隨機抽選研究對象後，強制被抽選者必須參與；而其他國家在抽選後，都是志願參加，這樣一來，原本隨機抽樣的代表性已被扭曲。

三、研究觀察的時間長度是問題。除了安大略省是三年研究，其他都是兩年， 不管三年還是兩年，由於觀察時間太短，加上社會、經濟等環境變因，更難說明基本收入與就業的關係。

可以說，先進國家打算使用「基本收入」這個工具，去解決社會福利制度的沈痾。選擇在社福受益者中進行基本收入研究，差別只在發給「基本收入」者，不必積極找工作（而純粹的社福參與者則有工作要求），背後的想法是，或許讓收受者有點餘裕更能找到適情適性的工作；故而，本質還是「創造就業」。這些國家本來就比肯尼亞和巴西面對自動化的趨勢更高、更快，把基本收入用在測試是否更願意去工作，而不徹底檢討工作機會根本越來越少，是這些研究的盲點。

也許很多人還把人工智能當作科幻概念。一家在上海生產電訊設備，生產線多半已經自動化，問操作機器的技師，他們對人工智能的樣貌能夠說得很清楚：三、四年前在生產裝配線上，也許一天三班制，需要3500人在燈火通明下才能維持24小時運轉，現在只要800人，而且產量還加倍。生產流程自動化節省的不只是人工費用，還有僱用人工衍生出來的其他開銷，包括工作培訓、醫療保險、養老金，更不用說，僱用大量工人需要配套的膳宿環境和交通設施；還有，廠房內的照明只要部分開啟，甚至只要非常低的照明，因為機器不需燈光，進一步省下工業用電。二、三十年前，只有極少數人相信機器將取代大量人工，現在已是身邊的例子。

我們正在面臨一個壯年勞動市場萎縮，即使年紀不太老，也沒有工作可做；也正在走向經濟和社會面臨巨變的未來，亟需創造一個前所未有的制度來相應。「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在於，公民將從政府得到足夠收入來維持生活。 目前，雖然藍領比較需要這類援助，但自動化帶來的破壞，不會只局限在低技術工作；電腦深度學習的發展，未來在白領領域，包括會計師、醫生、律師、建築師、教師和記者等專業人士，都將與日益強大的電腦競爭。

當下脈絡來看，發給所有人一份「基本收入」，既基進又新潮。說它基進，主要是它的作法將徹底改變社會與政治景觀；說它新潮，乃在時代巨流汰洗下，它的理念竟越發閃亮，因為與基本收入相關的理念，從最早出現至今，已有五百年。我們從范．帕雷斯與范德保特在2017年出版的《基本收入》一書，透過他們深入淺出的闡述，可以了解「基本收入」的思想源頭，以及綿延至今的各種思想論辯（註四）。如果有任何一項政策，可以同時完成適度就業、脫離貧窮，以及平等分配的問題，全民基本收入可說是不二選擇。不過，因為它觸及的面向太廣，每次談及實施全民基本收入，反對的意見就傾巢而出 。

領取基本收入而不付出任何義務，引來的直覺反應是：如此一來，有些人將越來越不工作，或完全停止工作。如果全民收入的資金，主要來自勞動收入的稅收，那麼減少勞動人口，相對地將減少資金的來源。其他反對意見林林總總：包括如果基本收入金額不高，依然無法從生活困窘解放出來，獲得真正自由：更多反對意見來自簡化的擔憂，認為提供基本收入，國家財政無法負荷。關於國家財政的問題，解決的方法很多，透過積極稅收計劃，從遺產繼承，勞動收入，資本利得，或不同類型稅收——包含交易、消費、增值、碳排放，鼓勵捐贈等，都可同時進行。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種補償

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多數國家成長衰退或低緩成長；一波以「佔領華爾街」為策略，倡議「99%對1%」的口號，旨在凸顯勞苦大眾與少數富人間巨大的財富差距；近年出現大眾選民對體制政治人物的否定，進而選出體制外人物，顯示民眾對既有制度的不滿。這一連串發展，除讓我們感受社會氣氛丕變，也讓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得到更多關注。不過，關注不平等和選出體制外人物，並沒有撼動體制，更沒有向富人徵稅的積極作為，這是為什麼？

徐夫和斯塔薩維奇在2016年出版的書──《對富人徵稅》，嘗試解答這個困惑（註五）。從研究歐美OECD國家在近兩百年來關於累進稅收發展的歷史，作者既廣且深環繞在富人徵稅問題的知識與政治辯論。他們的書提供對富人徵稅議題到目前為止最詳盡的考察。對富人加碼徵稅是否公平，取決於怎麼做才是平等對待所有人，以及對富人徵稅是促進或破壞平等，都在他們戮力探索範圍。作者認為，許多國家在20世紀中期執行累進稅法，是一個歷史的例外而不是政策的勝利；累進稅收經歷的高低起伏，不是因為貧富差距加深或普遍選舉權的擴大而改變；更何況，全球化也沒有促使國家改變累進稅率。

在檢視各種關於徵稅制度是否公平，尤其針對高收入和富有家庭，最有力的政治論辯常常是，由於國家經常透過制度保障或結構的不變革，讓富人擁有特定權利從事不公平競爭，對富人加稅，主要在讓他們償還國家保護下所攢獲的利得。徐夫和斯塔薩維奇從各國經驗發現，政府幾乎從不因為貧富差距擴大而對富人課稅，只有多數人（通常在生死關頭）站出來挑戰徵稅政策的不公， 政府才考慮「補償」。更具體地說，補償的措施從不發生在承平時代，而是在遭逢重大戰爭，比如一、二次大戰期間，大眾為戰爭犧牲慘重，富人則在戰爭中繼續獲利，才對富人增加課稅。因此 OECD 國家的累進稅率政策，在兩次大戰的發展相對興盛（註六）。《對富人徵稅》一書帶來的啟發是，未來稅收的改革，取決於政治和經濟條件是否做出「新的」補償性論述。

除在概念上探究什麼是「公平的稅制」，也要在行動上實踐，才可能出現對富人課徵更多稅收的社會允諾。面對全民基本收入的議題，無論左翼、右派、宗教團體，甚至一些產業領袖，都表示支持。比較有爭議的部分是財源。我們的社會並不是沒有錢，而是沒有進行最起碼的公平分配。當人們得到一生都可以領取一定收入的保障，他們如何選擇工作，很難直觀預測，可能避免接觸比較疲憊的工作，例如收集垃圾或老人照護。長遠來看，收集垃圾的工作可能被機器人取代，而關於老人照護，如果在政策制定與薪資給付方面，賦予榮譽和更高報酬，都能反轉人們面對這類工作的態度。給予每個人基本收入，不代表平等化總體結果或成就，而是企圖讓每個人變得更平等、更公平，不論在機會、能力、可能性和真正自由方面。

（廖美，台灣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研究中心經濟學博士）

註一：「全民基本收入」意指政府定期、無條件以現金支付給每個人，沒有資產審查和工作要求。

註二：兩位參議員的葡文原名為 Eduardo Suplicy 和 Cristóvão Buarque。「歐洲基本收入網絡」（Basic Income European Network，簡寫為 BIEN ）成立於1986年，到2004年改名為「全球基本收入網絡」（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簡寫依然為 BIEN）。

註三：我們發現巴西給在「家庭津貼」收受者有了工作收入後，繼續讓他們接受兩年福利作為緩衝，這個兩年的期限，跟許多先進國家進行基本收入的先導研究都以兩年為期，或許不無關聯。

註四：Van Parijs, Philippe, and Yannick Vanderborght. 2017. 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書中第三章與第四章，頁51-98。

註五：見徐夫和斯塔薩維奇（Kenneth Scheve and David Stasavage, 2016） , Taxing the Rich: A History of Fiscal Fair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註六：見Scheve and Stasavage所著前書，頁5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