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沈榮欽：台灣的裙帶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制衡的可能

《經濟學人》於2014年開始每兩年編纂「裙帶資本主義指數」（crony capitalism index），首次公布的名單中，前三名是香港、俄國與馬來西亞，新加坡第5名，台灣第8名，中國第19名。2016年公布時已經將香港併入中國排名，前三名成為俄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第4名，台灣第10名，中國第11名。《經濟學人》的衡量方法是找出需要政府特許執照並且容易壟斷的十大產業，像是採礦、銀行、水電與電信、房地產等，然後計算該國富豪的財產有多少來自這些產業，再根據佔GDP的比重加以排名，當大富翁的財富越仰賴政府特許，就越可能產生尋租行為，利用政商關係從社會中獲取超額利益。

裙帶資本主義不同於貪污。貪污是政府官員利用公權力獲取私人利益，貪污非法，而裙帶資本主義經常是合法的，因此新加坡雖然政府官員極少貪污，卻是世界上裙帶資本主義最盛行的國家之一；中國是調查中上升最快速的國家，雖然部分受到香港併入中國的影響，但是也顯示習近平的反貪對裙帶資本主義並無效果。裙帶資本主義與經濟自由差別很大，經濟自由是在確保財產權的情況下，商家得以不受國家干預，從事經濟活動，固然香港長期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列為世界經濟自由度第一，但其裙帶資本主義的程度也是舉世最糟。香港與新加坡的裙帶資本主義受到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很大，《經濟學人》認為這或許與兩地土地稀少有關，以及中國與馬來西亞對這兩個轉口港的影響，更何況香港向來輕忽競爭法（反托拉斯法）。

香港與新加坡的例子提醒人們除了政治民主之外，即使僅僅談論國家經濟治理，守法、廉潔與經濟自由也遠遠不足。例如，香港天價的房地產除了《經濟學人》所強調的土地稀少之外，由於香港的土地幾乎全由香港政府租出或以其他方式批出，對土地出售的高度管制確保房地產價格維持高檔，令富人受益。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也發現，香港的房價競標明顯受到操控，王于漸認為這是香港裙帶資本主義造成缺乏競爭的後果。

當然《經濟學人》的指標遠非完美，例如政治人物親友的事業並未包括其中，選取的產業也相當粗糙。再者，亞洲國家盛行以婚姻為政商關係鋪路，政商二代的「自由戀愛」形塑於兒時政商小團體之間的人際互動，為日後裙帶資本主義鋪路，如陳柔縉在《總統是我家親戚》中以訃聞詳細爬梳台灣政商姻親網絡所示，台灣不僅早期特權利益為與兩蔣有關的外省家族所壟斷，即使到了李登輝主政時期，各大家族之間也透過聯姻合組綿密的政商網絡小世界。諸如此類的各國特色也未涵括在《經濟學人》的指數中，因此研究裙帶資本主義的學者多採用不同於《經濟學人》的定義，我們在後面會詳述。

裙帶資本主義與亞洲模式

裙帶資本主義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要歸因於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一夕之間令原本促進高度經濟成長的亞洲模式成為眾矢之的。當時美國聯準會主席Alan Greenspan與財政部長Larry Summers不約而同地將裙帶資本主義視為亞洲金融風暴的主因；IMF更因此發展出經濟危機的結構理論，說明總體經濟危機的背後有着企業個體的因素，政府、企業與銀行之間的裙帶關係導致不良放款、超額投資與過度槓桿，因此無法應付匯率等外在環境的變動，終至引發金融風暴。IMF更將降低裙帶資本主義列入紓困的附帶條件，以期能夠增強競爭與確立良好的治理結構，進而引發日後對於美國模式與亞洲模式乃至中國模式的論戰至今。

對於Greenspan與IMF的批評，反擊最烈者是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亞洲金融風暴使得馬國匯率腰斬50%，股市下跌超過60%，經濟成長衰退6.7%，企業破產、失業率高升，之前的經濟模範生瞬間被打入地獄。馬哈迪以激烈的言詞批評索羅斯（George Soros），認為他的基金人為製造了這次危機，以免亞洲國家迎頭趕上西方國家。他高舉亞洲價值對抗西方的批評，認為西方國家試圖利用經濟危機將意識形態與政治議程強行置入亞洲國家，IMF的樽節建議只會使馬來西亞更加衰退。因此他大力採行資本控制等手段，帶領馬來西亞渡過金融風暴。馬哈迪成為反對「西方邪惡資本主義」的象徵，並指控副總理安華（Anwar Ibrahim）成為IMF等「西方殖民主義者的玩偶」，對安華展開激烈的權力鬥爭。

不過後來Simon Johnson等人的研究發現，馬哈迪所採行的資本控制手段，獲益最大者乃是與馬哈迪有密切關係的企業。1998年9月馬哈迪開始實施資本管制，這些與馬哈迪有關係的企業僅僅該月市值就增加了50億美元，馬哈迪用裙帶資本主義取代了他所大力批評的西方邪惡資本主義。

裙帶資本主義可以視為一種政客與商人交換利益的結盟，政客給予企業某些特權（特許、進入管制、國有銀行貸款、補貼、稅務等），商人不僅給予政客政治獻金，更會投入資源以鞏固現有的政治體制，因為政商關係的利益往往是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當美國參議員Henry Jackson意外死亡時，Brian Roberts發現與其有關係的企業股價下跌，而與繼任者Sam Nunn有關企業的股價則上升，上升的幅度雖然不大，但是在統計上是顯著的。由於沒人能夠預見Jackson的死亡，因此這股價的變化為美國的裙帶資本主義提供了明確的證據。

這種政治人物健康的消息對相關企業的影響，也被應用在亞洲的政治人物身上。由於裙帶資本主義的政商結盟多發生在親友間，而亞洲許多國家對於親戚大家族的重視程度超過歐美，因此亞洲經常被視為裙帶資本主義的大本營，尤其是東亞與東南亞國家。Raymond Fisman發現印尼總統蘇哈托（Hajji Suharto）於1995至1997年間多次健康惡化的消息，與蘇哈托有緊密關係的企業集團股價，平均要比沒有關係的集團股價超跌23%，其樣本中涵括的25個企業集團，總營業額達600億美元，約等於當年印尼GDP的30%。由於影響的市值如此之大，裙帶資本主義對這些企業價值的影響，甚至超過了生產力等企業基本面的因素。

將這個結果與前面對Jackson參議員的研究比較，固然國家元首與國會議員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兩者股價變化幅度的差異如此巨大，人們不免要問：為什麼印尼與美國的裙帶資本主義的影響差距如此巨大？是否裙帶主義在不同國家的傾向與影響程度也不一樣？

法律環境健全國家裙帶比率較低

由於《經濟學人》對於裙帶資本主義的衡量方式過於粗略，研究者多未採用，希望更明確捕捉到裙帶資本主義的直接證據，也就是企業與政治人物之間所建立的特殊關係。目前對這個分析最齊全者，乃是Mara Faccio所建立的各國政商關係的資料庫。她定義與政治人物有緊密政商關係的企業是：

（1）公司的高階主管或是大股東曾經被媒體描述為與政府首長、部長或是國會議員有良好友誼者；

（2）公司的董事或是大股東由曾經或現任政府首長、部長或是國會議員本人或是其親戚擔任者；

（3）公司的高階主管或是大股東進入政界成為政府首長、部長或是國會議員者；

（4）公司的董事或是大股東由曾經或現任外國政府首長、部長或是國會議員本人或是其親戚擔任者。為了統一語言，以下均稱之為裙帶關係。

根據這個定義，她找到來自42個國家16191家上市公司與17033名政治人物，不過無論是國會聯盟理事會（Inter–Parliamentary Council）或其他現有英文資料庫中，都無法找到台灣國會議員的相關資料，而將台灣排除在資料之外。經過比對找到532家公司與政治人物建立了597個裙帶關係，其中印尼、意大利、馬來西亞、俄國與泰國，有超過10%的上市公司具有裙帶關係。這個結果除了意大利與泰國外，與《經濟學人》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排名相差不大。《經濟學人》的資料是2014與2016年，而Faccio的資料屬於2000年左右，考量意大利前總理Silvio Berlusconi的政商關係，對此結果應不意外。

另一個令人驚訝的結果是，裙帶公司的市值佔股市總市值比率超過20%的國家，包括俄羅斯、馬來西亞、愛爾蘭、泰國與英國，其中英國與泰國在裙帶資本主義指數的排名都不算高，愛爾蘭則未列入排名。英國裙帶關係的企業市值佔股市總市值的39%，俄國更高達87%，無怪乎俄國在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排名高居榜首。

平均而言，裙帶關係企業在法律環境健全國家的比率較低，法律環境健全包括：司法系統的效率、法治程度以及政府對私有產權的保障程度，這些都有助於降低裙帶資本主義的影響；而且經濟較發達、以新教為主與貪污比率較低的國家，裙帶關係企業比率也較低。其中貪污的例子尤其有趣，儘管裙帶關係企業在貪污盛行的國家比率較高，但是並不清楚究竟是貪污導致裙帶資本主義（貪污尚不足以獲取所有國家特權的潛在利益，所以商人建立裙帶關係以獲取更多利益），或是裙帶資本主義導致貪污（沒有裙帶關係的商人必須以貪污獲取特權利益，才能與有關係的企業競爭），實證結果比較傾向於後者，因此減少裙帶資本主義，同樣有助於減少貪污。

裙帶資本主義的利益與成本

裙帶資本主義給企業帶來什麼好處？為什麼商人要花費大量金錢與心力建立裙帶關係？從現實世界的資料來看，至少有以下幾類：（1）獲得政府契約：Anup Agrawal等人發現，在美國有裙帶關係的企業通常獲得較多的政府契約與採購；（2）取得銀行貸款：Asim Ijaz Khwaja等人發現，在巴基斯坦有裙帶關係的企業，即使財務狀況較差、破產的機率較高，仍然能夠自國有銀行中以較低的利率取得貸款；（3）少繳稅：Mara Faccio發現，各國有裙帶關係的企業所繳的稅較低，不過只有是企業所有人建立的裙帶關係才有效果，其他董事的關係則不明顯；（4）市場壟斷：Michael Beckman發現，與印尼總統蘇哈托有關係的企業，通常享有較大的市場壟斷力；（5）獲得政府紓困：Mara Faccio等人發現，有政商關係的企業獲得政府紓困的比率明顯較高；（6）設立進入障礙：Simeon Djankov等人發現，有政商關係的企業所在的產業通常有較多的進入管制，以避免外來者的競爭。

裙帶關係帶給企業的利益通常遠超過建立關係的成本。馬哈迪裙帶企業因其資本管制，市值一個月就增加50億美元；支持納粹的企業在希特勒掌權的兩個月內，股價就超漲5%到8%；蘇哈托的健康消息使其裙帶關係企業股價超跌23%，相較這些數字所代表的價值，政治獻金通常顯得微不足道。

儘管如此，裙帶關係對社會整體的代價為何？商人為了競逐裙帶關係利益而耗費資源，由於這些資源不具生產性，因此被視為尋租行為式的浪費；其次是靠裙帶關係獲得特權利益者，排除了更優秀的人公平競爭的機會，並且裙帶關係的利益通常與壟斷特權有關，這兩者都帶來資源誤置式的浪費。例如突尼西亞的裙帶企業佔全國企業21%的利潤，卻只貢獻3%的產出與1%的就業。

裙帶關係縱使合法，也要保持資訊隱密在有限的關係人中，以免競爭對手模仿，而且裙帶的利益通常未在法律與公司治理中明確規範，因此通常缺乏問責性（accountability）。加上裙帶關係有助於取得國有銀行貸款，也可避免資本市場的懲罰，容易因此扭曲企業經營者對風險的評估，造成不良放款、過度投資與過度槓桿的效果，這也是何以有些人認為裙帶資本主義乃是造成亞洲金融風暴的原因之一。而且如前所述，裙帶資本主義導致貪污增加，社會的交易成本增加，並且造成分配不公，貧富差距增加，不利社會穩定。

不過裙帶資本主義並非全無優點，例如Stephen Haber認為，裙帶資本主義有時可以被當作一種政府可信的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藉由對少數精英表示不會任意剝奪財產權的訊號，政府可以鼓勵其投資。不過持平而論，這有時不過是政府為了建立侍從政體（clientelism），拉攏企業精英維持社會穩定的方法。儘管如此，有時這種裙帶關係可以透過長期互動，建立目標一致性與相互信任，避免市場機制在建立新市場時的缺失，鼓勵創業精神與解決政府與企業間的協調問題。日本早期通商產業省（經濟產業省前身）與民間的政商關係，有部分便符合以上的說法。雖然如此，從各國經驗來看，多數時候裙帶資本主義的成本都超過其所帶來的利益。似乎只有部分國家的少數時期，裙帶資本主義帶來的好處更大些。

台灣裙帶資本主義的建立形式

明白了裙帶資本主義的成長環境與優劣比較之後，接下來我們要問的問題是：裙帶資本主義是如何建立的？我將分別根據以上兩種裙帶資本主義的定義（裙帶資本主義指數與公司治理中的緊密政商關係），擇要說明裙帶資本主義在台灣建立的形式。

首先從《經濟學人》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開始，裙帶資本主義的發生並不僅僅是因為某些商人或政客建立人際關係的手腕高明，因此能夠打造比他人更堅實的政商關係，而是裙帶在不同的產業與地方有不同的價值，這些價值決定建立裙帶關係的誘因高低。例如，政商關係有強烈的在地性，因為人際關係與政府權力都是在國界之內更為強烈，因此越是以國內市場為主的企業，政商關係的價值越高；反之，越是以國際市場為主，而且與國際價值鏈鑲嵌程度越高的企業，國內政商關係的價值越有限。這也意味着資源的移動性會影響政商關係的價值，移動性越高的商品或是資本，政商關係的價值，就不如移動性較低的服務或人力。前者更在乎如何利用各國的制度差異進行「套利」，後者正因為無法移動，所以會將更多資源投入本國建立裙帶關係。

所以裙帶資本主義在越是以國內市場為主、擁有的資源移動性越低的企業集團越發達，例如瞿宛文等人曾經整理《天下》1999年前台灣前30大集團進入特許市場的情形，雖然研究與我們的目的不同，但是從資料中可以觀察到裙帶關係在地性的痕跡：與國際市場連結越強的企業集團，越少進入特許市場，但越是以國內市場為主的企業集團，越容易進入特許市場。七家高科技集團中，除了宏碁（Acer）參與兩個特許市場項目，全都未進入特許市場，平均每個集團參與0.3個特許市場項目。但越是服務業導向的集團，參與特許市場的比率越高，其中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的四個集團中，全都進入特許市場，其中最多的遠東集團與太平洋電纜集團各有四個特許市場，最少的潤泰有一個，平均每個集團參與三個；至於純以服務業為主的七個集團則參與最多的特許市場，除了和泰集團外，其餘的都進入特許市場，最高的和信集團共進入六個特許市場，最低的霖園集團與新光集團也各有三個，平均每個集團參與3.7個。

一如所料，和國際價值鏈連結程度較高的高科技企業集團，進入台灣特許市場的傾向越低；以移動性較低的本地服務市場為主企業集團，越會將資源投入本地市場的尋租行為中，進入特許市場的比例也就越高，封閉的市場是裙帶資本主義的溫床。不僅如此，裙帶資本主義會設法形成利益團體，共同反對開放市場，將特權利益局限在統治精英中。

其次是學者們所強調的，緊密政商關係式的裙帶資本主義，也就是公司董事會與政治人物之間的關聯。此類最常見者是以獨立董事的方式建立裙帶關係，例如Edmund Terence Gomez等人發現，馬來西亞企業集團用來保護國內市場免於外國企業進入競爭的方式，是給予對管制有影響力的政客企業獨董的位子，這在許多國家都相當常見。張琬喻等人對台灣企業政商關係的實證研究也發現，受到政府規章與管制較多的產業，如營建、金融、電信、運輸與油電燃氣，越傾向於聘用政治人物為董事。

企業之所以設立獨立董事，乃是因為資本主義認為企業屬於股東所有，但是股東直接監督經理人有其困難：統合眾多股東意見所費不貲，而且不監督的股東也可享受監督的好處，所以沒人想耗費精力監督。董事會的成立即在避免這些困難：有限的董事人數定期會議的成本很低，大量持股則使得每一位董事都有足夠的誘因與能力監督經理人；但是引進董事會卻產生新的問題：董事會成員容易勾結舞弊，以控制股東的身份侵害小股東的權益。引進獨董的目的在監督董事會，以保障小股東的權益，獨董因非大股東也不參與經營，能夠超然地監督董事。上市公司的獨董需要為企業的不法行為負法律責任，也避免其消極怠惰。

不同國家對獨董的目的略有差異，例如美國向來對管理階層獨大疑慮甚深，因此主張獨董擁有股份有利於制衡管理階層對董事會的支配力，台灣則認為獨董主要僅在保障小股東權益。

但是獨董真的獨立嗎？這取決於誰提名獨董，台灣多由董事長提名，獨董監督董事會的能力必然有限；美國多由總經理提名，獨董監督管理階層的能力也必然打折，並無最佳良方。再者，在同一企業擔任董事日久，利益糾葛與人際關係日漸緊密，也不利監督，因此有經驗的專家懷疑任期五年以上的獨董皆不具獨立性。

企業僱用政治人物或前政府官員為獨董，未必意在借重其專業知識，更多的是借其政治影響力以獲取特殊利益，例如樂陞爆發併購弊案以坑殺小股東，其三位獨董陳文茜、李永萍與尹啟銘都是政治人物，在保障小股東權益上毫無作用；日月光因排放污染受到重罰後，聘請前經濟部長、經建會主委何美玥擔任獨董，日後日月光被判無罪；亞昕建設的獨董胡治明則是新北市議員林國春的辦公室主任，而亞昕建案的主力正巧也在新北市。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雖然合法，但是卻為公司治理添上裙帶資本主義的色彩。

台灣另一項特色是有59位前法官與檢察官等司法人員擔任獨董，例如聯邦銀行聘請前檢察總長盧仁發擔任獨董。司法人員因具備法律知識，屬於裙帶資本主義的灰色地帶，也未涵括於學者研究的政商關係中，但是其效果值得進一步的觀察與追蹤。

還有一種在台灣也相當常見的，是政府指派國有企業的董事與高階主管，例如每次政黨輪替，中央政府至少要指派102位公股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董事，其中許多都是由金管會等負責監管銀行的機構出身的官員，混淆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的角色，成為牢不可破的金融幫。不僅中央政府如此，地方政府也不遑多讓，台北市政府曾經指派趙少康擔任富邦銀行的獨董，同樣混淆媒體人、政治人物與商業組織的界限。

最後，在政府與民營企業之間，台灣還有一種第三部門的裙帶資本主義關係，通常為相關討論所忽略。這就是由政府出資或補助成立的官方或半官方財團法人，有時候成為安插人事與政治酬庸的工具，例如最近國防部研擬成立的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在台灣的戰略人才與資源並未增加下，唯一能解釋這個組織的成立者是退休的國防部長與將領增加了，這種財團法人基金會過去也曾經被利用將政府財產移轉為國民黨黨產甚至私人財產，至今仍是台灣轉型正義的障礙。

很多時候官員退休並不意味着影響力立刻消失，例如中國為了遏止獨董成為官員的庇護所，規定政治人物必須從政治上退休後才能成為公司獨董，但是成效依然有限。台灣的銓敘部更直接將公股銀行董事與高階主管解釋為公務人員，而規避《公務員服務法》的旋轉門條款，令金管會、公股銀行與民營銀行可以無縫接軌。儘管有黃國昌等立委提案修正，但依舊在立院遭到技術性封殺而排不上議程，這正是裙帶資本主義最糟的情況之一：當裙帶資本主義制度化之後，所形成的利益團體會阻礙制度的創新與變革。台灣的第三方支付遭到金管會聯合銀行業者共同打壓，就是一例。

儘管如此，Faccio對42個國家的研究顯示，裙帶關係的利益並非對稱的，由政轉商的利益遠比不上由商轉政，亦即企業聘請政治人物擔任董事所帶給企業的利益，遠小於企業的董事從政成為高階政治人物。張琬喻對1989年至2002年立法委員擔任上市公司重要職位的實證研究則發現，由商轉政時，多頭市場（牛市）中企業股價上漲，空頭市場（熊市）時，企業股價下跌；由政轉商時，無論多空頭市場，企業股價均下跌。從這個角度而言，與其憂心政治人物被聘為獨董成為企業門神，或許更應該注意企業所有人進入政界的影響。不過台灣多數民眾的認知似乎與此相反，當意大利的Silvio Berlusconi與美國的特朗普（川普）成為西方飽受爭議的兩個例子時，台灣由Google從政的張善政則廣受好評。儘管如此，當在中國有龐大事業的鴻海負責人郭台銘屢屢被建議參選台灣總統時，台灣從事類似的研究似乎更有迫切性。

民主制度、資訊透明能減少裙帶資本主義？

如果裙帶資本主義對社會的影響如此巨大，那麼應該如何消除或是至少減少裙帶資本主義的影響？民主制度會是消除裙帶資本主義的良方嗎？政治上是一人一票，市場則是一元一票，在1811年美國紐約州立法規定股東一股一票之前，一人一票決定公司政策實屬常態，但是隨着企業規模的擴大與所有權的集中程度提高，一股一票被認為是最有效率的做法，一人一票緩慢地遭受淘汰。那麼為了實現人權與公平正義，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能降低市場上一元一票的影響力嗎？

反對者認為所費不貲的選舉經費與遊說制度使得有錢人一元一票的勢力壓過窮人的一人一票，選舉的高昂費用為政商之間鋪了窮人自行車所無法使用的高速公路，有利裙帶資本主義的孳生。不過Stephen Ansolabehere等人整理了美國相關的研究卻發現，選舉捐款對國會議員的投票行為幾乎沒有影響；Pinelopi Koujianou Goldberg等人比較了美國國會議員對貿易保護政策的投票，是否會對有大量政治獻金的產業與沒有大量政治獻金的產業有所差異，結果令人驚訝的是，國會議員投票行為中，對社會福祉的考量數十倍於對政治獻金的考量，政治人物重視選票的程度遠遠超過了政治獻金。這些研究顯示民主制度的確可能減少裙帶資本主義的影響，因為政治競爭有助於競爭對手揭露不當的關係，那些缺乏裙帶關係的政治人物會訴諸大眾的支持，以便在選舉中獲勝，同時獨立的司法制度也有助於減少不當的政商關係，因此增加政治人物的問責性。

不過如果我們將注意力離開美國，裙帶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的關係也許並非單向影響。Kathleen Collins研究中亞前共產國家的轉型時，發現轉型如此困難的原因之一，是因為這些政商精英非正式結盟，阻礙了正式制度的運作，遠在人們談論民主制度是否能夠減少裙帶資本主義之前，裙帶資本主義已經先阻止民主制度的運作。

2004年，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普丁）廢除了州長選舉，剝奪了各州人民選舉州政府領袖的權利，但是民調顯示，對於普京這項措施，贊成的民眾以44%超過反對的42%。Gulnaz Sharafutdinova認為這乃是因為裙帶資本主義的盛行，使得人們願意向威權統治靠攏。她研究了俄羅斯邦聯的韃靼斯坦共和國與下諾夫哥羅德州兩地人民對該政策的反應，發現由於裙帶資本主義使得當地政治腐敗，當權與錢結合，當選意味着同時取得權力與財富，這種贏家通吃的制度使得競爭十分激烈，各種骯髒與非法的競選手段層出不窮，使得民眾不信任政治精英與選舉制度，而甘願接受普京的威權政治。政治競爭非但無法消除裙帶資本主義，反而讓裙帶資本主義消滅了地方選舉制度；只有像普京這樣老練的政客才知道，人民對政治骯髒的普遍厭惡，正是鋪向威權統治的紅毯。

反過來說，一個曾經成功遏止裙帶資本主義的例子是美國前副總統切尼（Richard Cheney，錢尼），切尼在接任小布殊（小布希）的副總統之前，擔任Halliburton石油公司的董事長兼CEO，而Halliburton的市值在美國波灣戰爭兩年後倍增，坊間對切尼的質疑達到高峰。David Fisman等人藉此檢驗裙帶資本主義的效果，他們測試競選前到對伊戰爭期間的一系列相關事件，發現Halliburton在金融市場的回報值均為0。切尼的政商關係令人意外的在所有的事件中，都未曾替Halliburton帶來任何異常報酬。由於過去的研究均顯示裙帶資本主義確實會對美國企業造成影響，Fisman等人因此認為切尼的例子所顯示的，或許並非裙帶關係在美國變得無足輕重，而是在新聞媒體與大眾的高度關注之下，政商關係無從發揮影響力，足見新聞自由與輿論關注對美國的裙帶資本主義，有可能產生嚇阻作用。

正因為資訊不透明是裙帶關係的特色，透明資訊或許能夠抑制裙帶資本主義的成長。對流動性高的資本而言，裙帶資本主義隨着全球化而增長，跨國資本流動連帶炒作了各國的土地、房地產，或是進入像礦產或電信等高度管制的領域。由於國家主權範圍的限制，政界與商界人士經常利用跨國資本流動來隱藏裙帶資本主義。諷刺的是，揭露這些關係者往往是灰色地帶甚至非法的駭客、吹哨爆料者與新聞界的跨國合作，從《維基解密》到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所揭露的《巴拿馬報告》與《天堂報告》，都旨在揭露這一事實，希望能夠促成各國政府的跨國合作，來減少本國裙帶資本主義的勢力。

（沈榮欽，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專長在策略管理與組織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