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沈荣钦：台湾的裙带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制衡的可能

《经济学人》于2014年开始每两年编纂“裙带资本主义指数”（crony capitalism index），首次公布的名单中，前三名是香港、俄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第5名，台湾第8名，中国第19名。2016年公布时已经将香港并入中国排名，前三名成为俄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第4名，台湾第10名，中国第11名。《经济学人》的衡量方法是找出需要政府特许执照并且容易垄断的十大产业，像是采矿、银行、水电与电信、房地产等，然后计算该国富豪的财产有多少来自这些产业，再根据占GDP的比重加以排名，当大富翁的财富越仰赖政府特许，就越可能产生寻租行为，利用政商关系从社会中获取超额利益。

裙带资本主义不同于贪污。贪污是政府官员利用公权力获取私人利益，贪污非法，而裙带资本主义经常是合法的，因此新加坡虽然政府官员极少贪污，却是世界上裙带资本主义最盛行的国家之一；中国是调查中上升最快速的国家，虽然部分受到香港并入中国的影响，但是也显示习近平的反贪对裙带资本主义并无效果。裙带资本主义与经济自由差别很大，经济自由是在确保财产权的情况下，商家得以不受国家干预，从事经济活动，固然香港长期被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列为世界经济自由度第一，但其裙带资本主义的程度也是举世最糟。香港与新加坡的裙带资本主义受到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很大，《经济学人》认为这或许与两地土地稀少有关，以及中国与马来西亚对这两个转口港的影响，更何况香港向来轻忽竞争法（反托拉斯法）。

香港与新加坡的例子提醒人们除了政治民主之外，即使仅仅谈论国家经济治理，守法、廉洁与经济自由也远远不足。例如，香港天价的房地产除了《经济学人》所强调的土地稀少之外，由于香港的土地几乎全由香港政府租出或以其他方式批出，对土地出售的高度管制确保房地产价格维持高档，令富人受益。香港竞争事务委员会也发现，香港的房价竞标明显受到操控，王于渐认为这是香港裙带资本主义造成缺乏竞争的后果。

当然《经济学人》的指标远非完美，例如政治人物亲友的事业并未包括其中，选取的产业也相当粗糙。再者，亚洲国家盛行以婚姻为政商关系铺路，政商二代的“自由恋爱”形塑于儿时政商小团体之间的人际互动，为日后裙带资本主义铺路，如陈柔缙在《总统是我家亲戚》中以讣闻详细爬梳台湾政商姻亲网络所示，台湾不仅早期特权利益为与两蒋有关的外省家族所垄断，即使到了李登辉主政时期，各大家族之间也透过联姻合组绵密的政商网络小世界。诸如此类的各国特色也未涵括在《经济学人》的指数中，因此研究裙带资本主义的学者多采用不同于《经济学人》的定义，我们在后面会详述。

裙带资本主义与亚洲模式

裙带资本主义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要归因于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一夕之间令原本促进高度经济成长的亚洲模式成为众矢之的。当时美国联准会主席Alan Greenspan与财政部长Larry Summers不约而同地将裙带资本主义视为亚洲金融风暴的主因；IMF更因此发展出经济危机的结构理论，说明总体经济危机的背后有着企业个体的因素，政府、企业与银行之间的裙带关系导致不良放款、超额投资与过度杠杆，因此无法应付汇率等外在环境的变动，终至引发金融风暴。IMF更将降低裙带资本主义列入纾困的附带条件，以期能够增强竞争与确立良好的治理结构，进而引发日后对于美国模式与亚洲模式乃至中国模式的论战至今。

对于Greenspan与IMF的批评，反击最烈者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Mahathir Mohamad）。亚洲金融风暴使得马国汇率腰斩50%，股市下跌超过60%，经济成长衰退6.7%，企业破产、失业率高升，之前的经济模范生瞬间被打入地狱。马哈迪以激烈的言词批评索罗斯（George Soros），认为他的基金人为制造了这次危机，以免亚洲国家迎头赶上西方国家。他高举亚洲价值对抗西方的批评，认为西方国家试图利用经济危机将意识形态与政治议程强行置入亚洲国家，IMF的樽节建议只会使马来西亚更加衰退。因此他大力采行资本控制等手段，带领马来西亚渡过金融风暴。马哈迪成为反对“西方邪恶资本主义”的象征，并指控副总理安华（Anwar Ibrahim）成为IMF等“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玩偶”，对安华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

不过后来Simon Johnson等人的研究发现，马哈迪所采行的资本控制手段，获益最大者乃是与马哈迪有密切关系的企业。1998年9月马哈迪开始实施资本管制，这些与马哈迪有关系的企业仅仅该月市值就增加了50亿美元，马哈迪用裙带资本主义取代了他所大力批评的西方邪恶资本主义。

裙带资本主义可以视为一种政客与商人交换利益的结盟，政客给予企业某些特权（特许、进入管制、国有银行贷款、补贴、税务等），商人不仅给予政客政治献金，更会投入资源以巩固现有的政治体制，因为政商关系的利益往往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当美国参议员Henry Jackson意外死亡时，Brian Roberts发现与其有关系的企业股价下跌，而与继任者Sam Nunn有关企业的股价则上升，上升的幅度虽然不大，但是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由于没人能够预见Jackson的死亡，因此这股价的变化为美国的裙带资本主义提供了明确的证据。

这种政治人物健康的消息对相关企业的影响，也被应用在亚洲的政治人物身上。由于裙带资本主义的政商结盟多发生在亲友间，而亚洲许多国家对于亲戚大家族的重视程度超过欧美，因此亚洲经常被视为裙带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尤其是东亚与东南亚国家。Raymond Fisman发现印尼总统苏哈托（Hajji Suharto）于1995至1997年间多次健康恶化的消息，与苏哈托有紧密关系的企业集团股价，平均要比没有关系的集团股价超跌23%，其样本中涵括的25个企业集团，总营业额达600亿美元，约等于当年印尼GDP的30%。由于影响的市值如此之大，裙带资本主义对这些企业价值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生产力等企业基本面的因素。

将这个结果与前面对Jackson参议员的研究比较，固然国家元首与国会议员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两者股价变化幅度的差异如此巨大，人们不免要问：为什么印尼与美国的裙带资本主义的影响差距如此巨大？是否裙带主义在不同国家的倾向与影响程度也不一样？

法律环境健全国家裙带比率较低

由于《经济学人》对于裙带资本主义的衡量方式过于粗略，研究者多未采用，希望更明确捕捉到裙带资本主义的直接证据，也就是企业与政治人物之间所建立的特殊关系。目前对这个分析最齐全者，乃是Mara Faccio所建立的各国政商关系的资料库。她定义与政治人物有紧密政商关系的企业是：

（1）公司的高阶主管或是大股东曾经被媒体描述为与政府首长、部长或是国会议员有良好友谊者；

（2）公司的董事或是大股东由曾经或现任政府首长、部长或是国会议员本人或是其亲戚担任者；

（3）公司的高阶主管或是大股东进入政界成为政府首长、部长或是国会议员者；

（4）公司的董事或是大股东由曾经或现任外国政府首长、部长或是国会议员本人或是其亲戚担任者。为了统一语言，以下均称之为裙带关系。

根据这个定义，她找到来自42个国家16191家上市公司与17033名政治人物，不过无论是国会联盟理事会（Inter–Parliamentary Council）或其他现有英文资料库中，都无法找到台湾国会议员的相关资料，而将台湾排除在资料之外。经过比对找到532家公司与政治人物建立了597个裙带关系，其中印尼、意大利、马来西亚、俄国与泰国，有超过10%的上市公司具有裙带关系。这个结果除了意大利与泰国外，与《经济学人》的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排名相差不大。《经济学人》的资料是2014与2016年，而Faccio的资料属于2000年左右，考量意大利前总理Silvio Berlusconi的政商关系，对此结果应不意外。

另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是，裙带公司的市值占股市总市值比率超过20%的国家，包括俄罗斯、马来西亚、爱尔兰、泰国与英国，其中英国与泰国在裙带资本主义指数的排名都不算高，爱尔兰则未列入排名。英国裙带关系的企业市值占股市总市值的39%，俄国更高达87%，无怪乎俄国在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排名高居榜首。

平均而言，裙带关系企业在法律环境健全国家的比率较低，法律环境健全包括：司法系统的效率、法治程度以及政府对私有产权的保障程度，这些都有助于降低裙带资本主义的影响；而且经济较发达、以新教为主与贪污比率较低的国家，裙带关系企业比率也较低。其中贪污的例子尤其有趣，尽管裙带关系企业在贪污盛行的国家比率较高，但是并不清楚究竟是贪污导致裙带资本主义（贪污尚不足以获取所有国家特权的潜在利益，所以商人建立裙带关系以获取更多利益），或是裙带资本主义导致贪污（没有裙带关系的商人必须以贪污获取特权利益，才能与有关系的企业竞争），实证结果比较倾向于后者，因此减少裙带资本主义，同样有助于减少贪污。

裙带资本主义的利益与成本

裙带资本主义给企业带来什么好处？为什么商人要花费大量金钱与心力建立裙带关系？从现实世界的资料来看，至少有以下几类：（1）获得政府契约：Anup Agrawal等人发现，在美国有裙带关系的企业通常获得较多的政府契约与采购；（2）取得银行贷款：Asim Ijaz Khwaja等人发现，在巴基斯坦有裙带关系的企业，即使财务状况较差、破产的机率较高，仍然能够自国有银行中以较低的利率取得贷款；（3）少缴税：Mara Faccio发现，各国有裙带关系的企业所缴的税较低，不过只有是企业所有人建立的裙带关系才有效果，其他董事的关系则不明显；（4）市场垄断：Michael Beckman发现，与印尼总统苏哈托有关系的企业，通常享有较大的市场垄断力；（5）获得政府纾困：Mara Faccio等人发现，有政商关系的企业获得政府纾困的比率明显较高；（6）设立进入障碍：Simeon Djankov等人发现，有政商关系的企业所在的产业通常有较多的进入管制，以避免外来者的竞争。

裙带关系带给企业的利益通常远超过建立关系的成本。马哈迪裙带企业因其资本管制，市值一个月就增加50亿美元；支持纳粹的企业在希特勒掌权的两个月内，股价就超涨5%到8%；苏哈托的健康消息使其裙带关系企业股价超跌23%，相较这些数字所代表的价值，政治献金通常显得微不足道。

尽管如此，裙带关系对社会整体的代价为何？商人为了竞逐裙带关系利益而耗费资源，由于这些资源不具生产性，因此被视为寻租行为式的浪费；其次是靠裙带关系获得特权利益者，排除了更优秀的人公平竞争的机会，并且裙带关系的利益通常与垄断特权有关，这两者都带来资源误置式的浪费。例如突尼西亚的裙带企业占全国企业21%的利润，却只贡献3%的产出与1%的就业。

裙带关系纵使合法，也要保持信息隐密在有限的关系人中，以免竞争对手模仿，而且裙带的利益通常未在法律与公司治理中明确规范，因此通常缺乏问责性（accountability）。加上裙带关系有助于取得国有银行贷款，也可避免资本市场的惩罚，容易因此扭曲企业经营者对风险的评估，造成不良放款、过度投资与过度杠杆的效果，这也是何以有些人认为裙带资本主义乃是造成亚洲金融风暴的原因之一。而且如前所述，裙带资本主义导致贪污增加，社会的交易成本增加，并且造成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增加，不利社会稳定。

不过裙带资本主义并非全无优点，例如Stephen Haber认为，裙带资本主义有时可以被当作一种政府可信的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借由对少数精英表示不会任意剥夺财产权的讯号，政府可以鼓励其投资。不过持平而论，这有时不过是政府为了建立侍从政体（clientelism），拉拢企业精英维持社会稳定的方法。尽管如此，有时这种裙带关系可以透过长期互动，建立目标一致性与相互信任，避免市场机制在建立新市场时的缺失，鼓励创业精神与解决政府与企业间的协调问题。日本早期通商产业省（经济产业省前身）与民间的政商关系，有部分便符合以上的说法。虽然如此，从各国经验来看，多数时候裙带资本主义的成本都超过其所带来的利益。似乎只有部分国家的少数时期，裙带资本主义带来的好处更大些。

台湾裙带资本主义的建立形式

明白了裙带资本主义的成长环境与优劣比较之后，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裙带资本主义是如何建立的？我将分别根据以上两种裙带资本主义的定义（裙带资本主义指数与公司治理中的紧密政商关系），择要说明裙带资本主义在台湾建立的形式。

首先从《经济学人》的裙带资本主义指数开始，裙带资本主义的发生并不仅仅是因为某些商人或政客建立人际关系的手腕高明，因此能够打造比他人更坚实的政商关系，而是裙带在不同的产业与地方有不同的价值，这些价值决定建立裙带关系的诱因高低。例如，政商关系有强烈的在地性，因为人际关系与政府权力都是在国界之内更为强烈，因此越是以国内市场为主的企业，政商关系的价值越高；反之，越是以国际市场为主，而且与国际价值链镶嵌程度越高的企业，国内政商关系的价值越有限。这也意味着资源的移动性会影响政商关系的价值，移动性越高的商品或是资本，政商关系的价值，就不如移动性较低的服务或人力。前者更在乎如何利用各国的制度差异进行“套利”，后者正因为无法移动，所以会将更多资源投入本国建立裙带关系。

所以裙带资本主义在越是以国内市场为主、拥有的资源移动性越低的企业集团越发达，例如瞿宛文等人曾经整理《天下》1999年前台湾前30大集团进入特许市场的情形，虽然研究与我们的目的不同，但是从资料中可以观察到裙带关系在地性的痕迹：与国际市场连结越强的企业集团，越少进入特许市场，但越是以国内市场为主的企业集团，越容易进入特许市场。七家高科技集团中，除了宏碁（Acer）参与两个特许市场项目，全都未进入特许市场，平均每个集团参与0.3个特许市场项目。但越是服务业导向的集团，参与特许市场的比率越高，其中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四个集团中，全都进入特许市场，其中最多的远东集团与太平洋电缆集团各有四个特许市场，最少的润泰有一个，平均每个集团参与三个；至于纯以服务业为主的七个集团则参与最多的特许市场，除了和泰集团外，其余的都进入特许市场，最高的和信集团共进入六个特许市场，最低的霖园集团与新光集团也各有三个，平均每个集团参与3.7个。

一如所料，和国际价值链连结程度较高的高科技企业集团，进入台湾特许市场的倾向越低；以移动性较低的本地服务市场为主企业集团，越会将资源投入本地市场的寻租行为中，进入特许市场的比例也就越高，封闭的市场是裙带资本主义的温床。不仅如此，裙带资本主义会设法形成利益团体，共同反对开放市场，将特权利益局限在统治精英中。

其次是学者们所强调的，紧密政商关系式的裙带资本主义，也就是公司董事会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关联。此类最常见者是以独立董事的方式建立裙带关系，例如Edmund Terence Gomez等人发现，马来西亚企业集团用来保护国内市场免于外国企业进入竞争的方式，是给予对管制有影响力的政客企业独董的位子，这在许多国家都相当常见。张琬喻等人对台湾企业政商关系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受到政府规章与管制较多的产业，如营建、金融、电信、运输与油电燃气，越倾向于聘用政治人物为董事。

企业之所以设立独立董事，乃是因为资本主义认为企业属于股东所有，但是股东直接监督经理人有其困难：统合众多股东意见所费不赀，而且不监督的股东也可享受监督的好处，所以没人想耗费精力监督。董事会的成立即在避免这些困难：有限的董事人数定期会议的成本很低，大量持股则使得每一位董事都有足够的诱因与能力监督经理人；但是引进董事会却产生新的问题：董事会成员容易勾结舞弊，以控制股东的身份侵害小股东的权益。引进独董的目的在监督董事会，以保障小股东的权益，独董因非大股东也不参与经营，能够超然地监督董事。上市公司的独董需要为企业的不法行为负法律责任，也避免其消极怠惰。

不同国家对独董的目的略有差异，例如美国向来对管理阶层独大疑虑甚深，因此主张独董拥有股份有利于制衡管理阶层对董事会的支配力，台湾则认为独董主要仅在保障小股东权益。

但是独董真的独立吗？这取决于谁提名独董，台湾多由董事长提名，独董监督董事会的能力必然有限；美国多由总经理提名，独董监督管理阶层的能力也必然打折，并无最佳良方。再者，在同一企业担任董事日久，利益纠葛与人际关系日渐紧密，也不利监督，因此有经验的专家怀疑任期五年以上的独董皆不具独立性。

企业雇用政治人物或前政府官员为独董，未必意在借重其专业知识，更多的是借其政治影响力以获取特殊利益，例如乐升爆发并购弊案以坑杀小股东，其三位独董陈文茜、李永萍与尹启铭都是政治人物，在保障小股东权益上毫无作用；日月光因排放污染受到重罚后，聘请前经济部长、经建会主委何美玥担任独董，日后日月光被判无罪；亚昕建设的独董胡治明则是新北市议员林国春的办公室主任，而亚昕建案的主力正巧也在新北市。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虽然合法，但是却为公司治理添上裙带资本主义的色彩。

台湾另一项特色是有59位前法官与检察官等司法人员担任独董，例如联邦银行聘请前检察总长卢仁发担任独董。司法人员因具备法律知识，属于裙带资本主义的灰色地带，也未涵括于学者研究的政商关系中，但是其效果值得进一步的观察与追踪。

还有一种在台湾也相当常见的，是政府指派国有企业的董事与高阶主管，例如每次政党轮替，中央政府至少要指派102位公股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董事，其中许多都是由金管会等负责监管银行的机构出身的官员，混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角色，成为牢不可破的金融帮。不仅中央政府如此，地方政府也不遑多让，台北市政府曾经指派赵少康担任富邦银行的独董，同样混淆媒体人、政治人物与商业组织的界限。

最后，在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台湾还有一种第三部门的裙带资本主义关系，通常为相关讨论所忽略。这就是由政府出资或补助成立的官方或半官方财团法人，有时候成为安插人事与政治酬庸的工具，例如最近国防部研拟成立的财团法人国防安全研究院，在台湾的战略人才与资源并未增加下，唯一能解释这个组织的成立者是退休的国防部长与将领增加了，这种财团法人基金会过去也曾经被利用将政府财产移转为国民党党产甚至私人财产，至今仍是台湾转型正义的障碍。

很多时候官员退休并不意味着影响力立刻消失，例如中国为了遏止独董成为官员的庇护所，规定政治人物必须从政治上退休后才能成为公司独董，但是成效依然有限。台湾的铨叙部更直接将公股银行董事与高阶主管解释为公务人员，而规避《公务员服务法》的旋转门条款，令金管会、公股银行与民营银行可以无缝接轨。尽管有黄国昌等立委提案修正，但依旧在立院遭到技术性封杀而排不上议程，这正是裙带资本主义最糟的情况之一：当裙带资本主义制度化之后，所形成的利益团体会阻碍制度的创新与变革。台湾的第三方支付遭到金管会联合银行业者共同打压，就是一例。

尽管如此，Faccio对42个国家的研究显示，裙带关系的利益并非对称的，由政转商的利益远比不上由商转政，亦即企业聘请政治人物担任董事所带给企业的利益，远小于企业的董事从政成为高阶政治人物。张琬喻对1989年至2002年立法委员担任上市公司重要职位的实证研究则发现，由商转政时，多头市场（牛市）中企业股价上涨，空头市场（熊市）时，企业股价下跌；由政转商时，无论多空头市场，企业股价均下跌。从这个角度而言，与其忧心政治人物被聘为独董成为企业门神，或许更应该注意企业所有人进入政界的影响。不过台湾多数民众的认知似乎与此相反，当意大利的Silvio Berlusconi与美国的特朗普成为西方饱受争议的两个例子时，台湾由Google从政的张善政则广受好评。尽管如此，当在中国有庞大事业的鸿海负责人郭台铭屡屡被建议参选台湾总统时，台湾从事类似的研究似乎更有迫切性。

民主制度、信息透明能减少裙带资本主义？

如果裙带资本主义对社会的影响如此巨大，那么应该如何消除或是至少减少裙带资本主义的影响？民主制度会是消除裙带资本主义的良方吗？政治上是一人一票，市场则是一元一票，在1811年美国纽约州立法规定股东一股一票之前，一人一票决定公司政策实属常态，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与所有权的集中程度提高，一股一票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做法，一人一票缓慢地遭受淘汰。那么为了实现人权与公平正义，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能降低市场上一元一票的影响力吗？

反对者认为所费不赀的选举经费与游说制度使得有钱人一元一票的势力压过穷人的一人一票，选举的高昂费用为政商之间铺了穷人自行车所无法使用的高速公路，有利裙带资本主义的孳生。不过Stephen Ansolabehere等人整理了美国相关的研究却发现，选举捐款对国会议员的投票行为几乎没有影响；Pinelopi Koujianou Goldberg等人比较了美国国会议员对贸易保护政策的投票，是否会对有大量政治献金的产业与没有大量政治献金的产业有所差异，结果令人惊讶的是，国会议员投票行为中，对社会福祉的考量数十倍于对政治献金的考量，政治人物重视选票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政治献金。这些研究显示民主制度的确可能减少裙带资本主义的影响，因为政治竞争有助于竞争对手揭露不当的关系，那些缺乏裙带关系的政治人物会诉诸大众的支持，以便在选举中获胜，同时独立的司法制度也有助于减少不当的政商关系，因此增加政治人物的问责性。

不过如果我们将注意力离开美国，裙带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关系也许并非单向影响。Kathleen Collins研究中亚前共产国家的转型时，发现转型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些政商精英非正式结盟，阻碍了正式制度的运作，远在人们谈论民主制度是否能够减少裙带资本主义之前，裙带资本主义已经先阻止民主制度的运作。

200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废除了州长选举，剥夺了各州人民选举州政府领袖的权利，但是民调显示，对于普京这项措施，赞成的民众以44%超过反对的42%。Gulnaz Sharafutdinova认为这乃是因为裙带资本主义的盛行，使得人们愿意向威权统治靠拢。她研究了俄罗斯邦联的鞑靼斯坦共和国与下诺夫哥罗德州两地人民对该政策的反应，发现由于裙带资本主义使得当地政治腐败，当权与钱结合，当选意味着同时取得权力与财富，这种赢家通吃的制度使得竞争十分激烈，各种肮脏与非法的竞选手段层出不穷，使得民众不信任政治精英与选举制度，而甘愿接受普京的威权政治。政治竞争非但无法消除裙带资本主义，反而让裙带资本主义消灭了地方选举制度；只有像普京这样老练的政客才知道，人民对政治肮脏的普遍厌恶，正是铺向威权统治的红毯。

反过来说，一个曾经成功遏止裙带资本主义的例子是美国前副总统切尼（Richard Cheney），切尼在接任小布什的副总统之前，担任Halliburton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兼CEO，而Halliburton的市值在美国波湾战争两年后倍增，坊间对切尼的质疑达到高峰。David Fisman等人借此检验裙带资本主义的效果，他们测试竞选前到对伊战争期间的一系列相关事件，发现Halliburton在金融市场的回报值均为0。切尼的政商关系令人意外的在所有的事件中，都未曾替Halliburton带来任何异常报酬。由于过去的研究均显示裙带资本主义确实会对美国企业造成影响，Fisman等人因此认为切尼的例子所显示的，或许并非裙带关系在美国变得无足轻重，而是在新闻媒体与大众的高度关注之下，政商关系无从发挥影响力，足见新闻自由与舆论关注对美国的裙带资本主义，有可能产生吓阻作用。

正因为信息不透明是裙带关系的特色，透明信息或许能够抑制裙带资本主义的成长。对流动性高的资本而言，裙带资本主义随着全球化而增长，跨国资本流动连带炒作了各国的土地、房地产，或是进入像矿产或电信等高度管制的领域。由于国家主权范围的限制，政界与商界人士经常利用跨国资本流动来隐藏裙带资本主义。讽刺的是，揭露这些关系者往往是灰色地带甚至非法的骇客、吹哨爆料者与新闻界的跨国合作，从《维基解密》到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所揭露的《巴拿马报告》与《天堂报告》，都旨在揭露这一事实，希望能够促成各国政府的跨国合作，来减少本国裙带资本主义的势力。

（沈荣钦，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专长在策略管理与组织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