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喬瑟芬：Harvey Weinstein的荷里活權力性遊戲，何以延續數十年？

10月初，《紐約時報》與《紐約客》先後以專題報導形式，揭發了一樁可能橫跨近三十年的性暴力犯罪事件，米拉麥克斯影業（Miramax Films）和韋恩斯坦電影公司（The Weinstein Company）的共同創辦人Harvey Weinstein（台譯：哈維．韋恩斯坦），被控長年利用權勢，對合作的女性同業、公司下屬進行性騷擾、猥褻甚至性侵。

一開始，Harvey Weinstein透過律師堅決否認指控，表示不曾有過任何非合意的性關係，但隨着出面受訪、侃侃而談的女明星越來越多，Harvey Weinstein的律師從為他說話，辯稱他只是個舊文化的老恐龍遇到新時代，表達方式才會招致誤會，到不得不辭去這個客戶；而Harvey Weinstein的電影公司與美國影藝學院，也宣布將他除名。隨後Harvey Weinstein個人發表聲明，僅表示他「願意改變、正在尋求諮商跟治療，希望社會給予他第二次機會」。

奧斯卡影后Gwyneth Paltrow（葛妮斯．派特羅）對《紐約時報》坦誠談及當年的遭遇：「那是韋恩斯坦的電影公司透過經紀公司發來的正式傳真，選在他下榻的酒店進行工作會面，沒有理由懷疑會出現麻煩」；當年曾是Gwyneth Paltrow求助對象的Brad Pitt（布萊德．彼特），隨後也透過發言人證實此事。另一位荷里活（好萊塢）巨星Angelina Jolie（安潔莉娜．裘莉）也表示，自己年輕時跟Harvey Weinstein合作的經驗非常糟糕，他試圖在一間飯店房間內非禮自己，遭她拒絕，此後她再也不願和Harvey Weinstein合作，並且會私下警告其他人。

除了Gwyneth Paltrow和Angelina Jolie之外，目前已經超過六十位女性公開指控，其中多數是女性演員與模特兒。從這一系列專題報導當中，我們至少看到兩個問題：（一）是什麼讓受害人不敢報警或說出來，拖了這麼久才敢開口求助？（二）這麼長期、受害者眾的犯罪行為，真的沒有人知情嗎？為何沒有人揭發？為什麼荷里活的女性只能以私下串連走告的方式，來保護自己的同儕？

為何多年來沒人站出來？

《紐約時報》和《紐約客》從Harvey Weinstein的背景與他手上握有的權力，來回答上面這兩個問題：Harvey Weinstein能在荷里活呼風喚雨，因為他不光是奧斯卡金獎製造機，能透過各種高明的公關操作，將公司的電影和合作的明星，推上奧斯卡寶座，同時，Harvey Weinstein也是一位非常精明的生意人，懂得兼顧票房。在1990年代與21世紀初，他打造了一部又一部票房票億萬美金的賣座電影，還能同時橫掃各大影展。港、台觀眾熟悉的《驕陽似我》（Good Will Hunting，《心靈捕手》）、《皇上無話兒》（The King’s Speech，《王者之聲：宣戰時刻》）和《寫我深情》（Shakespeare in Love，《莎翁情史》），都是他製片的作品。

但他的影響力不僅於此，媒體需要他公司的廣告預算、需要透過報導他的電影來吸引閱聽人，許多記者夢想着能擠身他的公司擔任編劇或顧問。他是民主黨的金主，民主黨一票形象清新的政治人物，也仰賴他在美國西岸的強大募款能力，甚至，他的電影公司還發行了講述大學校園性侵事件的紀錄片、在常春藤盟校之一羅格斯大學（Rutgers）創設了一個以女性為名的獎學金、組織了多場活動為希拉莉（希拉蕊）這個常強調自身女性主義形象、以吸引女性選民的總統候選人募款，還支助並參與了反特朗普（川普）的「女性大遊行」。

我們無法得知希拉莉或奧巴馬（歐巴馬）在公開譴責Harvey Weinstein之前，是否曾聽聞他的種種劣跡，或者知情卻故意包庇，但當他們在各種演說或募款餐會上，與Harvey Weinstein親切握手、擁抱的時候，當Harvey Weinstein與他的團隊透過各種活動洗白、塑造他的公關形象時，也等於告訴所有受害者：「妳說的話不會有人相信」；另一個訊息則是：「得罪他，等於向你在荷里活的前途說再見」。

今天，Gwyneth Paltrow跟Angelina Jolie願意受訪、公開個人經驗，是因為她們已站穩腳步，不靠Harvey Weinstein賞飯吃、不再需要畏懼他的封殺了。但在這之前，即使貴為影后，單是出面、講出來、報警，就能撼動整個上下交相賊、以剝削年輕女性的性為目的的荷里活潛規則嗎？如果不是因為特朗普的言行，造成全美為女性的遊行與串連，並且激起了夠長的社會討論，此刻這些受害者會有具名受訪的勇氣嗎？

《紐約時報》不是第一個想報導Harvey Weinstein犯行的媒體，隨着一篇又一篇報導、一位又一位女明星的聲明，我們不難發現，這件事一直都是荷里活「公開的秘密」。早在1998年，Gwyneth Paltrow就曾於《大衛賴特曼秀》（Late Show with David Letterman）上，暗示Harvey Weinstein會強迫人「做一兩件事」；2005年時也有女演員於採訪中公開告誡後輩「要小心Harvey Weinstein」；2013年奧斯卡頒獎禮時，介紹五位入圍最佳女主角的喜劇演員甚至公開嘲諷道：「恭喜這五位女士再也不必假裝和Harvey Weinstein有交情了」。

然而，多年來針對荷里活權勢男性對女性行使性暴力，雖有過一篇又一篇試圖打擦邊球的報導，或是直球對決的控訴，換來的卻始終是握有重要權勢者，特別是男演員、男製片和男導演們的沉默與視而不見。即使在Harvey Weinstein被自己的公司開除後，曾被養女指控性侵，但至今否認有此事發生的導演Woody Allen（伍迪．艾倫），說他為此感到「悲傷」。他說雖然他也曾聽過傳言，但不知道這麼嚴重，也以為只是八卦，希望這一切不要發展成新一波的「獵巫」。

無獨有偶的，Harvey Weinstein還意氣風發時，亦曾發起請願行動，聲援另一位在美國因性侵未成年少女被起訴的大導演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希望司法單位能夠看在他的成就份上，特赦他回美國出席奧斯卡頒獎典禮。是獵巫嗎？還是大家都心知肚明，荷里活利用權勢強迫女性滿足自身性慾的，絕不只Harvey Weinstein一人？

《荷里活報導》（The Hollywood Reporter）資深編輯金．馬斯特斯（Kim Masters），花了許多年時間追蹤對Harvey Weinstein的相關指控，但每次事件接近曝光時，就如同任何一位大人物麻煩纏身時會發生的劇本一樣：Harvey Weinstein身邊的團隊總有辦法「擺平」，包括透過媒體操作，將矛頭對準受害人、以顯微鏡檢視控訴者的私生活，讓其身敗名裂，不敢再追究下去；或是以法律行動反控，以纏訟的官司拖垮受害人的意志跟財務狀況，最後再使出高額賠償，用錢逼受害人閉嘴。有這些前車之鑑，不難想像關鍵證人為什麼總在最後關頭退縮，不願經受這番折磨。馬斯特斯表示，如今這個事件終於曝光，除了女性意識更抬頭之外，或許關鍵還是Harvey Weinstein近年的吸金能力下滑，不再能像過去那樣呼風喚雨了。

一個保護慣犯的環境是怎麼養成的？

荷里活不是唯一一個長期縱容加害者的場域，從學術圈、媒體圈、政界，到咖啡廳和速食店，不論是大人物光鮮亮麗的背後，還是市井小民的每日生活，女性與弱勢群體受到有權勢男人施與性暴力的情形，都不是新聞。但整個社會總要到「令人髮指」的程度，才願意集體譴責加害者（行為人），然後希望快速將這些人移出視線，卻少有人願意追問形成這一切的源頭是什麼。但，這從來不是一個「狼師」或「狼製作人」的問題，而是一整個文化，不停的在製造並縱容這樣的男性。

在台灣，我們稱這個不斷包容「公開的秘密」、好持續製造慣犯的過程叫「相忍為OO」。OO可以代入任何東西，為國、為黨、為運動為組織、為校譽為宗派為教會。就算被新聞曝光、被司法調查，當事人還是可以堅稱一切都是「扼殺學術自由」、是「政治鬥爭」、是「國家機器的鬥爭霸凌」、是「競爭對手的惡意抹黑」、是「年輕女性迷戀不成的因愛生恨」。

男性總是習慣保護男性，這不僅僅是男性從古老時代流傳下來的對彼此的忠誠，也是實質利益的：在父權體制還未完全被顛覆的世界裏，男性仍握有更多社會資源。為了確保已有的地位和利益不會發生太巨大的變化，男性讓熟悉且會將利益分給自己的同性伙伴留在崗位上，就非常重要。除非事情大到危及自身地位與利益時，或涉及自己的家人時，男性群體才願意背棄這位「紙包不住火」的男性伙伴；這個原則從社會金字塔尖端到底層群體，恐怕都毫無例外的適用。對掌握更上層權力的男人們來說，反正全都是棋子，不愁沒人可用，出事了就丟，沒出事還握個對方把柄在手，將來可當籌碼或保護自己秘密來使用。

而這個社會給予願意發聲的女性多少支持呢？Harvey Weinstein的事件爆發後，中、英文社群平台上，都出現一些攻擊出面受訪、指控的女明星們的言論，從「為什麼不懂得保護自己」、「怎麼那麼笨別人約在酒店妳還去」，到「是賣的價錢沒談攏吧、戲子不就身兼婊子嗎睡一下有什麼關係」的惡質留言都有。如果連Gwyneth Paltrow和Angelina Jolie這樣地位的女性電影工作者都無法倖免於「譴責受害者」的「待遇」，那名聲和資源遠不及她們的女性，在坦承遭遇時，又會面對什麼樣的評價呢？

而這樣稀薄的支持，又何只在公眾領域而已？從小到大，我們身邊的成年人是如何談論受害者的？又是如何一再告誡我們「要端莊、不要曝露、不要給人錯誤的想法」？當我們第一次怯生生的求助，不管是因為身體的變化，還是有了不愉快的遭遇時，所得到的回饋又是什麼？多半是責備與羞恥感，「為什麼這麼不小心、為什麼這麼賤這麼放蕩」，不是嗎？彷彿所有消弭男人慾望、制止性暴力事件發生的責任，一直都在女性身上。然後，我們從未正視從家庭到社會，是如何鼓勵男人將「征服女人」當作成就勳章，卻在男人犯錯後將他們當成魔鬼，欲除之而後快。但，許多從未被教育如何尊重他人的加害者，何嘗不是社會共業下的另一種受害人？把犯錯的男人開除、關起來，問題就全都解決了嗎？

我們父母的年代，或許沒有聽過、也沒有準備好要接受「我可以騷、你不能擾」的宣言，但這個口號喊出20年後，台灣的環境是否真的大幅改變了呢？或者，我們反而陷入了更詭異的原地迴旋裏，看似有許多進步跟成就，以開明開放自居，卻仍未成功改變多數人心中從舊文化繼承而來的直覺反應？台灣或許沒有一個Harvey Weinstein，但我們的商業界、學術圈、媒體圈、政治圈，都不缺這種「行內人都知道的公開的秘密」，而這樣的男人在捅出太大的簍子，或失去吸金能力和利用價值之前，也總能找到一個又一個的金主，開創一項又一項的計劃、事業，從一個公司換到另一個公司，頭銜越來越多、越來越響亮；與他們為敵，就要承擔與整個產業和同行為敵的風險，敢發聲的，首先要面對輿論的各種質疑，和公眾眼光對你私生活剝皮似的檢驗，除非是個聖人，否則如何能在這種不利的風向中存活下來？

當整個環境都將焦點放在檢視受害人是否「合格」，不也等於變相鼓勵加害人「風頭過了就好」？他們早就從社會釋放出的訊息學習到，只要堅絕否認、低調一段時間，重出江湖又可以再次風光滿滿。那麼，加害人又怎麼可能願意低頭，承擔侵犯他人的責任，知道這是不可以的呢？

每一個受害人都有權決定自己的處理方式

就算願意走到體制內，但不管是國家的司法還是性平程序，多數還是由上述思維的人們擔綱的。而坐在這個位置上的人，有幾個能不跟權勢者妥協？有幾個沒有不得已的時候？即使他們能不被利益左右，但在過去種種對於「女性要矜持、要自保」的潛移默化下長大的司法人員和性平委員們，能有多少客觀與性平意識去審查案件，最後還能達成體制應有的修復與教育功能呢？

原本設計來要「伸張正義」的體制，帶給申訴者的羞辱，有時候甚至不遜於他們經歷的性暴力事件本身。在結構的不平等甚至強烈影響着原本該作為最後救濟防線的制度時，如何能宣稱進入體制尋求解決的路徑，就一定是引進國家機器來霸凌相對人（加害者），甚至管制人民的私領域呢？我的確相信不該仰賴體制解決所有事，我也認為在性的領域裏，過度引入國家的角色，最後可能侵犯的是個人的隱私和性選擇。但同時我們也無法忽視的是，受害者在面對性暴力事件背後的父權結構，跟勞工面對資本家的無力是近似的，何以一者被鼓勵應該回到私領域解決，一者就可以大方訴諸國家介入？那不是等於再次把性私人化？在這樣的基礎下，又如何主張「性權即人權」呢？（註一）

在整個社會文化與制度都不見得有利於受害者，特別是女性與弱勢者的情況下，只要性一直是最有效的羞辱工具，而羞辱女人的性總是可以帶來更大的傷害力，我們就不該期待別人去當英雄烈士揭發Harvey Weinstein這樣的人。我們能做的，是改變大環境的體質，讓願意這麼做的人知道自己有後盾、有支持。但，即使不存在這麼大的環境阻力，每個受害人仍有權去決定自己想如何面對，出面談論、控訴、尋求體制協助，或尋求與相對人（加害者）的協調和解，從來就不是受害者的義務，社會更不該為任何一種處理方式賦予「勇敢」的光環。責怪受害者的文化需要被改善，但在那之後，每一個受害人仍有自己面對傷害、處理傷害的方式、時間跟節奏，當然也都有權去詮釋、定義自己所受的傷害。

我們不該把自身對正義的期待與想像，寄生在這些受害者身上；你我能做的，是好好傾聽、好好陪伴。

（喬瑟芬，曾任職媒體、出版業與表演藝術行政，長期關注性別與文化議題）

註一：制度本身的缺失和極限，以及強暴迷思與強暴文化的形成，請參考前作《性侵，每張網都可能漏接》系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