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朱建陵：李明哲事件，體制桎梏中的政府，體制外革命的李凈瑜

中國民主運動人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已然故去，他留下的遺產之一是「我沒有敵人」，可以想見，這將是未來劉曉波最引起爭議的主張。中國異議圈多年來爭論不休的革命或改良反對路線，在同仇敵慨的義憤逐漸平息之後，必然再度引發討論。此時，藉革命或改良路線之爭討論李明哲案，或許是方向之一。

台灣非政府組織（NGO）工作者李明哲於今年3月19日進入廣東珠海後失聯，3月29日中國國台辦證實，李明哲因「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正接受中國有關部門的調查；5月26日國台辦再度證實，李明哲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已被湖南省安全機關逮捕。

李明哲案引起關注的原因，除了他是第一個被中國用「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的台灣人之外，還在李明哲妻子李凈瑜的「非典型」選擇。

李凈瑜的第一個「非典型」選擇，是拒絕聘請律師為李明哲維權。3月31日，李明哲的友人透露，他們在中國大陸已經聯繫上多名維權律師，都表示願意協助處理此案，但原先願意接受陸委會、海基會協助聘請律師，並已經備妥委任狀的李凈瑜，在當天舉行記者會時忽然表示放棄聘任律師，不做「無謂辯護」。

時隔兩個月，李凈瑜6月1日透過公開聲明方式說明她不聘請律師的原因。對台灣白色恐怖歷史鑽研極深的李凈瑜說，當年台灣在蔣家政權統治之下，凡是以「懲治叛亂條例」起訴的案件，聘請律師只是替法庭披上一件適法性的外衣而已，毫無助益，反而是美化了統治者的合法性。

類比於李明哲案之於當代中國大陸，她說，中國以類似「懲治叛亂條例」的「顛覆國家政權罪」逮補李明哲，「我如果聘請律師，等同承認其法庭已符合文明國家的程度，必將接受其判決的合法性」。

革命派與改良派的分歧

李凈瑜對中國法治、法制的拒絕，讓人聯想到部分中國海外民運人士對流亡富商郭文貴的批評。郭文貴的海外爆料，聲稱目的在追求中國的法治，但中國海外的反體制人士對此嗤之以鼻，因為他們拒絕承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他們與郭文貴的一個主要分岐點，就在能否於北京當局制定的法律之下實現法治。

郭文貴喜歡說：「可以有理想，但千萬別理想化」，但對許多持理想主義的中國海外異議者來說，結束中共專制是唯一理性選擇，中國的問題必須透過理性設計，一次性解決。

這種體制內改革與體制外革命的不同道路選擇，往遠追溯，可以是英國漸進主義和法國理想主義的差異。英國選擇在體制內逐步改革，至今保留女王；法國選擇透過革命推倒重來，目前已是第五共和。往台灣的民主運動歷史探索，可以是民進黨新潮流派系與康寧祥在1980年代的路線之爭。新潮流在1983年發起對當年黨外運動領導人物康寧祥的大批判，以「群眾路線」對抗康寧祥力持的「議會路線」，其中的「群眾路線」類於革命派，「議會路線」類於改良、保守、體制內改革派。

體制外革命或體制內改革是一個亙古的話題，目前也是中國公共知識分子與口炮黨的主要爭議。類於體制外革命（變革）的口炮黨對於體制持根本性的批判和懷疑立場，因此與主張改良、漸進的泛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存在直接的觀念分岐。

但改良派認為，只有靠體制內部的鬆動，才能帶來中共高層的變化，才能帶來中國政制體制的根本變化，而要指望黨內變化，就要說一些黨聽得進的話，連捧帶哄再加上諫。至於革命派的主張，則是不現實的，一是沒有可能，因為老百姓手裏沒槍，二是革命會有大流血、大動盪，代價太高。

革命派與改良派究竟誰是誰非，從歷史看，難有定論，不同路徑選擇的英國、法國現在都活得好好的，而台灣民主運動最終能有所成，究竟是「群眾路線」之力，還是「議會路線」之功，未有定論。

民進黨政府並非特別軟弱

李凈瑜的選擇明顯偏於不承認中國現行體制及法治的革命派，台灣社會輿論也經常依據這個標準批評民進黨政府。

在5月26日國台辦證實中國依「顛覆國家政權罪」逮補李明哲之後，台灣陸委會照例發表聲明，除了表達抗議，要求補足具體事證並開放家屬探視之外，只呼籲陸方「嚴肅看待本案將嚴重影響台灣人民對陸方的觀感與評價」。

台灣不論總統府或陸委會針對李明哲案提出的訴求主要包含兩個要點：一是正當法律程序；二是人權、人道要求，不涉及對中國法治的質疑。如此的立場，自然屢屢被輿論罵為「軟弱」、「無能」。

但從面對當代中國政權方式的角度看，台灣早已經不是主張推翻中共統治的兩蔣時代，根據前總統李登輝的「兩國論」說法，台灣自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

李登輝爭議性的「兩國論」主張暫且不論，但台灣早已不將中國視為一個「叛亂團體」，而是將中國視為一個合法政權，則已經是定論，在這樣的國家定位之下，民進黨政府自然不會、也無法採取李凈瑜的否定中國法治立場，必須尊重中國的法治主權。縱觀世界，作出如此被批評為「軟弱」、「無能」的「尊重」的，事實上也不僅僅是台灣民進黨政府。

繼去年逮捕起訴四名日本人、指控涉及「間諜罪」之後，中國國家安全部門今年3月間，又在山東、海南兩省以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理由逮捕六名日本人，中國外交部直到5月間才證實「中方有關部門依法對六名涉嫌在中國從事違法活動的日本公民進行審查」。

根據日本媒體報導，這六名日本人有四人來自日本千葉縣從事地質調查工作的「日本地下探查公司」，此行是受中國兩家溫泉開發公司的委託，對山東、海南兩省進行地質調查。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5月間說，日本政府對此予以極大關注，目前尚不清楚這幾名日本人到底觸犯了中國的哪些法律，但從保護國民的角度出發，要求中國方面提供相關訊息，同時准許日本大使館提供必要的領事保護。與日本政府的反應相較，台灣民進黨政府並沒有相對軟弱。

再有，與李明哲同樣從事 NGO 工作的瑞典人彼得‧達林（Peter J. Dahlin），去年1月間在北京首都機場被以涉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理由逮捕，在北京秘密監獄中被非法審訊了23天，最終以「電視認罪」的方式與北京達成妥協，得到「驅逐出境」的待遇，其間未聞瑞典政府對中國法治有所否定。類似遭遇者還包含澳洲學者馮崇義在今年3月間遭北京限制出境一週，最終在簽署一份聲明後獲准離境，其間同樣未聞澳洲政府對中國法治有所異議。

體制外革命是一種個人的選擇，不是一個國家、一個政府所能選擇面對中國的方式。至於李凈瑜個人選擇的第二個「非典型」，則是拒絕中介者的介入。

悔過書與「掮客」

根據後續透露出來的更多消息，北京今年4月初確實有透過「私了」模式解決李明哲案的企圖，北京當時委託被李凈瑜稱為「掮客」的李俊敏參與中介，希望李凈瑜能保持低調，而後可以透過「私了」模式爭取李明哲的脫身。但在遭到李凈瑜拒絕之後，北京改採嚴厲的「依法治國」方式處理，尤其在李凈瑜到美國參議院請求援助之後，時隔一週，國台辦即證實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李明哲。

對北京提供的「私了」模式，李凈瑜認為，儘管私下管道過去還算有效，但我們要捫心自問，這真的是我們要的兩岸關係嗎？她質疑：「台灣的溝通機制停擺，任由一個中國掮客，拿着中國官方的信件給我，叫我不要去北京，如果我接受李俊敏條件，那我置台灣人尊嚴於何顧？我置人道價值於何顧？」

除了台灣政府、台灣人的尊嚴，李凈瑜強調，她必須維護李明哲的尊嚴。李凈瑜如此的正義感令人凜然，但其實，透過中介或是寫一篇悔過書的方式讓李明哲脫身，也並不一定是那麼不堪。

除了前述瑞典人彼得‧達林、澳洲學者馮崇義之外，李凈瑜的美國求援之旅，得到美國白宮國安會亞太資深顧問、特朗普（川普）總統特別助理博明（M. Pottinger）的接待，博明2004年在擔任美國駐北京記者時，也曾經遭到中國關押，並被迫抄寫一篇聲明才得以脫身。

至於被批評為「掮客」的中國大陸人權中介者，美國人康原（John Kamm）是大宗師。康原在擔任香港美國商會主席時開始從事中國大陸政治犯的營救工作，他後來甚至成立一個專職的「對話」（Dui Hua）基金會，透過在華府、北京兩處的政治公關，與辛勤的資料蒐集，取得完整政治犯名單，營救出250名大陸異議人士，或至少改善他們的生活待遇。

康原的作為當然有人批評，有人說，政治犯出獄後不能對繫獄事發表任何意見，對改善中國人權問題毫無助益，有人認為他只是一個被北京利用來以政治犯為「人質」，與西方國家交換政治利益的棋子，康原對此並不否認，只說：「真正的問題，是你被利用去做什麼」，「難道我們不應該嘗試着去救出那些人嗎？」

面對當代中國，體制內與體制外的選擇始終是一種困擾，將中國政府視為一個合法政權的民進黨政府無法選擇體制外，否定中國法治的李凈瑜已然站在體制外，求尊嚴者終將得到尊嚴。至於體制內、體制外選擇的良窳，確實難以一言斷定。

（朱建陵，來往兩岸多年的台灣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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