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教人聞風喪膽的「伊斯蘭國」（IS），近來卻似有步入黃昏之感。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的大本營摩蘇爾（Mosul）已被盟軍重重包圍，而領袖「哈里發」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據報遭到俄羅斯軍隊空襲被殺。伊斯蘭國在中東地區勢力忽然變成強弩之末，亡「國」之日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近日遠在亞洲另一彼端的菲律賓捲入一場牽涉「伊斯蘭國」的武裝衝突，便再次展示「伊斯蘭國」的威脅未退。今年5月23日，菲律賓軍警與自稱受「伊斯蘭國」感召的恐怖主義組織「毛特集團」（Maute Group）在菲南馬拉威市（Marawi）正面交鋒，總統杜特地（Rodrigo Duterte，杜特蒂）宣布棉蘭老島進入戒嚴狀態，交由軍隊負責平定當地「叛亂行為」（acts of rebellion）。衝突至今尚未平息，但短短三星期已造成超過二百人死亡。這場「馬拉威危機」像是響起警號，提醒世人「伊斯蘭國」威脅未退。肉體的生與死，對一個虛擬族群的興亡起不了作用。逝去的「伊斯蘭國」隨時可以透過另一個軀體浴火重生。
東南亞地區一直被專家視為伊斯蘭國覬覦之地，穆斯林人口自然是其中主因。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研究報告估算，全球大約有16億穆斯林，中東及北非地區只佔當中的3億1700萬，而亞太地區卻獨霸9億8600萬人口，是前者的三倍；加上東南亞穆斯林超過九成同屬遜尼派，與專門吸納激進遜尼派系起家的伊斯蘭國可謂一拍即合。馬來西亞、印尼、汶萊這三個國家均以穆斯林佔主流，相對容易提供「戰士」，成為有心人的針對目標。
自從恐怖主義成為全球關注的議題以後，媒體對東南亞出現恐襲的關注呈現上升跡象。筆者利用新聞資料庫 Factiva 的數據作出一個粗略統計，發現2001年美國九一一事件後提及「東南亞」、「伊斯蘭」、「威脅」（或「恐怖主義」）的新聞報導從2000年的82篇升到2001年的520篇，在2002年更達到2613篇的顛峰，主要與同年印尼峇里發生當地史上最大規模恐襲有關。2014年伊斯蘭國立國後，媒體對東南亞的關注亦再度上升，從2013年的256篇一躍至2014年的636篇，2016年更高達1452篇（見圖）。
伊斯蘭國崛起與東南亞激進化
驟眼看來，伊斯蘭國崛起似乎帶有某種連帶效應，刺激到東南亞地區的激進伊斯蘭勢力依靠武裝到處生事。去年雅加達、梭羅、吉隆坡分別發生恐怖襲擊，官方立即條件反射般把矛頭指向伊斯蘭國或與之有關連的政治勢力。專門針對外國遊客施襲的恐怖組織「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 Group）和部分「伊斯蘭祈禱團」成員（Jemaah Islamiyah）據報已向伊斯蘭國效忠，而且美國情報諮詢機構 Soufan Group 去年預計，有700名印尼人及100名馬來西亞人在敘利亞協助伊斯蘭國作戰，足見兩地聯繫。就連去年印尼保守穆斯林組織「伊斯蘭捍衛陣線」（Islamic Defenders Front，簡稱 FPI）發動反對雅加達省長鍾萬學的大型集會運動，都與伊斯蘭國同情者（ISIS Sympathisers）扯上關係。
馬來西亞外交部成立的東南亞區域反恐中心（Southeast Asia Regional Centre for Counter-terrorism）有研究探討關於上述「激進化」的趨勢。根據該報告分析，伊斯蘭國對東南亞地區安全的影響力確實存在。例如，伊斯蘭國領導層欽點「馬來群島單位」（Katibah Nusantara）領袖巴魯沙姆（Bahrum Syah，西雅）與「阿布沙耶夫」領袖哈比倫（Isnilon Hapilon）作為該「國」在東南亞戰線的頭目，負責發動恐襲招攬「戰士」，再把他們送到中東進行特訓參與中東戰事，繼而回國協助伸展伊斯蘭國的觸鬚到東南亞，展開恐怖主義的「全球在地化」工程。
按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東南亞高級研究員 Joshua Kurlantzick 觀察所得，伊斯蘭國的文宣系統在過去兩年發布視訊頻道時，通常都有馬來語版本，意味着領導層有明確針對馬來人及印尼人的企圖（馬來人與印尼人的用語十分接近），其中一段短片更呼籲支持者援助菲律賓的「聖戰士」（mujahideen），證明伊斯蘭國直接插手東南亞安全事務。
致命原因在東南亞內部問題
然而，我們在理解東南亞激進伊斯蘭勢力時，不宜過度高估伊斯蘭國的影響力，畢竟東南亞激進伊斯蘭團體與域外勢力結盟並不罕見，激進化的源頭可能在更早之前已在東南亞萌芽。早在1980年代，「伊斯蘭祈禱團」的前身「伊斯蘭之家」（Darul Islam）便曾派遣馬印「戰士」到阿富汗對抗蘇聯入侵，間接解釋了「祈禱團」和「蓋達組織」（al-Qaeda）後來的合作關係。如要追本溯源，伊斯蘭國的角色頂多是利用「蓋達」建立的恐怖主義網絡，再借助互聯網及社交媒體的後天優勢發揚光大。
外部因素固然重要，但潛伏於東南亞地區的政經問題才是更致命的原因。雖然學術領域普遍否定了貧窮問題與恐怖主義之間存在直接關係，但國內資源持續分配不均卻煽動被剝削階層的不滿，在缺乏民意反映機制下，容易醞釀民粹主義，甚至暴力抗爭。印尼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出現反華暴動，便突顯了印尼人對當地華人這個少數族群長期壟斷該國經濟命脈積存已久的不滿，如何發展成一場由軍方煽動的恐怖主義活動（State-sponsored terrorism）。唯一分別在於，這場「恐怖主義」的政治及種族意味取代了宗教元素。
東南亞國家在解決資源分配的手法各有不同，難以一概而論。不過，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教授 Stephen Haggard 去年在《全球亞洲》一篇分析亞洲不平等問題的文章 Reflections on Inequality in Asia，指出印尼、泰國的財富不均問題十分嚴重，兩者國家收入首1%的人口佔有全國財富逾半以上，對比新加坡的30%，可謂天淵之別。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一份研究報告發現，印尼有58%受訪者反對（或非常反對）關於國內收入平均的說法，僅次於緬甸（78%）和菲律賓（68%），情況讓人擔心。
倘若政府無法介入阻止問題惡化，那麼保守宗教團體便有機會乘虛而入，尤其在郊外地區「慷慨解囊」向當地貧窮人口建立宗教學校、提供基本福利攏絡人心，乘時擴大極端派系的網絡建立分支。反恐專家 Sidney Jones 在討論印尼激進伊斯蘭組織時便指出，部分由極端穆斯林組成的辦學團體早已跟「祈禱團」建立緊密關係，而且這些學校散布在爪哇島（Java）、楠榜（Lampung）、龍目島（Lombok），方便組織向不同學生灌輸思想。部分組織近來更以「讀書會」身份走進世俗式大學及鄉村地區，吸納更多年輕信徒，長期為恐怖主義提供新血。
伊斯蘭組織以政治奪權威力更甚
過去我們一直關注伊斯蘭武裝組織（Militant Islam）對東南亞安全造成衝擊，但實際上其破壞力未必一如想像中驚人。瑞典烏普薩拉衝突數據庫（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統計數字反映，印尼自1989年至2015年共有8090人死於衝突，但當中只有360人死於恐怖主義組織之手，而印尼政府在這段時期對平民單方面做成的死亡人數則高達1733人，當中尚未包括涉及軍方與其他武裝組織的數字。根據美國馬里蘭大學全球恐怖主義資料庫（Global Terrorism Index）紀錄所得，2006年至2015年期間，包括未經證實的個案在內，在印尼由伊斯蘭武裝組織發動的襲擊傷亡人數（51），與分離主義組織巴布亞自由運動（Free Papua Movement）產生的威力不遑多讓（41）。與之相比，馬來西亞在同期的衝突死亡人數更少，只有6人。印馬兩國在這方面的情況實在比菲律賓和泰國良好多了。
事實上，透過政治途徑奪權的伊斯蘭團體（Political Islam）同樣左右國家的宗教政策，而且它們相比由極少數「聖戰士」帶領的武裝運動威力更甚。雖然伊斯蘭政治組織經過制度化的洗禮，但不代表組織理念同樣傾向溫和，大部分保守派團體仍然實行着以「建立伊斯蘭國」為綱領的政治及宗教目標，與武裝分子的理念大同小異。
例如，以上提及過的政治組織 FPI 在許多印尼人眼中只是一個暴徒組織，閒時襲擊自由派、發表仇恨言論（hate speech）、搞些抗議針對歐美樂壇歌手（例如2012年美國歌手 Lady Gaga 在雅加達舉行的巡迴演唱會因 FPI 要脅而要臨時取消）。然而，這些「古惑仔」（流氓）只要高呼保衛伊斯蘭「核心價值」口號，還是可以一呼百應的。他們在去年11月便成功號召幾萬人上街，要求警方以「辱回罪」之名起訴被指扭曲《可蘭經》原意的鍾萬學，事後一度釀成騷亂。即使如此，FPI 在同年12月聯合其他保守組織再次發動集會，高達50萬人參與活動，出席者甚至包括鍾萬學的政治盟友──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反映保守穆斯林的潛在政治能量。這股勢力在未來選舉中很可能配合其他政黨爭奪議席，由於印尼政治制度通常產生聯合政府，走激進路線的小黨有一定發展空間。
伊斯蘭政黨的「造王」心態在馬來西亞也變得日益明顯。馬來西亞回教黨（Malaysian Islamic Party）近年執意擴充吉蘭丹州伊斯蘭法庭（Syariah Court）處理伊斯蘭刑事法（Hudud）的權限，包括可以無限制的執行鞭刑、石刑及斷肢法等，有違憲法「人人平等」的條文。儘管伊斯蘭法原則上只適用於穆斯林，但擴權後勢必碰及非穆斯林（一般情況下，非穆斯林與穆斯林不能通婚，但如果其中一方婚後改變信仰後離婚，其子女撫養權該由伊斯蘭法庭還是民事法庭處理，便有機會產生爭議。非穆斯林擔心伊斯蘭法庭擴權後會產生更多「灰色地帶」。大馬政府本來提議修訂《婚姻法》確保民事法庭權限以及保障非穆斯林利益，惟今年四月突然宣布押後處理）。
回教黨堅持主張，令其與另一反對派民主行動黨（Democratic Action Party）在2015年翻臉，導致反對陣線放棄回教黨，另闢戰線。這樣反讓身陷貪腐醜聞的首相納吉（Najib Razak）乘虛而入，由政府主導提呈法令修正案，省卻議員提案的冗長程序，讓擴充伊斯蘭法庭權限的議案得到優先處理，討好國內保守穆斯林選民，務求在2018年大選前鞏固實力，保住相位。
雖然納吉最終無法取得執政聯盟共識被迫放棄提呈，但這種政治權術操弄宗教力量有機會弄巧反拙，反而尾大不掉。大馬政治學者 Ahmad Fauzi Abdul Hamid 憂慮大馬保守伊斯蘭主義逐漸步入主流，過去鼓勵多元的政治思想隨時變成選票毒藥遭人唾棄，保守穆斯林的主張取而代之。
伊斯蘭律法凌駕世俗法律的可能
未來幾年，關於執行伊斯蘭律法的討論相信會愈來愈廣泛，尤其馬來西亞（例如吉蘭丹和登嘉蘭）、印尼（亞齊省）和汶萊都準備或開始實行伊斯蘭刑事法，外界擔心它們將實實在在的凌駕了非穆斯林的利益，無法像過去一樣獲得世俗法律的保障。倘若同由穆斯林主導的泰南三府及菲南「邦薩摩洛國」（Bangsamoro）日後獲得高度自治權力時，他們亦可照辦煮碗局部實行伊斯蘭律法，以政治途徑實現伊斯蘭國。
根據上文提及的亞洲民主動態報告，八成大馬和印尼受訪者傾向反對（或非常反對）政府應在詮釋法律前諮詢宗教機構（研究報告以此演繹為支持世俗化），同時逾七成認為民主制度比任何一款制度更優越。與之相反，泰國、新加坡、菲律賓在回答上述問題時則明顯地更為兩極化，可見馬印兩國主流穆斯林仍傾向溫和、多元的政治思想。
最讓人擔憂的是，各地實現伊斯蘭法律這種保守信念的方法，到底是基於共識實行，還是透過「大石壓死蟹」的方式執行。在東南亞社會中，「宗教」和「種族」就像連體嬰一樣難以徹底分隔，而彼此對「國家」及「國民」的想像仍然存有差異，一不小心會變成非友即敵的對立局面，種族間積極爭奪權力把另一方壓下，衝突只會無日無之。到時候，是否伊斯蘭國可能分別也不大，反正天天都猶如活在戰場一樣。
（馮嘉誠，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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