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肖慧：從「五四」到范雨素，筆下的保姆與保姆的筆

【編按】4月24日，界面新聞「正午故事」欄目刊出文章《我是范雨素》，文中，從湖北來到北京打工，做育兒保姆的女工范雨素書寫了自己的家庭和人生故事。文章迅速躥紅並引發無數討論。學者肖慧投書端傳媒，分析范雨素的書寫和近代以來中國文學中的「保姆」形象有何關聯，而這種書寫，又能承接和帶來哪些進步意義？

保姆，無論是作為社會職業還是文學形象，對中國家庭來說都不陌生。由於分工的細微差別和歷史變遷，保姆這一古老的職業也有着其他形形色色的名字，比如乳母、奶媽、女傭、孃姨、阿姨、丫環以及最新式的月嫂、家政服務員等等。

保姆這一相對弱勢的社會群體，一直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發軔以來重要的書寫對象和想像客體。

「書寫保姆」的五四一代

五四啟蒙一代書寫保姆的文學實踐多由左翼男性作家承擔，比如魯迅筆下給童年的自己購得繪圖本《山海經》的「長媽媽」、又如收入了中學語文課本的艾青詩歌《大堰河， 我的保姆》。

這類書寫中最為觸目驚心的，可謂吳組湘的《官官的補品》。文中主人公兼敘述者官官出生於地主家庭，「有個瘦弱常生病的身肢。到後大了，便又染了一身頭暈出冷汗的文明病。」 因此，在成年後，家裏仍然給他僱了一個保姆，提供營養遠超「派克牛奶以及卡伯勒乳白魚肝油之類」的人奶作為他的日常補品。同時，這位被比作母牛的無名奶媽的佃農丈夫為車禍後的官官輸血，後因「通匪」被砍頭，他無頭的身軀卻如刑天般掙扎而起，將圍觀者駭散。

通過書寫這些形形色色的保姆們在中國各個角落的鄉村裏遭受的剝削和不公，左翼文人試圖將她們納入一個從人道主義出發的想像共同體。但另一方面，性別卻往往成為這一新型的「勞動者共同體」的盲點，在這些作品中，保姆乃至奶媽常被刻畫為沉默堅忍的舊式婦女，面對着種種社會壓迫，如同「仁厚黑暗的地母」，「她含着笑，洗着我們的衣服／她含着笑，提着菜籃到村邊的結冰的池塘去／她含着笑，切着冰屑悉索的蘿蔔／她含着笑，用手掏着豬吃的麥糟」（《大堰河， 我的保姆》）。 因為老保姆們往往都出現在成年男性作家追溯過往的回憶錄中，所以不免被加添了理想的光環，作為性別化的鄉村勞動者的代表，成為被智識階級寄予深切同情，同時急需啟蒙拯救的對象。

女性作家的視角

相形之下，女性作家的書寫展現出更為鮮明而切身的性別意識。林海音以女性視角改變了「含笑而沉默」的，書寫保姆的現代文學傳統。她的半自傳體小說《城南舊事》中「驢打滾兒」一章中，不以上帝視角回溯保姆宋媽的身世遭遇，反而通過碎嘴嘮叨的宋媽自己獨有的語言和邏輯，敘述了離開村莊、進城做工的故事。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不同於上述「書寫保姆」敘述中的成年男性回憶視角，宋媽故事的傾聽者和見證者、乃至後來一起在城南尋找孩子的幫手，是和她在感情上最為親密的日常夥伴，也即她一手帶大、朝夕相處的林英子（作者在書中的自我投射），一個早慧的小女孩兒。宋媽作為「她者」的故事在這樣的日常空間和親密體驗中，承載着成人世界的秘密運行規則，一層一層向懵懂的英子慢慢揭開。這樣，保姆的故事深深烙印在英子作為女性的成長經驗中，更是和英子自己的母親，一位身處中產家庭內部空間的全職主婦的性別困境，融為一體。

相對與啟蒙一代的階級想像共同體，林海音的融合不同代際及階級視角的書寫，創造了建立在主體間性基礎上的性別共同體，而這一傳統在由揚州保姆一手帶大的王安憶的文學作品中再次得到繼承和創新。

在當代作家中，王安憶對於保姆的關注和書寫鮮有人能匹敵，從《鳩鵲一戰》到《富萍》，王安憶通過書寫保姆在家人和外人、本地人（上海人）和新移民（外地人）之間遊走的尷尬身份，在在描繪出了上海市井社會的日常生活細節，探索在封閉性的中產家庭之外建立親密人情、倫理空間的可能性。

王安憶筆下的瑣碎生活細節是動態的，與具體歷史時空裏性別化的日常勞動和流動的人際關係緊密連接。這裏最值得一提的是王安憶八十年代的獲獎中篇《流逝》，集中描寫了一個上海前資本家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與變遷。與經典傷痕文學作品不同，王安憶並非一味控訴揭露，反而着墨於這個沒落家庭中「少奶奶」歐陽端麗的轉變和成長。

由於家庭財產被抄被封，大學一畢業後就當上了家庭主婦的歐陽端麗不得不在節流的同時開源，辭退女傭，生平第一次開始依靠自己的勞動拿工資賺錢養家。而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給人家當保姆看孩子，在這個過程中重現發現了日常勞動的價值和意義，與家庭之外的「江北人」阿毛娘、金花阿姨等建立起了新的姐妹情誼。如果將《流逝》和王其他早期作品（如《窗外搭起腳手架》、《牆基》等）放在一起，不難看出王安憶對知識分子（作為腦力勞動者）如何重新定義和其他勞動者的關係、重新理解和塑造流動性的社會倫理空間的深切思考。

保姆：現代化的對象

近年來，伴隨着私有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的進程，經濟高速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流動性,中產階級通過購買商品化的私密空間以及商品化的家務勞動，得以實現一個完美幸福家庭生活的夢想。因此，保姆也越來越多地進入中產家庭內部空間，在某種程度上，這造成了性別勞動的階級化，也即越來越多的家務勞動，情感勞動以及對下一代的培養和教育工作的承擔者逐漸由主婦轉移為了保姆。

然而，上述文學作品裏保姆與家人之間的身份流動性反而被視為一個問題或一種威脅，因此，保姆被重新定義為家庭內部「親密的陌生人」。人類學家嚴海蓉的著作 New Masters, New Servants 便指出，在發展主義主導的現代化話語裏，保姆常被認為是「低素質」的社會群體，「亟需」城市文明的規訓及教化，才能更好地扮演中產家庭內部「高素質「的勞動者角色。而另一方面，在文學影視作品中的老保姆形象，也悄然變成了小保姆。小保姆之小，是從男性僱主的角度觀看，一則體現其社會地位的低下；二則強調女性年輕的身體及其色情隱喻，以及無形中對於家庭秩序的威脅與破壞。相應，無論是早期左翼文人的人道主義勞動者共同體或是建基在日常勞動基礎上的性別共同體似乎都已遙不可及。

這其實就涉及到與其他勞動者相比，保姆這一職業身份的特殊性：不但勞動時間長，收入較低，並且多由女性承擔，在家庭內部空間進行，需要付出大量性別化的養育勞動和情感勞動，也因此模糊了工作和親密關係的界限，造成了保姆們的尷尬身份：在同一家庭空間朝夕相處，卻又仍是家庭內部的陌生人，若不加以馴化和約束，就會被視為中產家庭生活的闖入者、隱私的傳播者與情感秩序的破壞者。

而另一方面，相對於產業工人以及同一村莊共同下地勞動的農民，保姆因為背井離鄉、寄人籬下，經常由缺乏社會經驗的年輕女性充任，她們的日常勞動與生活環境更為隔絕和孤立。同時，因為她們從事的家務勞動、養育後代的體力和情感勞動，常被視為女性本能的日常延伸，所以針對這一勞動群體的再就業職業技術培訓、勞動權益保護也相對缺乏。因此，不少保姆的人生軌跡就是從父家到僱主家，年紀漸長後的人生歸宿便是由僱主家再到夫家。

范雨素的書寫意義

在此種共同體想像日益潰散、主僕秩序日漸森嚴的社會文化環境下，范雨素的出現就有着非凡的意義。今年44歲的范雨素，是湖北襄陽打夥村人，初中畢業後，在老家小學做過一段小學教師後，因為「不能忍受在鄉下坐井觀天的枯燥日子」，20歲時開始在北京打工。因為丈夫家暴離婚，一個人帶着兩個女兒生活，現在做育兒嫂工作。 她最近在「正午故事」公眾號上發表了自傳性質的《我是范雨素》一文，引發媒體關注和公眾討論。

文章題名有種作者隻身吶喊，向世界宣告「我來了」的豪情壯志，通過寫作展示個人主體，為廣大沉默而面目不清的勞動者的一員繪出了一張豐富而獨特的畫像。然而，另一方面，這篇文章又並未停留在個人主義的「私文學」風格裏，相反，「我」之所以存在的由來與意義，牢固建立在和其他勞動者的緊密聯繫和互動上，這裏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對母女關係的深情描繪貫穿整個敘述。

《我是范雨素》一文開頭便為她的母親，一位普通鄉村婦女立傳，並將其與世界知名的「政壇硬漢子」並置，製造出幾分黑色幽默的效果：「我的母親，叫張先芝，生於1936年7月20日。她在14歲那年，因能說會道，善幫人解決矛盾，被民主選舉為婦女主任。從1950年開始幹，執政了40年，比薩達姆、卡扎菲這些政壇硬漢子的在位時間都長。」

張先芝的形象，不同於五四啟蒙一代塑造的被侮辱與損害的「祥林嫂」或「 大堰河」，更不同於現代化話語裏素質低需教化的農村婦女和進城保姆。相反，她雖不識字，卻因能說會道，能夠通過熟練掌握語言的日常運用，幫人解決矛盾，介入鄉村公共事務，因此被民主選舉為婦女主任，加入鄉村基層政治管理。

這樣一位「女強人」不僅令人聯想到早年文藝作品中李雙雙、杜晚香、金花等一系列快嘴敢言，熱心公共事務的農村「女幹部」形象。更有意思的是，在范雨素的自傳體寫作裏，父親提起得極少：「從我記事起，我對父親的印象，就是一個大樹的影子，看得見，但沒有用。父親不說話，身體不好，也幹不了體力活。屋裏五個娃子，全靠母親一個人支撐。」就連五個孩子的名字都是母親起的，范菊人是最小的孩子，在十二歲看完「瓊瑤阿姨」的《煙雨濛濛》後，自作主張給自己改名范雨素。

在此種父系權威極度弱化、甚至缺席的情況下，母親不僅成為女兒的養育者，並且在她的成長經驗、自我認知、以及對性別角色的理解和扮演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范雨素寫到在她少年的時候，曾經偷偷地外出流浪，「在海南島上浪蕩了三個月，決定打道回府。一路逃票，回到了家鄉，回到了母親身旁。」

不曾想，回到家後，范雨素遭受到的卻是父親和大哥的冷眼和仇恨，嫌她給家族丟臉，想把她驅逐出去。那時，十二歲的她才明白過來，「在我們襄陽農村，兒娃子（男孩）離家出走幾天，再回來，是稀鬆平常的事。而一個娘娃子（女孩）只要離家出走，就相當於古典小說的私奔罪。在我們村裏，從來沒有女孩這麼做，我離家出走，成了德有傷、貽親羞的人。」

這也許是作者在成長過程中，對於性別差異和社會角色的嚴格設定的初次認知。在這場無處可躲的遭遇戰裏，雖然父兄乃至族裏的男性長輩都羞辱和懲罰她，只有母親還頂住壓力和她站在一邊，「還用慈祥的眼神愛着我」，並安排她去小學教書，當上了民辦教師。

這種和父權體系價值相悖，建立在不同代際之間的主體間性接續了現代女性文學傳統：從丁玲的《母親》、《我在霞村的日子》，到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方舟》，再到王安憶的《流逝》、《弟兄們》、《姐妹們》等等一系列作品，着眼點都是建立在姐妹情誼基礎上的性別共同體， 如何在父權體系之外開闢屬於她們的空間和文學資源。

離開母親的庇護，隻身到北京闖蕩之後，雖然因為可以想見的種種遭遇、隔絕和艱辛，范雨素感覺很難與別人建立信任，患上了輕度的「文明恐懼症」，但她選擇的並非自我孤立和隔絕，「閉上雙眼，世界便與我無關」，卻仍然願意通過閲讀，通過書寫，通過朗誦，通過擁抱街頭的陌生人殘疾人，將母親的愛傳遞到公共空間，重建家庭空間之外的道德與情感紐帶。

范雨素提到自己對於寫作的需要時，說：「活着就要做點和吃飯無關的事。滿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慾望。」 書寫，尤其是范雨素式的在業餘時間進行的非職業化書寫，是拒絕遺忘，自我療救，自我反思的開始，是通過「非生產性勞動」的文學勞動來反抗資本社會裏「生產性勞動」對勞動者身心的全面馴化和規訓，也是將個人經驗重新與文學傳統與歷史脈絡進行聯接的嘗試。

范雨素書寫想像的共同體不僅重啟了現實主義文學的傳統，展現了被高歌猛進的社會發展所遮蔽的真實，同時也在嚴肅文學和網絡文學兩極分化的新媒體時代，重新催生了一個閲讀的共同體，通過分享勞動經驗和日常生活的書寫，重新探索建立一個生活在同一歷史情境下的書寫者、被書寫者、和閲讀者組成的「親密公眾」空間，以及在這個空間裏建立起流動的身份與主體，討論個人寫作／閲讀與共同的社會議題的可能。

范雨素的文體風格豐富多彩，體現出民間寫作的混雜的思想文學資源：從七零後文青熟悉的席慕容、瓊瑤、三毛、海子，到經典現實主義著作再到社會主義話語「萬惡的舊社會」 、「祖國的花朵」等等，都可在她的寫作中找到蹤影。因篇幅所限，這裏無法展開分析，但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既然范雨素以及其他勞動者的複雜多變的自我書寫還尚在進行中，她們所引起的思考遠比現在所能匆忙做出的結論要多。

這裏，我們不免要回到斯皮瓦克的經典問題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換言之，社會草根群體是否有在公共場域發言、表達自我、書寫自我的可能? 如果有，她們能夠通過何種語言、文化及政治詞彙來完成書寫，創造新型的自我及群體的想像，改變我們這個世界的圖景？更重要的是，她們的寫作，將如何定義寫作的主體性與文學性，如何將這個碎片化的時代裏，零散的個人經歷通過文字的再現與新媒體的傳播而帶入公共空間，成為新的可流通的經驗和知識，並重新喚起想像勞動者共同體的可能性。

（肖慧，堪薩斯大學東亞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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