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肖慧：从“五四”到范雨素，笔下的保姆与保姆的笔

【编按】4月24日，界面新闻“正午故事”栏目刊出文章《我是范雨素》，文中，从湖北来到北京打工，做育儿保姆的女工范雨素书写了自己的家庭和人生故事。文章迅速蹿红并引发无数讨论。学者肖慧投书端传媒，分析范雨素的书写和近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保姆”形象有何关联，而这种书写，又能承接和带来哪些进步意义？

保姆，无论是作为社会职业还是文学形象，对中国家庭来说都不陌生。由于分工的细微差别和历史变迁，保姆这一古老的职业也有着其他形形色色的名字，比如乳母、奶妈、女佣、娘姨、阿姨、丫环以及最新式的月嫂、家政服务员等等。

保姆这一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一直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轫以来重要的书写对象和想像客体。

“书写保姆”的五四一代

五四启蒙一代书写保姆的文学实践多由左翼男性作家承担，比如鲁迅笔下给童年的自己购得绘图本《山海经》的“长妈妈”、又如收入了中学语文课本的艾青诗歌《大堰河， 我的保姆》。

这类书写中最为触目惊心的，可谓吴组湘的《官官的补品》。文中主人公兼叙述者官官出生于地主家庭，“有个瘦弱常生病的身肢。到后大了，便又染了一身头晕出冷汗的文明病。” 因此，在成年后，家里仍然给他雇了一个保姆，提供营养远超“派克牛奶以及卡伯勒乳白鱼肝油之类”的人奶作为他的日常补品。同时，这位被比作母牛的无名奶妈的佃农丈夫为车祸后的官官输血，后因“通匪”被砍头，他无头的身躯却如刑天般挣扎而起，将围观者骇散。

通过书写这些形形色色的保姆们在中国各个角落的乡村里遭受的剥削和不公，左翼文人试图将她们纳入一个从人道主义出发的想像共同体。但另一方面，性别却往往成为这一新型的“劳动者共同体”的盲点，在这些作品中，保姆乃至奶妈常被刻画为沉默坚忍的旧式妇女，面对着种种社会压迫，如同“仁厚黑暗的地母”，“她含着笑，洗着我们的衣服／她含着笑，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她含着笑，切着冰屑悉索的萝卜／她含着笑，用手掏着猪吃的麦糟”（《大堰河， 我的保姆》）。 因为老保姆们往往都出现在成年男性作家追溯过往的回忆录中，所以不免被加添了理想的光环，作为性别化的乡村劳动者的代表，成为被智识阶级寄予深切同情，同时急需启蒙拯救的对象。

女性作家的视角

相形之下，女性作家的书写展现出更为鲜明而切身的性别意识。林海音以女性视角改变了“含笑而沉默”的，书写保姆的现代文学传统。她的半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中“驴打滚儿”一章中，不以上帝视角回溯保姆宋妈的身世遭遇，反而通过碎嘴唠叨的宋妈自己独有的语言和逻辑，叙述了离开村庄、进城做工的故事。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不同于上述“书写保姆”叙述中的成年男性回忆视角，宋妈故事的倾听者和见证者、乃至后来一起在城南寻找孩子的帮手，是和她在感情上最为亲密的日常伙伴，也即她一手带大、朝夕相处的林英子（作者在书中的自我投射），一个早慧的小女孩儿。宋妈作为“她者”的故事在这样的日常空间和亲密体验中，承载着成人世界的秘密运行规则，一层一层向懵懂的英子慢慢揭开。这样，保姆的故事深深烙印在英子作为女性的成长经验中，更是和英子自己的母亲，一位身处中产家庭内部空间的全职主妇的性别困境，融为一体。

相对与启蒙一代的阶级想像共同体，林海音的融合不同代际及阶级视角的书写，创造了建立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性别共同体，而这一传统在由扬州保姆一手带大的王安忆的文学作品中再次得到继承和创新。

在当代作家中，王安忆对于保姆的关注和书写鲜有人能匹敌，从《鸠鹊一战》到《富萍》，王安忆通过书写保姆在家人和外人、本地人（上海人）和新移民（外地人）之间游走的尴尬身份，在在描绘出了上海市井社会的日常生活细节，探索在封闭性的中产家庭之外建立亲密人情、伦理空间的可能性。

王安忆笔下的琐碎生活细节是动态的，与具体历史时空里性别化的日常劳动和流动的人际关系紧密连接。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王安忆八十年代的获奖中篇《流逝》，集中描写了一个上海前资本家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与变迁。与经典伤痕文学作品不同，王安忆并非一味控诉揭露，反而着墨于这个没落家庭中“少奶奶”欧阳端丽的转变和成长。

由于家庭财产被抄被封，大学一毕业后就当上了家庭主妇的欧阳端丽不得不在节流的同时开源，辞退女佣，生平第一次开始依靠自己的劳动拿工资赚钱养家。而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给人家当保姆看孩子，在这个过程中重现发现了日常劳动的价值和意义，与家庭之外的“江北人”阿毛娘、金花阿姨等建立起了新的姐妹情谊。如果将《流逝》和王其他早期作品（如《窗外搭起脚手架》、《墙基》等）放在一起，不难看出王安忆对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者）如何重新定义和其他劳动者的关系、重新理解和塑造流动性的社会伦理空间的深切思考。

保姆：现代化的对象

近年来，伴随着私有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性,中产阶级通过购买商品化的私密空间以及商品化的家务劳动，得以实现一个完美幸福家庭生活的梦想。因此，保姆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中产家庭内部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这造成了性别劳动的阶级化，也即越来越多的家务劳动，情感劳动以及对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工作的承担者逐渐由主妇转移为了保姆。

然而，上述文学作品里保姆与家人之间的身份流动性反而被视为一个问题或一种威胁，因此，保姆被重新定义为家庭内部“亲密的陌生人”。人类学家严海蓉的著作 New Masters, New Servants 便指出，在发展主义主导的现代化话语里，保姆常被认为是“低素质”的社会群体，“亟需”城市文明的规训及教化，才能更好地扮演中产家庭内部“高素质“的劳动者角色。而另一方面，在文学影视作品中的老保姆形象，也悄然变成了小保姆。小保姆之小，是从男性雇主的角度观看，一则体现其社会地位的低下；二则强调女性年轻的身体及其色情隐喻，以及无形中对于家庭秩序的威胁与破坏。相应，无论是早期左翼文人的人道主义劳动者共同体或是建基在日常劳动基础上的性别共同体似乎都已遥不可及。

这其实就涉及到与其他劳动者相比，保姆这一职业身份的特殊性：不但劳动时间长，收入较低，并且多由女性承担，在家庭内部空间进行，需要付出大量性别化的养育劳动和情感劳动，也因此模糊了工作和亲密关系的界限，造成了保姆们的尴尬身份：在同一家庭空间朝夕相处，却又仍是家庭内部的陌生人，若不加以驯化和约束，就会被视为中产家庭生活的闯入者、隐私的传播者与情感秩序的破坏者。

而另一方面，相对于产业工人以及同一村庄共同下地劳动的农民，保姆因为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经常由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女性充任，她们的日常劳动与生活环境更为隔绝和孤立。同时，因为她们从事的家务劳动、养育后代的体力和情感劳动，常被视为女性本能的日常延伸，所以针对这一劳动群体的再就业职业技术培训、劳动权益保护也相对缺乏。因此，不少保姆的人生轨迹就是从父家到雇主家，年纪渐长后的人生归宿便是由雇主家再到夫家。

范雨素的书写意义

在此种共同体想像日益溃散、主仆秩序日渐森严的社会文化环境下，范雨素的出现就有着非凡的意义。今年44岁的范雨素，是湖北襄阳打伙村人，初中毕业后，在老家小学做过一段小学教师后，因为“不能忍受在乡下坐井观天的枯燥日子”，20岁时开始在北京打工。因为丈夫家暴离婚，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生活，现在做育儿嫂工作。 她最近在“正午故事”公众号上发表了自传性质的《我是范雨素》一文，引发媒体关注和公众讨论。

文章题名有种作者只身呐喊，向世界宣告“我来了”的豪情壮志，通过写作展示个人主体，为广大沉默而面目不清的劳动者的一员绘出了一张丰富而独特的画像。然而，另一方面，这篇文章又并未停留在个人主义的“私文学”风格里，相反，“我”之所以存在的由来与意义，牢固建立在和其他劳动者的紧密联系和互动上，这里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母女关系的深情描绘贯穿整个叙述。

《我是范雨素》一文开头便为她的母亲，一位普通乡村妇女立传，并将其与世界知名的“政坛硬汉子”并置，制造出几分黑色幽默的效果：“我的母亲，叫张先芝，生于1936年7月20日。她在14岁那年，因能说会道，善帮人解决矛盾，被民主选举为妇女主任。从1950年开始干，执政了40年，比萨达姆、卡扎菲这些政坛硬汉子的在位时间都长。”

张先芝的形象，不同于五四启蒙一代塑造的被侮辱与损害的“祥林嫂”或“ 大堰河”，更不同于现代化话语里素质低需教化的农村妇女和进城保姆。相反，她虽不识字，却因能说会道，能够通过熟练掌握语言的日常运用，帮人解决矛盾，介入乡村公共事务，因此被民主选举为妇女主任，加入乡村基层政治管理。

这样一位“女强人”不仅令人联想到早年文艺作品中李双双、杜晚香、金花等一系列快嘴敢言，热心公共事务的农村“女干部”形象。更有意思的是，在范雨素的自传体写作里，父亲提起得极少：“从我记事起，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一个大树的影子，看得见，但没有用。父亲不说话，身体不好，也干不了体力活。屋里五个娃子，全靠母亲一个人支撑。”就连五个孩子的名字都是母亲起的，范菊人是最小的孩子，在十二岁看完“琼瑶阿姨”的《烟雨蒙蒙》后，自作主张给自己改名范雨素。

在此种父系权威极度弱化、甚至缺席的情况下，母亲不仅成为女儿的养育者，并且在她的成长经验、自我认知、以及对性别角色的理解和扮演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范雨素写到在她少年的时候，曾经偷偷地外出流浪，“在海南岛上浪荡了三个月，决定打道回府。一路逃票，回到了家乡，回到了母亲身旁。”

不曾想，回到家后，范雨素遭受到的却是父亲和大哥的冷眼和仇恨，嫌她给家族丢脸，想把她驱逐出去。那时，十二岁的她才明白过来，“在我们襄阳农村，儿娃子（男孩）离家出走几天，再回来，是稀松平常的事。而一个娘娃子（女孩）只要离家出走，就相当于古典小说的私奔罪。在我们村里，从来没有女孩这么做，我离家出走，成了德有伤、贻亲羞的人。”

这也许是作者在成长过程中，对于性别差异和社会角色的严格设定的初次认知。在这场无处可躲的遭遇战里，虽然父兄乃至族里的男性长辈都羞辱和惩罚她，只有母亲还顶住压力和她站在一边，“还用慈祥的眼神爱着我”，并安排她去小学教书，当上了民办教师。

这种和父权体系价值相悖，建立在不同代际之间的主体间性接续了现代女性文学传统：从丁玲的《母亲》、《我在霞村的日子》，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再到王安忆的《流逝》、《弟兄们》、《姐妹们》等等一系列作品，着眼点都是建立在姐妹情谊基础上的性别共同体， 如何在父权体系之外开辟属于她们的空间和文学资源。

离开母亲的庇护，只身到北京闯荡之后，虽然因为可以想见的种种遭遇、隔绝和艰辛，范雨素感觉很难与别人建立信任，患上了轻度的“文明恐惧症”，但她选择的并非自我孤立和隔绝，“闭上双眼，世界便与我无关”，却仍然愿意通过阅读，通过书写，通过朗诵，通过拥抱街头的陌生人残疾人，将母亲的爱传递到公共空间，重建家庭空间之外的道德与情感纽带。

范雨素提到自己对于写作的需要时，说：“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 书写，尤其是范雨素式的在业余时间进行的非职业化书写，是拒绝遗忘，自我疗救，自我反思的开始，是通过“非生产性劳动”的文学劳动来反抗资本社会里“生产性劳动”对劳动者身心的全面驯化和规训，也是将个人经验重新与文学传统与历史脉络进行联接的尝试。

范雨素书写想像的共同体不仅重启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展现了被高歌猛进的社会发展所遮蔽的真实，同时也在严肃文学和网络文学两极分化的新媒体时代，重新催生了一个阅读的共同体，通过分享劳动经验和日常生活的书写，重新探索建立一个生活在同一历史情境下的书写者、被书写者、和阅读者组成的“亲密公众”空间，以及在这个空间里建立起流动的身份与主体，讨论个人写作／阅读与共同的社会议题的可能。

范雨素的文体风格丰富多彩，体现出民间写作的混杂的思想文学资源：从七零后文青熟悉的席慕容、琼瑶、三毛、海子，到经典现实主义著作再到社会主义话语“万恶的旧社会” 、“祖国的花朵”等等，都可在她的写作中找到踪影。因篇幅所限，这里无法展开分析，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既然范雨素以及其他劳动者的复杂多变的自我书写还尚在进行中，她们所引起的思考远比现在所能匆忙做出的结论要多。

这里，我们不免要回到斯皮瓦克的经典问题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换言之，社会草根群体是否有在公共场域发言、表达自我、书写自我的可能? 如果有，她们能够通过何种语言、文化及政治词汇来完成书写，创造新型的自我及群体的想像，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图景？更重要的是，她们的写作，将如何定义写作的主体性与文学性，如何将这个碎片化的时代里，零散的个人经历通过文字的再现与新媒体的传播而带入公共空间，成为新的可流通的经验和知识，并重新唤起想像劳动者共同体的可能性。

（肖慧，堪萨斯大学东亚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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