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蔡慶樺：納粹政權核心的無知者──觀《一段德國生活》

2016年，一部非常特別的紀錄片在慕尼黑影展和耶路撒冷影展引起熱議。這部片叫作《一段德國生活》（Ein Deutsches Leben；A German Life），由奧地利籍導演Christian Krönes 等人執導，片中訪問了納粹宣傳部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的打字員布倫西爾德．彭瑟爾（Brunhilde Pomsel）。此紀錄片今年4月起在德國上映，訪談紀錄同步出版，書名為《一段德國生活──戈培爾秘書的歷史能為當代帶來什麼教訓》（Ein Deutsches Leben : was uns die Geschichte von Goebbels’ Sekretärin für die Gegenwart lehrt）。

這部紀錄片引起重視，是因為在2013年接受專訪時，彭瑟爾已102歲，應該是曾經待過納粹帝國核心圈的人裏仍在世的最後一位。她在鏡頭前緩緩敘述自己的一生，從幼年、求學、踏入職場，到因緣際會進入帝國宣傳部，為納粹高官謄錄國家機密。她見證了那些發狂的年代，並在70年後說出了其證言。

一個「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人

彭瑟爾1911年生於柏林，兒時其父親便被徵召上一戰戰場，後來雖安全回來，但從不談起戰場的事，也不討論政治。彭瑟爾自述，因為從小家裏就不談政治，她從來搞不清楚政治，也沒興趣。1933年時初戀男友因為沒有錢，弄來兩張去體育宮（Sportpalast）的票，結果到了現場才發現是納粹高官們的演說造勢。她說人生從來不曾這麼無聊過，警告男友不要再帶她來類似場合。後來，為了進入政府工作，長官叫她去入黨吧，她才忍痛交了黨費，成為一個自稱對政治一無所知的納粹黨員。

這麼一個「對政治完全不感興趣」的人，去了國家廣播電台工作，後來被宣傳部（Propagandaministerium，彭瑟爾總是簡稱為 Promi）選中，1942年去了部長戈培爾辦公室擔任打字員，直到敗戰。

敗戰那段時間，她與許多納粹官員一起躲在柏林的地下防空坑道裏，經歷了希特勒與戈培爾的自殺。後來紅軍進入坑道，她被押送到蘇聯戰俘營，囚禁了五年。離開戰俘營時，紅軍給了她幾十塊錢馬克，那就是她五年的勞動所得。

返鄉後她進入廣播電台，在60歲那年退休。

文質彬彬的「縱火者」

戈培爾，這個兼具文學博士與「縱火者」身份的納粹，不正是這個文化大國走向瘋狂之路的寫照嗎？

在專訪中首先最讓人注意的，就是她呈現的戈培爾。

戈培爾，1922年在海德堡大學以文學論文獲得博士學位後，進入納粹黨，以激進的反猶態度及能說善道的能力，成為希特勒的親信。1933年希特勒掌權後，創立了「國民教育與宣傳部」（Reichsministerium für Volksaufklärung und Propaganda 或Propagandaministerium），由戈培爾出掌。身為負責宣傳納粹意識形態的希特勒副手，他以這個部會統管全國文化及電影事務，並控制言論，結合了電影、電視、廣播等各種新文宣策略，把宣傳戰發展到前所未有的全面與深入，將人民徹底的洗腦──或者納粹黨會說為「國民啟蒙」。如果希特勒是「元首」（Führer），那麼戈培爾就是「引誘者」（Verführer）。

戈培爾引誘人民擁抱納粹意識形態的最經典案例是：在宣傳部主導下，導演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在1935年拍出了在電影史及政治史上不能被忽視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這部紀錄片將國家社會主義定位為失序時代中唯一可信賴的秩序，而希特勒將帶領德國及德國人民，擺脫戰敗恥辱，重回世界強權之列。在她鏡頭下的納粹黨員大會和柏林盛況，將第三帝國拍攝成了一場永不停歇的慶典。人民就這麼被引誘進了一場歡快的帝國大夢。

彭瑟爾說，她雖然為戈培爾工作，但是從來沒有與戈培爾交談過，除了全辦公室同事受邀到他的官邸作客時。她每天看到的部長身穿完美的筆挺西裝，最好的布料，指甲總是乾淨漂亮，彷彿每天上班前都有人為他細心修剪。

這是一個掌管全國演員的部長，自身維持完美形象，也是一個完美的演員。彭瑟爾說，她印象最深刻的是部長的「體育宮演講」（Sportpalastrede），戈培爾從一個溫和甚至迷人的德國紳士，一瞬間變成暴烈的煽動者，把在場聽眾都帶入瘋狂的境地。戈培爾在那個時刻，展現了一次完美的演出。

這個被史家稱為「體育宮演講」的內容，被巴伐利亞國家圖書館選為20世紀德國歷史關鍵文件之一，就是因為戈培爾在這次演講中，煽動了整個國家投入戰爭。原來德國在東線戰場的戰略是閃電戰，希望速戰速決以減少國力損耗，但是俄國無比頑強，導致德軍遲遲難以拿下東線的勝利，並在史太林格勒（史達林格勒）吃了敗仗。正當納粹內部有不同聲音時，全力主戰的戈培爾精心策劃了1943年2月18日體育宮的黨員集會，在會場裏強調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勢力就是猶太勢力，德國必須全力阻止。他的背後懸掛着「總體戰爭—最短的戰爭」（Totaler Krieg—kürzester Krieg），明示只有每個人都投入戰爭，才可能最快地結束這場戰爭。他嘶吼着：「你們要這場總體戰嗎？」（Wollt ihr den totalen Krieg？），全場響起如雷聲的「要！」（Ja！）。這場演講的內容、節奏、聽眾，都是按照劇本演出，演講被錄影錄音播放到全國，讓男女老少都投入所有資源，打一場最終仍是失敗的全面戰爭。

那一天在現場的彭瑟爾，見證了這個德國歷史時刻，以及宣傳部的不可思議的煽動力量。她說完全無法以言語形容，戈培爾怎麼能如此成功地把現場所有人帶到那種激動的極限，但只要你在現場就一定會跟着那麼激動，「沒有其他可能」。每個人都如同醉酒，她說，在那個時刻，她感受到了一種極可怕的事情正在發生。

回家後，她身邊每個人都在談論那個演講，那個明確的「我們要總體戰」的狂熱。她覺得戈培爾點燃了一個小火，很快地將延燒到他也無法控制的程度。她心生畏懼，因為她看到了一個如此溫和優雅的平凡人，竟能夠瞬間成為瘋狂的野蠻者。

彭瑟爾對政治無興趣，也無知識，卻有絕佳的直覺。戈培爾，這個兼具文學博士與「縱火者」身份的納粹，不正是這個文化大國走向瘋狂之路的寫照嗎？

「我非共犯」？無知者的罪責

思想的戰場即政治的戰場，有時生死攸關，一步退讓不得。

另一個重點是，像彭瑟爾這樣的平凡人，怎麼看待自己的歷史角色。

彭瑟爾說，「戈培爾視我們如寫字桌」，也就是這些職員們毫不重要，其唯一的重要性就在讓宣傳部順利運作。彭瑟爾與她的同事只是工具，無法參與任何討論或決策，「我知道今日沒人會相信我們，每個人都認為我們知道一切，可是我們毫無所知，一切對我們來說都是機密的。」她只能打字，也不能處理機密，不被允許提問，她認為自己並未加入納粹的暴行：「我非共犯（Mitläuferin），否則我會知道更多。我是或多或少因為未經深思熟慮，而加入了這個該死的政黨，而當時大多數人也都加入了這個黨。」她自忖問心無愧。

直到終戰，她與許多同事都仍然相信，集中營是為了囚禁猶太人而設立，除此外無別的目的，而猶太人被解送到那些東歐集中營去，也是為他們找到其他的生活空間──包括她自己最好的猶太朋友。她根本無法想像，竟存在着大屠殺的暴行。

這個說法並不陌生，當時許多德國人宣稱並不知情，對許多人來說這只是一場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的戰爭，事關國族榮耀，而無關大屠殺。可是一般民眾也許可以宣稱無知，身處核心的人這麼說，是否可信？不只彭瑟爾，包括希特勒的秘書榮格（Traudl Junge）也宣稱，對大屠殺並不知情。也許我們必須問這個問題：是不知情，還是不願知情？

彭瑟爾曾描述長官把「白玫瑰」（Weiße Rose）反抗運動交給她歸檔時，要她別看檔案內容，她說，基於與生俱來的普魯士義務感，她總是盡力做到上級交辦的一切，也因此才被選入宣傳部。因此，長官命她別看，她決不會抗令。從這一段敘事可以看出，彭瑟爾確有可能不知情。她忠實地服從，而體制以外的事情、體制的正當性，對她來說不是可質問的事情。

義務（Pflicht），是康德倫理學裏一個核心概念，其所指的是對普遍道德法則的敬畏與服從，絕非對任何政權的無條件服從。彭瑟爾所自豪的那種普魯士義務，雖是無心提起，並非刻意引用，但是正提醒我們納粹黨人對於康德義務概念的挪用。戰犯艾希曼也曾在法庭上證言：他一生均按照康德的義務與責任規範行事。這種無視康德在何等脈絡下提出義務概念、將之取用於政治的作法，使得這個強調世界公民角色的哲學家，竟然搖身一變成為支持公務員服從軍國體制的理論來源，能不讓人感到諷刺嗎？思想的戰場即政治的戰場，有時生死攸關，一步退讓不得。

彭瑟爾的不知情論及服從論，也讓讀者必須思考法西斯主義中更細緻曖昧的機制。史家 Frank Bajohr 及 Andrea Löw 在《大屠殺研究的結論及新問題》（Der Holocaust—Ergebnisse und neue Fragen der Forschung）一書導論中提及，近年來的大屠殺研究中通常針對三個範疇研究：犯罪者（Täter）、受害者（Opfer）以及旁觀者（Bystander/Zuschauer）。可是這是有問題的角色區分，尤其是旁觀者的說法，暗示了德國人民並未參與這場罪行，而是被動地牽扯入了體制內。然而，旁觀者相對於犯罪者真的是清白的嗎？當旁觀者取得了受害者被徵收的動產不動產，還能在什麼意義上說他們無涉？而彭瑟爾的角色更指出了，在前述三種角色之外，還有其他更複雜的行為模式，例如無知者。

無知者的責任比旁觀者更輕嗎？其無知，是可被允許的嗎？其在無知狀態下為獨裁政權的運作貢獻一己之力，又須負起何種責任？彭瑟爾說，她是個懦弱的人，只知好好地活着，而當年的情境下，她不可能有別的選擇。今日許多人會輕易地宣稱他們在納粹時代將起而反抗，她反駁說：「不！人們不會這麼做的。那是冒生命危險的事情。事實已經證明，當時人們就是不會說不，會那麼做的人，必須付出生命，而我們在那時有太多這種例子了。」

「犧牲無用論」的誤識

人類文明的往前推進，並不能全然仰賴成功者，這些失敗者為後世留下的典範，把世界推向了更好的地方。

彭瑟爾強調今日的我們可以批判當時的人們，但那是廉價的批判，我們並不知道當時的人們處在一種什麼樣的境況下。那是根本不可能反抗的狀態，反抗者只會無謂犧牲，而無法扭轉一切。她說，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不管我們願不願意，已經決定了之後的12年。

正是這種「犧牲無用論」讓她無法理解反抗者。在宣傳部時她經歷了白玫瑰運動──慕尼黑大學生和教授散發傳單，呼籲德國人民抵抗納粹暴政，被納粹囚禁後處以死刑。彭瑟爾說，她身邊所有人以及她自己都對那些年輕的理想主義者有無限的同情，可是認為他們太笨了，如果他們能夠維持沉默，就可以保住生命。

她對白玫瑰運動的參與者的評斷非常值得思考。當她看到今日的年輕人如此單純，相信好人總是會獲勝，她還是驚異不已。她對這些理想主義者有極高的敬意，因為自己從來沒有這樣的勇氣。她同情那些理想主義者，卻難以理解，如果她預先知道這些人必告失敗的計劃時，一定會用一切力量阻止他們。

彭瑟爾也許代表了當時大多數人的意見，好心的、非政治的、只想好好過日子不願有任何麻煩的平凡人們。問題是，他們阻止不了白玫瑰運動的反抗者，那些反抗者們是真正的康德主義者，能讓他們心生敬畏讚歎的，只有滿佈繁星的天空，以及內心的道德法則，而不是殺害600萬猶太人的政黨。

事後看來，當然這些反抗者所做的事都不起作用，歷史也朝着糟的方向發展。可是，可不可能成功、是否成功，並非評斷一切行動的標準。有些人就是站在那個歷史的關卡，必須做些什麼展現人類道德勇氣的事。我在參觀柏林圍牆博物館時，看到抵抗共產暴政的資料展，一位抵抗者被問及為什麼要冒生命危險這麼做時，他只答道：「就是有一些你得作的事情。」（Es gibt Dinge, die man einfach tun muss）這句話也能回應彭瑟爾的無用論。他們當然是傻的，可他們當時就是得不顧成敗地那麼做。

可是，他們的反抗又真的是無用嗎？人類文明的往前推進，並不能全然仰賴成功者，這些失敗者為後世留下的典範，把世界推向了更好的地方。他們對正確事情的堅持，以其單薄力量打破了「沒人會反抗」的迷思，為德國戰後形塑正確的歷史認知與政治意識，做出了極大貢獻。

另外，彭瑟爾說想反抗就得犧牲生命，也把反抗的形態看得太過單純。在訪談裏，她說當她看到今日的脫口秀演員如何嘲諷政客時，便想到納粹時代這是不可能的，例如當時像維爾納．芬克（Werner Finck）這樣的嘲諷政治的喜劇演員，都是被吊死的。

然而正是芬克這個最熱愛譏笑納粹的喜劇演員，證明了彭瑟爾的錯誤。芬克雖遭納粹迫害，但並未被處死，反而以其幽默證實了抵抗可能以各種形式發生。

芬克是納粹時代最出名的舞台喜劇演員，他掌握語言的天才，使他能設計出各種譏諷納粹的橋段，揭穿納粹政權的邏輯，幾乎以一人之力抵抗宣傳部的大眾洗腦伎倆。可是他並非硬碰硬地交鋒，而是利用多變的語言節奏與停頓，讓笑話在某些關鍵地方產生曖昧缺口，這個缺口卻又刺激觀眾間接感受了納粹的可笑。台下總是有秘密警察針對他的段子做筆記，對他恨得牙癢癢的，卻又難奈他何。例如一個著名的段子是，他看着台下做筆記的秘密警察，問他：「您理解嗎？或者我得跟您走？」（Kommen Sie mit？ Oder muss ich mitkommen?）他巧妙地運用 mitkommen 這個動詞的兩義（「理解」和「跟着走」），間接而幽默地說出了秘密警察逮捕異議者的行徑，全場觀眾會心大笑。

這種形式的抵抗，也許也無法影響歷史，可是也有其力量。台下的觀眾裏，就坐著名的作家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在那本敘述納粹時期歷史的名作《一個德國人的故事》（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台灣左岸文化出版）中，他記錄芬克的事跡。納粹時期某一天晚上，哈夫納與友人去了芬克的劇場，「那在德國唯一還進行某種反抗的公開場所，且以勇敢、睿智、優雅的方式」。他看了芬克嘲諷納粹黨的喜劇表演，與觀眾們一起大笑，後來他這麼寫道：「這個喜劇演員毫無疑問的在第三帝國歷史中寥寥無幾的可敬位置上，佔了一席。他敢於說出關於納粹的真理──而就在德國的心臟地帶。他的表演主題包括集中營、搜索、全面普遍的恐懼、全面普遍的謊言；他對這些的譏諷，帶着某種難言的輕快、勇敢而憂鬱的東西，以及一種不尋常的撫慰力量。」

放任極權摧毀文明的無知者

彭瑟爾的自白，今日仍須被傾聽、理解及思考，有幾個原因。

首先因為她就是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而我們目睹了獨裁者如何在大多數人中誕生。她強調，她與她的同事們都是尋常人，都對政治不感興趣。可是正是對政治不感興趣、可有可無的態度，坐視了納粹勢力壯大，讓國家權柄流入了瘋狂者的手裏，讓那個決定德國命運的1933年得以發生。此後做的一切再無扭轉歷史的可能。

這正是戰後西德在許多大學設立政治教育（politische Bildung；Politikdidaktik）教席的原因──倘不能培養公民對民主政治的認識及認同，則不可能建立可抵禦獨裁的民主，也就難以確保歷史不會重演。像彭瑟爾這樣的無所謂公民，國家應盡一切力量避免再孕育。

其次，我們也必須從戈培爾身上看到，獨裁政權如何召喚國民成為仇恨者的技術，並對任何排斥異己的國族狂熱保持戒心。戈培爾正是例子，顯示文明與野蠻之間的距離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遙遠，我們必須全力守護隨時會崩潰的脆弱文明。

電影上映前，彭瑟爾以106歲高齡逝世，似乎也象徵納粹的瘋狂時代結束，可是，獨裁化的危險從沒有在人類政治史中消失。每天打開報紙，仍可以看見排外、對社會邊緣者的拒斥、迫害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種族主義、全面監控、生物性特徵建檔等等當年納粹已經實驗過的各種統治技術，仍在世界各地以更細微、更難防止的方式運作着。

彭瑟爾不是個反猶太者。她最好的朋友是猶太人，那個她稱是最聰明討人喜愛的女孩，卻死於集中營。她在1936年時也曾收拾了行李，準備跟着猶太男友流亡，但是被男友拒絕，因為他沒法在躲避納粹的過程中照顧好彭瑟爾，以及她肚子裏的小孩，認為留在權力核心對她及孩子是最好的選擇。後來她流產，終身未嫁。彭瑟爾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善良而無知的人們放任時代摧毀了他們，坐視法西斯主義誕生茁壯，直到再也無人可以制止。她說：

「過去人們從未一直掛念着這些窮苦的人，現在也不會一直掛念那些無家可歸的、溺斃在海中的可憐敘利亞人。誰會一直掛念他們呢？可是如果人們坐在電視機前看着就會想：當年發生的事，今日竟再發生，這實在太過匪夷所思。可是不，那是可能再次發生的，而百年後也將再發生。也不只是百年後，只要世界依舊存在着，就有再發生的可能。這是人類的本性。」

今日我們觀看彭瑟爾的悲劇，不能不警惕，願那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命運。

（蔡慶樺，台灣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研究德國政治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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