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蔡庆桦:纳粹政权核心的无知者──观《一段德国生活》

无知者的责任比旁观者更轻吗?其无知,是可被允许的吗?其在无知状态下为独裁政权的运作贡献一己之力,又须负起何种责任?

2016年,一部非常特别的纪录片在慕尼黑影展和耶路撒冷影展引起热议。这部片叫作《一段德国生活》(Ein Deutsches Leben;A German Life,由奥地利籍导演Christian Krönes 等人执导,片中访问了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打字员布伦西尔德.彭瑟尔(Brunhilde Pomsel)。此纪录片今年4月起在德国上映,访谈纪录同步出版,书名为《一段德国生活──戈培尔秘书的历史能为当代带来什么教训》(Ein Deutsches Leben : was uns die Geschichte von Goebbels’ Sekretärin für die Gegenwart lehrt)。

这部纪录片引起重视,是因为在2013年接受专访时,彭瑟尔已102岁,应该是曾经待过纳粹帝国核心圈的人里仍在世的最后一位。她在镜头前缓缓叙述自己的一生,从幼年、求学、踏入职场,到因缘际会进入帝国宣传部,为纳粹高官誊录国家机密。她见证了那些发狂的年代,并在70年后说出了其证言。

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

彭瑟尔1911年生于柏林,儿时其父亲便被征召上一战战场,后来虽安全回来,但从不谈起战场的事,也不讨论政治。彭瑟尔自述,因为从小家里就不谈政治,她从来搞不清楚政治,也没兴趣。1933年时初恋男友因为没有钱,弄来两张去体育宫(Sportpalast)的票,结果到了现场才发现是纳粹高官们的演说造势。她说人生从来不曾这么无聊过,警告男友不要再带她来类似场合。后来,为了进入政府工作,长官叫她去入党吧,她才忍痛交了党费,成为一个自称对政治一无所知的纳粹党员。

这么一个“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的人,去了国家广播电台工作,后来被宣传部(Propagandaministerium,彭瑟尔总是简称为 Promi)选中,1942年去了部长戈培尔办公室担任打字员,直到败战。

败战那段时间,她与许多纳粹官员一起躲在柏林的地下防空坑道里,经历了希特勒与戈培尔的自杀。后来红军进入坑道,她被押送到苏联战俘营,囚禁了五年。离开战俘营时,红军给了她几十块钱马克,那就是她五年的劳动所得。

返乡后她进入广播电台,在60岁那年退休。

文质彬彬的“纵火者”

戈培尔,这个兼具文学博士与“纵火者”身份的纳粹,不正是这个文化大国走向疯狂之路的写照吗?

在专访中首先最让人注意的,就是她呈现的戈培尔。

戈培尔,1922年在海德堡大学以文学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纳粹党,以激进的反犹态度及能说善道的能力,成为希特勒的亲信。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创立了“国民教育与宣传部”(Reichsministerium für Volksaufklärung und Propaganda 或Propagandaministerium),由戈培尔出掌。身为负责宣传纳粹意识形态的希特勒副手,他以这个部会统管全国文化及电影事务,并控制言论,结合了电影、电视、广播等各种新文宣策略,把宣传战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全面与深入,将人民彻底的洗脑──或者纳粹党会说为“国民启蒙”。如果希特勒是“元首”(Führer),那么戈培尔就是“引诱者”(Verführer)。

戈培尔引诱人民拥抱纳粹意识形态的最经典案例是:在宣传部主导下,导演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在1935年拍出了在电影史及政治史上不能被忽视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这部纪录片将国家社会主义定位为失序时代中唯一可信赖的秩序,而希特勒将带领德国及德国人民,摆脱战败耻辱,重回世界强权之列。在她镜头下的纳粹党员大会和柏林盛况,将第三帝国拍摄成了一场永不停歇的庆典。人民就这么被引诱进了一场欢快的帝国大梦。

彭瑟尔说,她虽然为戈培尔工作,但是从来没有与戈培尔交谈过,除了全办公室同事受邀到他的官邸作客时。她每天看到的部长身穿完美的笔挺西装,最好的布料,指甲总是干净漂亮,仿佛每天上班前都有人为他细心修剪。

这是一个掌管全国演员的部长,自身维持完美形象,也是一个完美的演员。彭瑟尔说,她印象最深刻的是部长的“体育宫演讲”(Sportpalastrede),戈培尔从一个温和甚至迷人的德国绅士,一瞬间变成暴烈的煽动者,把在场听众都带入疯狂的境地。戈培尔在那个时刻,展现了一次完美的演出。

这个被史家称为“体育宫演讲”的内容,被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选为20世纪德国历史关键文件之一,就是因为戈培尔在这次演讲中,煽动了整个国家投入战争。原来德国在东线战场的战略是闪电战,希望速战速决以减少国力损耗,但是俄国无比顽强,导致德军迟迟难以拿下东线的胜利,并在史太林格勒(史达林格勒)吃了败仗。正当纳粹内部有不同声音时,全力主战的戈培尔精心策划了1943年2月18日体育宫的党员集会,在会场里强调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势力就是犹太势力,德国必须全力阻止。他的背后悬挂着“总体战争—最短的战争”(Totaler Krieg—kürzester Krieg),明示只有每个人都投入战争,才可能最快地结束这场战争。他嘶吼着:“你们要这场总体战吗?”(Wollt ihr den totalen Krieg?),全场响起如雷声的“要!”(Ja!)。这场演讲的内容、节奏、听众,都是按照剧本演出,演讲被录影录音播放到全国,让男女老少都投入所有资源,打一场最终仍是失败的全面战争。

那一天在现场的彭瑟尔,见证了这个德国历史时刻,以及宣传部的不可思议的煽动力量。她说完全无法以言语形容,戈培尔怎么能如此成功地把现场所有人带到那种激动的极限,但只要你在现场就一定会跟着那么激动,“没有其他可能”。每个人都如同醉酒,她说,在那个时刻,她感受到了一种极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

回家后,她身边每个人都在谈论那个演讲,那个明确的“我们要总体战”的狂热。她觉得戈培尔点燃了一个小火,很快地将延烧到他也无法控制的程度。她心生畏惧,因为她看到了一个如此温和优雅的平凡人,竟能够瞬间成为疯狂的野蛮者。

彭瑟尔对政治无兴趣,也无知识,却有绝佳的直觉。戈培尔,这个兼具文学博士与“纵火者”身份的纳粹,不正是这个文化大国走向疯狂之路的写照吗?

“我非共犯”?无知者的罪责

思想的战场即政治的战场,有时生死攸关,一步退让不得。

另一个重点是,像彭瑟尔这样的平凡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角色。

彭瑟尔说,“戈培尔视我们如写字桌”,也就是这些职员们毫不重要,其唯一的重要性就在让宣传部顺利运作。彭瑟尔与她的同事只是工具,无法参与任何讨论或决策,“我知道今日没人会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认为我们知道一切,可是我们毫无所知,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机密的。”她只能打字,也不能处理机密,不被允许提问,她认为自己并未加入纳粹的暴行:“我非共犯(Mitläuferin),否则我会知道更多。我是或多或少因为未经深思熟虑,而加入了这个该死的政党,而当时大多数人也都加入了这个党。”她自忖问心无愧。

直到终战,她与许多同事都仍然相信,集中营是为了囚禁犹太人而设立,除此外无别的目的,而犹太人被解送到那些东欧集中营去,也是为他们找到其他的生活空间──包括她自己最好的犹太朋友。她根本无法想像,竟存在着大屠杀的暴行。

这个说法并不陌生,当时许多德国人宣称并不知情,对许多人来说这只是一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的战争,事关国族荣耀,而无关大屠杀。可是一般民众也许可以宣称无知,身处核心的人这么说,是否可信?不只彭瑟尔,包括希特勒的秘书荣格(Traudl Junge)也宣称,对大屠杀并不知情。也许我们必须问这个问题:是不知情,还是不愿知情?

彭瑟尔曾描述长官把“白玫瑰”(Weiße Rose)反抗运动交给她归档时,要她别看档案内容,她说,基于与生俱来的普鲁士义务感,她总是尽力做到上级交办的一切,也因此才被选入宣传部。因此,长官命她别看,她决不会抗令。从这一段叙事可以看出,彭瑟尔确有可能不知情。她忠实地服从,而体制以外的事情、体制的正当性,对她来说不是可质问的事情。

义务(Pflicht),是康德伦理学里一个核心概念,其所指的是对普遍道德法则的敬畏与服从,绝非对任何政权的无条件服从。彭瑟尔所自豪的那种普鲁士义务,虽是无心提起,并非刻意引用,但是正提醒我们纳粹党人对于康德义务概念的挪用。战犯艾希曼也曾在法庭上证言:他一生均按照康德的义务与责任规范行事。这种无视康德在何等脉络下提出义务概念、将之取用于政治的作法,使得这个强调世界公民角色的哲学家,竟然摇身一变成为支持公务员服从军国体制的理论来源,能不让人感到讽刺吗?思想的战场即政治的战场,有时生死攸关,一步退让不得。

彭瑟尔的不知情论及服从论,也让读者必须思考法西斯主义中更细致暧昧的机制。史家 Frank Bajohr 及 Andrea Löw 在《大屠杀研究的结论及新问题》(Der Holocaust—Ergebnisse und neue Fragen der Forschung)一书导论中提及,近年来的大屠杀研究中通常针对三个范畴研究:犯罪者(Täter)、受害者(Opfer)以及旁观者(Bystander/Zuschauer)。可是这是有问题的角色区分,尤其是旁观者的说法,暗示了德国人民并未参与这场罪行,而是被动地牵扯入了体制内。然而,旁观者相对于犯罪者真的是清白的吗?当旁观者取得了受害者被征收的动产不动产,还能在什么意义上说他们无涉?而彭瑟尔的角色更指出了,在前述三种角色之外,还有其他更复杂的行为模式,例如无知者。

无知者的责任比旁观者更轻吗?其无知,是可被允许的吗?其在无知状态下为独裁政权的运作贡献一己之力,又须负起何种责任?彭瑟尔说,她是个懦弱的人,只知好好地活着,而当年的情境下,她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今日许多人会轻易地宣称他们在纳粹时代将起而反抗,她反驳说:“不!人们不会这么做的。那是冒生命危险的事情。事实已经证明,当时人们就是不会说不,会那么做的人,必须付出生命,而我们在那时有太多这种例子了。”

“牺牲无用论”的误识

人类文明的往前推进,并不能全然仰赖成功者,这些失败者为后世留下的典范,把世界推向了更好的地方。

彭瑟尔强调今日的我们可以批判当时的人们,但那是廉价的批判,我们并不知道当时的人们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境况下。那是根本不可能反抗的状态,反抗者只会无谓牺牲,而无法扭转一切。她说,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已经决定了之后的12年。

正是这种“牺牲无用论”让她无法理解反抗者。在宣传部时她经历了白玫瑰运动──慕尼黑大学生和教授散发传单,呼吁德国人民抵抗纳粹暴政,被纳粹囚禁后处以死刑。彭瑟尔说,她身边所有人以及她自己都对那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有无限的同情,可是认为他们太笨了,如果他们能够维持沉默,就可以保住生命。

她对白玫瑰运动的参与者的评断非常值得思考。当她看到今日的年轻人如此单纯,相信好人总是会获胜,她还是惊异不已。她对这些理想主义者有极高的敬意,因为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勇气。她同情那些理想主义者,却难以理解,如果她预先知道这些人必告失败的计划时,一定会用一切力量阻止他们。

彭瑟尔也许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意见,好心的、非政治的、只想好好过日子不愿有任何麻烦的平凡人们。问题是,他们阻止不了白玫瑰运动的反抗者,那些反抗者们是真正的康德主义者,能让他们心生敬畏赞叹的,只有满布繁星的天空,以及内心的道德法则,而不是杀害600万犹太人的政党。

事后看来,当然这些反抗者所做的事都不起作用,历史也朝着糟的方向发展。可是,可不可能成功、是否成功,并非评断一切行动的标准。有些人就是站在那个历史的关卡,必须做些什么展现人类道德勇气的事。我在参观柏林围墙博物馆时,看到抵抗共产暴政的资料展,一位抵抗者被问及为什么要冒生命危险这么做时,他只答道:“就是有一些你得作的事情。”(Es gibt Dinge, die man einfach tun muss)这句话也能回应彭瑟尔的无用论。他们当然是傻的,可他们当时就是得不顾成败地那么做。

可是,他们的反抗又真的是无用吗?人类文明的往前推进,并不能全然仰赖成功者,这些失败者为后世留下的典范,把世界推向了更好的地方。他们对正确事情的坚持,以其单薄力量打破了“没人会反抗”的迷思,为德国战后形塑正确的历史认知与政治意识,做出了极大贡献。

另外,彭瑟尔说想反抗就得牺牲生命,也把反抗的形态看得太过单纯。在访谈里,她说当她看到今日的脱口秀演员如何嘲讽政客时,便想到纳粹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例如当时像维尔纳.芬克(Werner Finck)这样的嘲讽政治的喜剧演员,都是被吊死的。

然而正是芬克这个最热爱讥笑纳粹的喜剧演员,证明了彭瑟尔的错误。芬克虽遭纳粹迫害,但并未被处死,反而以其幽默证实了抵抗可能以各种形式发生。

芬克是纳粹时代最出名的舞台喜剧演员,他掌握语言的天才,使他能设计出各种讥讽纳粹的桥段,揭穿纳粹政权的逻辑,几乎以一人之力抵抗宣传部的大众洗脑伎俩。可是他并非硬碰硬地交锋,而是利用多变的语言节奏与停顿,让笑话在某些关键地方产生暧昧缺口,这个缺口却又刺激观众间接感受了纳粹的可笑。台下总是有秘密警察针对他的段子做笔记,对他恨得牙痒痒的,却又难奈他何。例如一个著名的段子是,他看着台下做笔记的秘密警察,问他:“您理解吗?或者我得跟您走?”(Kommen Sie mit? Oder muss ich mitkommen?)他巧妙地运用 mitkommen 这个动词的两义(“理解”和“跟着走”),间接而幽默地说出了秘密警察逮捕异议者的行径,全场观众会心大笑。

这种形式的抵抗,也许也无法影响历史,可是也有其力量。台下的观众里,就坐著名的作家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在那本叙述纳粹时期历史的名作《一个德国人的故事》(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台湾左岸文化出版)中,他记录芬克的事迹。纳粹时期某一天晚上,哈夫纳与友人去了芬克的剧场,“那在德国唯一还进行某种反抗的公开场所,且以勇敢、睿智、优雅的方式”。他看了芬克嘲讽纳粹党的喜剧表演,与观众们一起大笑,后来他这么写道:“这个喜剧演员毫无疑问的在第三帝国历史中寥寥无几的可敬位置上,占了一席。他敢于说出关于纳粹的真理──而就在德国的心脏地带。他的表演主题包括集中营、搜索、全面普遍的恐惧、全面普遍的谎言;他对这些的讥讽,带着某种难言的轻快、勇敢而忧郁的东西,以及一种不寻常的抚慰力量。”

放任极权摧毁文明的无知者

彭瑟尔的自白,今日仍须被倾听、理解及思考,有几个原因。

首先因为她就是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而我们目睹了独裁者如何在大多数人中诞生。她强调,她与她的同事们都是寻常人,都对政治不感兴趣。可是正是对政治不感兴趣、可有可无的态度,坐视了纳粹势力壮大,让国家权柄流入了疯狂者的手里,让那个决定德国命运的1933年得以发生。此后做的一切再无扭转历史的可能。

这正是战后西德在许多大学设立政治教育(politische Bildung;Politikdidaktik)教席的原因──倘不能培养公民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及认同,则不可能建立可抵御独裁的民主,也就难以确保历史不会重演。像彭瑟尔这样的无所谓公民,国家应尽一切力量避免再孕育。

其次,我们也必须从戈培尔身上看到,独裁政权如何召唤国民成为仇恨者的技术,并对任何排斥异己的国族狂热保持戒心。戈培尔正是例子,显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距离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遥远,我们必须全力守护随时会崩溃的脆弱文明。

电影上映前,彭瑟尔以106岁高龄逝世,似乎也象征纳粹的疯狂时代结束,可是,独裁化的危险从没有在人类政治史中消失。每天打开报纸,仍可以看见排外、对社会边缘者的拒斥、迫害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种族主义、全面监控、生物性特征建档等等当年纳粹已经实验过的各种统治技术,仍在世界各地以更细微、更难防止的方式运作着。

彭瑟尔不是个反犹太者。她最好的朋友是犹太人,那个她称是最聪明讨人喜爱的女孩,却死于集中营。她在1936年时也曾收拾了行李,准备跟着犹太男友流亡,但是被男友拒绝,因为他没法在躲避纳粹的过程中照顾好彭瑟尔,以及她肚子里的小孩,认为留在权力核心对她及孩子是最好的选择。后来她流产,终身未嫁。彭瑟尔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善良而无知的人们放任时代摧毁了他们,坐视法西斯主义诞生茁壮,直到再也无人可以制止。她说:

“过去人们从未一直挂念着這些穷苦的人,现在也不会一直挂念那些无家可归的、溺毙在海中的可怜叙利亚人。谁会一直挂念他们呢?可是如果人们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就会想:当年发生的事,今日竟再发生,这实在太过匪夷所思。可是不,那是可能再次发生的,而百年后也将再发生。也不只是百年后,只要世界依旧存在着,就有再发生的可能。这是人类的本性。”

今日我们观看彭瑟尔的悲剧,不能不警惕,愿那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

(蔡庆桦,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德国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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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者评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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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沒錯, ”每天打開報紙,仍可以看見排外、對社會邊緣者的拒斥、迫害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種族主義、全面監控、生物性特徵建檔等等當年納粹已經實驗過的各種統治技術,仍在世界各地以更細微、更難防止的方式運作着。”
    但是,如果每天打開報紙就是天下太平,風調雨順,兄友弟恭,夫妻和樂…,你要嗎?
    我要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不管是誰,用什麼千奇百怪的,特別是那個”為我好,為我著想”,的理由,都不能換取我的百分之百言論自由.
    百分之百言論自由這一關沒守住,獨裁的出現只是時間早晚而已.

  2. 在当今的中国大陆又有多少无知者和沉默者呢,无知和知道却不说都在客观上都帮助了威权政体粉饰太平蒙蔽世人,每个人都可以用保护自身的安全当作理由,但这不一定是道德的,作为社会性的人,很多行为造成的结果是无法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进行严格分割的,你可以选择利己(实际上利己是短期的),但你决不能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