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蔡庆桦：纳粹政权核心的无知者──观《一段德国生活》

2016年，一部非常特别的纪录片在慕尼黑影展和耶路撒冷影展引起热议。这部片叫作《一段德国生活》（Ein Deutsches Leben；A German Life），由奥地利籍导演Christian Krönes 等人执导，片中访问了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打字员布伦西尔德．彭瑟尔（Brunhilde Pomsel）。此纪录片今年4月起在德国上映，访谈纪录同步出版，书名为《一段德国生活──戈培尔秘书的历史能为当代带来什么教训》（Ein Deutsches Leben : was uns die Geschichte von Goebbels’ Sekretärin für die Gegenwart lehrt）。

这部纪录片引起重视，是因为在2013年接受专访时，彭瑟尔已102岁，应该是曾经待过纳粹帝国核心圈的人里仍在世的最后一位。她在镜头前缓缓叙述自己的一生，从幼年、求学、踏入职场，到因缘际会进入帝国宣传部，为纳粹高官誊录国家机密。她见证了那些发狂的年代，并在70年后说出了其证言。

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

彭瑟尔1911年生于柏林，儿时其父亲便被征召上一战战场，后来虽安全回来，但从不谈起战场的事，也不讨论政治。彭瑟尔自述，因为从小家里就不谈政治，她从来搞不清楚政治，也没兴趣。1933年时初恋男友因为没有钱，弄来两张去体育宫（Sportpalast）的票，结果到了现场才发现是纳粹高官们的演说造势。她说人生从来不曾这么无聊过，警告男友不要再带她来类似场合。后来，为了进入政府工作，长官叫她去入党吧，她才忍痛交了党费，成为一个自称对政治一无所知的纳粹党员。

这么一个“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的人，去了国家广播电台工作，后来被宣传部（Propagandaministerium，彭瑟尔总是简称为 Promi）选中，1942年去了部长戈培尔办公室担任打字员，直到败战。

败战那段时间，她与许多纳粹官员一起躲在柏林的地下防空坑道里，经历了希特勒与戈培尔的自杀。后来红军进入坑道，她被押送到苏联战俘营，囚禁了五年。离开战俘营时，红军给了她几十块钱马克，那就是她五年的劳动所得。

返乡后她进入广播电台，在60岁那年退休。

文质彬彬的“纵火者”

戈培尔，这个兼具文学博士与“纵火者”身份的纳粹，不正是这个文化大国走向疯狂之路的写照吗？

在专访中首先最让人注意的，就是她呈现的戈培尔。

戈培尔，1922年在海德堡大学以文学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纳粹党，以激进的反犹态度及能说善道的能力，成为希特勒的亲信。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创立了“国民教育与宣传部”（Reichsministerium für Volksaufklärung und Propaganda 或Propagandaministerium），由戈培尔出掌。身为负责宣传纳粹意识形态的希特勒副手，他以这个部会统管全国文化及电影事务，并控制言论，结合了电影、电视、广播等各种新文宣策略，把宣传战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全面与深入，将人民彻底的洗脑──或者纳粹党会说为“国民启蒙”。如果希特勒是“元首”（Führer），那么戈培尔就是“引诱者”（Verführer）。

戈培尔引诱人民拥抱纳粹意识形态的最经典案例是：在宣传部主导下，导演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在1935年拍出了在电影史及政治史上不能被忽视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这部纪录片将国家社会主义定位为失序时代中唯一可信赖的秩序，而希特勒将带领德国及德国人民，摆脱战败耻辱，重回世界强权之列。在她镜头下的纳粹党员大会和柏林盛况，将第三帝国拍摄成了一场永不停歇的庆典。人民就这么被引诱进了一场欢快的帝国大梦。

彭瑟尔说，她虽然为戈培尔工作，但是从来没有与戈培尔交谈过，除了全办公室同事受邀到他的官邸作客时。她每天看到的部长身穿完美的笔挺西装，最好的布料，指甲总是干净漂亮，仿佛每天上班前都有人为他细心修剪。

这是一个掌管全国演员的部长，自身维持完美形象，也是一个完美的演员。彭瑟尔说，她印象最深刻的是部长的“体育宫演讲”（Sportpalastrede），戈培尔从一个温和甚至迷人的德国绅士，一瞬间变成暴烈的煽动者，把在场听众都带入疯狂的境地。戈培尔在那个时刻，展现了一次完美的演出。

这个被史家称为“体育宫演讲”的内容，被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选为20世纪德国历史关键文件之一，就是因为戈培尔在这次演讲中，煽动了整个国家投入战争。原来德国在东线战场的战略是闪电战，希望速战速决以减少国力损耗，但是俄国无比顽强，导致德军迟迟难以拿下东线的胜利，并在史太林格勒（史达林格勒）吃了败仗。正当纳粹内部有不同声音时，全力主战的戈培尔精心策划了1943年2月18日体育宫的党员集会，在会场里强调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势力就是犹太势力，德国必须全力阻止。他的背后悬挂着“总体战争—最短的战争”（Totaler Krieg—kürzester Krieg），明示只有每个人都投入战争，才可能最快地结束这场战争。他嘶吼着：“你们要这场总体战吗？”（Wollt ihr den totalen Krieg？），全场响起如雷声的“要！”（Ja！）。这场演讲的内容、节奏、听众，都是按照剧本演出，演讲被录影录音播放到全国，让男女老少都投入所有资源，打一场最终仍是失败的全面战争。

那一天在现场的彭瑟尔，见证了这个德国历史时刻，以及宣传部的不可思议的煽动力量。她说完全无法以言语形容，戈培尔怎么能如此成功地把现场所有人带到那种激动的极限，但只要你在现场就一定会跟着那么激动，“没有其他可能”。每个人都如同醉酒，她说，在那个时刻，她感受到了一种极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

回家后，她身边每个人都在谈论那个演讲，那个明确的“我们要总体战”的狂热。她觉得戈培尔点燃了一个小火，很快地将延烧到他也无法控制的程度。她心生畏惧，因为她看到了一个如此温和优雅的平凡人，竟能够瞬间成为疯狂的野蛮者。

彭瑟尔对政治无兴趣，也无知识，却有绝佳的直觉。戈培尔，这个兼具文学博士与“纵火者”身份的纳粹，不正是这个文化大国走向疯狂之路的写照吗？

“我非共犯”？无知者的罪责

思想的战场即政治的战场，有时生死攸关，一步退让不得。

另一个重点是，像彭瑟尔这样的平凡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角色。

彭瑟尔说，“戈培尔视我们如写字桌”，也就是这些职员们毫不重要，其唯一的重要性就在让宣传部顺利运作。彭瑟尔与她的同事只是工具，无法参与任何讨论或决策，“我知道今日没人会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认为我们知道一切，可是我们毫无所知，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机密的。”她只能打字，也不能处理机密，不被允许提问，她认为自己并未加入纳粹的暴行：“我非共犯（Mitläuferin），否则我会知道更多。我是或多或少因为未经深思熟虑，而加入了这个该死的政党，而当时大多数人也都加入了这个党。”她自忖问心无愧。

直到终战，她与许多同事都仍然相信，集中营是为了囚禁犹太人而设立，除此外无别的目的，而犹太人被解送到那些东欧集中营去，也是为他们找到其他的生活空间──包括她自己最好的犹太朋友。她根本无法想像，竟存在着大屠杀的暴行。

这个说法并不陌生，当时许多德国人宣称并不知情，对许多人来说这只是一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的战争，事关国族荣耀，而无关大屠杀。可是一般民众也许可以宣称无知，身处核心的人这么说，是否可信？不只彭瑟尔，包括希特勒的秘书荣格（Traudl Junge）也宣称，对大屠杀并不知情。也许我们必须问这个问题：是不知情，还是不愿知情？

彭瑟尔曾描述长官把“白玫瑰”（Weiße Rose）反抗运动交给她归档时，要她别看档案内容，她说，基于与生俱来的普鲁士义务感，她总是尽力做到上级交办的一切，也因此才被选入宣传部。因此，长官命她别看，她决不会抗令。从这一段叙事可以看出，彭瑟尔确有可能不知情。她忠实地服从，而体制以外的事情、体制的正当性，对她来说不是可质问的事情。

义务（Pflicht），是康德伦理学里一个核心概念，其所指的是对普遍道德法则的敬畏与服从，绝非对任何政权的无条件服从。彭瑟尔所自豪的那种普鲁士义务，虽是无心提起，并非刻意引用，但是正提醒我们纳粹党人对于康德义务概念的挪用。战犯艾希曼也曾在法庭上证言：他一生均按照康德的义务与责任规范行事。这种无视康德在何等脉络下提出义务概念、将之取用于政治的作法，使得这个强调世界公民角色的哲学家，竟然摇身一变成为支持公务员服从军国体制的理论来源，能不让人感到讽刺吗？思想的战场即政治的战场，有时生死攸关，一步退让不得。

彭瑟尔的不知情论及服从论，也让读者必须思考法西斯主义中更细致暧昧的机制。史家 Frank Bajohr 及 Andrea Löw 在《大屠杀研究的结论及新问题》（Der Holocaust—Ergebnisse und neue Fragen der Forschung）一书导论中提及，近年来的大屠杀研究中通常针对三个范畴研究：犯罪者（Täter）、受害者（Opfer）以及旁观者（Bystander/Zuschauer）。可是这是有问题的角色区分，尤其是旁观者的说法，暗示了德国人民并未参与这场罪行，而是被动地牵扯入了体制内。然而，旁观者相对于犯罪者真的是清白的吗？当旁观者取得了受害者被征收的动产不动产，还能在什么意义上说他们无涉？而彭瑟尔的角色更指出了，在前述三种角色之外，还有其他更复杂的行为模式，例如无知者。

无知者的责任比旁观者更轻吗？其无知，是可被允许的吗？其在无知状态下为独裁政权的运作贡献一己之力，又须负起何种责任？彭瑟尔说，她是个懦弱的人，只知好好地活着，而当年的情境下，她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今日许多人会轻易地宣称他们在纳粹时代将起而反抗，她反驳说：“不！人们不会这么做的。那是冒生命危险的事情。事实已经证明，当时人们就是不会说不，会那么做的人，必须付出生命，而我们在那时有太多这种例子了。”

“牺牲无用论”的误识

人类文明的往前推进，并不能全然仰赖成功者，这些失败者为后世留下的典范，把世界推向了更好的地方。

彭瑟尔强调今日的我们可以批判当时的人们，但那是廉价的批判，我们并不知道当时的人们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境况下。那是根本不可能反抗的状态，反抗者只会无谓牺牲，而无法扭转一切。她说，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已经决定了之后的12年。

正是这种“牺牲无用论”让她无法理解反抗者。在宣传部时她经历了白玫瑰运动──慕尼黑大学生和教授散发传单，呼吁德国人民抵抗纳粹暴政，被纳粹囚禁后处以死刑。彭瑟尔说，她身边所有人以及她自己都对那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有无限的同情，可是认为他们太笨了，如果他们能够维持沉默，就可以保住生命。

她对白玫瑰运动的参与者的评断非常值得思考。当她看到今日的年轻人如此单纯，相信好人总是会获胜，她还是惊异不已。她对这些理想主义者有极高的敬意，因为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勇气。她同情那些理想主义者，却难以理解，如果她预先知道这些人必告失败的计划时，一定会用一切力量阻止他们。

彭瑟尔也许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意见，好心的、非政治的、只想好好过日子不愿有任何麻烦的平凡人们。问题是，他们阻止不了白玫瑰运动的反抗者，那些反抗者们是真正的康德主义者，能让他们心生敬畏赞叹的，只有满布繁星的天空，以及内心的道德法则，而不是杀害600万犹太人的政党。

事后看来，当然这些反抗者所做的事都不起作用，历史也朝着糟的方向发展。可是，可不可能成功、是否成功，并非评断一切行动的标准。有些人就是站在那个历史的关卡，必须做些什么展现人类道德勇气的事。我在参观柏林围墙博物馆时，看到抵抗共产暴政的资料展，一位抵抗者被问及为什么要冒生命危险这么做时，他只答道：“就是有一些你得作的事情。”（Es gibt Dinge, die man einfach tun muss）这句话也能回应彭瑟尔的无用论。他们当然是傻的，可他们当时就是得不顾成败地那么做。

可是，他们的反抗又真的是无用吗？人类文明的往前推进，并不能全然仰赖成功者，这些失败者为后世留下的典范，把世界推向了更好的地方。他们对正确事情的坚持，以其单薄力量打破了“没人会反抗”的迷思，为德国战后形塑正确的历史认知与政治意识，做出了极大贡献。

另外，彭瑟尔说想反抗就得牺牲生命，也把反抗的形态看得太过单纯。在访谈里，她说当她看到今日的脱口秀演员如何嘲讽政客时，便想到纳粹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例如当时像维尔纳．芬克（Werner Finck）这样的嘲讽政治的喜剧演员，都是被吊死的。

然而正是芬克这个最热爱讥笑纳粹的喜剧演员，证明了彭瑟尔的错误。芬克虽遭纳粹迫害，但并未被处死，反而以其幽默证实了抵抗可能以各种形式发生。

芬克是纳粹时代最出名的舞台喜剧演员，他掌握语言的天才，使他能设计出各种讥讽纳粹的桥段，揭穿纳粹政权的逻辑，几乎以一人之力抵抗宣传部的大众洗脑伎俩。可是他并非硬碰硬地交锋，而是利用多变的语言节奏与停顿，让笑话在某些关键地方产生暧昧缺口，这个缺口却又刺激观众间接感受了纳粹的可笑。台下总是有秘密警察针对他的段子做笔记，对他恨得牙痒痒的，却又难奈他何。例如一个著名的段子是，他看着台下做笔记的秘密警察，问他：“您理解吗？或者我得跟您走？”（Kommen Sie mit？ Oder muss ich mitkommen?）他巧妙地运用 mitkommen 这个动词的两义（“理解”和“跟着走”），间接而幽默地说出了秘密警察逮捕异议者的行径，全场观众会心大笑。

这种形式的抵抗，也许也无法影响历史，可是也有其力量。台下的观众里，就坐著名的作家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在那本叙述纳粹时期历史的名作《一个德国人的故事》（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台湾左岸文化出版）中，他记录芬克的事迹。纳粹时期某一天晚上，哈夫纳与友人去了芬克的剧场，“那在德国唯一还进行某种反抗的公开场所，且以勇敢、睿智、优雅的方式”。他看了芬克嘲讽纳粹党的喜剧表演，与观众们一起大笑，后来他这么写道：“这个喜剧演员毫无疑问的在第三帝国历史中寥寥无几的可敬位置上，占了一席。他敢于说出关于纳粹的真理──而就在德国的心脏地带。他的表演主题包括集中营、搜索、全面普遍的恐惧、全面普遍的谎言；他对这些的讥讽，带着某种难言的轻快、勇敢而忧郁的东西，以及一种不寻常的抚慰力量。”

放任极权摧毁文明的无知者

彭瑟尔的自白，今日仍须被倾听、理解及思考，有几个原因。

首先因为她就是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而我们目睹了独裁者如何在大多数人中诞生。她强调，她与她的同事们都是寻常人，都对政治不感兴趣。可是正是对政治不感兴趣、可有可无的态度，坐视了纳粹势力壮大，让国家权柄流入了疯狂者的手里，让那个决定德国命运的1933年得以发生。此后做的一切再无扭转历史的可能。

这正是战后西德在许多大学设立政治教育（politische Bildung；Politikdidaktik）教席的原因──倘不能培养公民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及认同，则不可能建立可抵御独裁的民主，也就难以确保历史不会重演。像彭瑟尔这样的无所谓公民，国家应尽一切力量避免再孕育。

其次，我们也必须从戈培尔身上看到，独裁政权如何召唤国民成为仇恨者的技术，并对任何排斥异己的国族狂热保持戒心。戈培尔正是例子，显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距离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遥远，我们必须全力守护随时会崩溃的脆弱文明。

电影上映前，彭瑟尔以106岁高龄逝世，似乎也象征纳粹的疯狂时代结束，可是，独裁化的危险从没有在人类政治史中消失。每天打开报纸，仍可以看见排外、对社会边缘者的拒斥、迫害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种族主义、全面监控、生物性特征建档等等当年纳粹已经实验过的各种统治技术，仍在世界各地以更细微、更难防止的方式运作着。

彭瑟尔不是个反犹太者。她最好的朋友是犹太人，那个她称是最聪明讨人喜爱的女孩，却死于集中营。她在1936年时也曾收拾了行李，准备跟着犹太男友流亡，但是被男友拒绝，因为他没法在躲避纳粹的过程中照顾好彭瑟尔，以及她肚子里的小孩，认为留在权力核心对她及孩子是最好的选择。后来她流产，终身未嫁。彭瑟尔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善良而无知的人们放任时代摧毁了他们，坐视法西斯主义诞生茁壮，直到再也无人可以制止。她说：

“过去人们从未一直挂念着這些穷苦的人，现在也不会一直挂念那些无家可归的、溺毙在海中的可怜叙利亚人。谁会一直挂念他们呢？可是如果人们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就会想：当年发生的事，今日竟再发生，这实在太过匪夷所思。可是不，那是可能再次发生的，而百年后也将再发生。也不只是百年后，只要世界依旧存在着，就有再发生的可能。这是人类的本性。”

今日我们观看彭瑟尔的悲剧，不能不警惕，愿那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

（蔡庆桦，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德国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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