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前有承諾書，後有教育部──夾縫中求生存的台灣高教

自3月2日媒體「邀中生來台 世新竟簽一中承諾書」的報導刊出以來，所謂「一中承諾書」成為了最熱門的議題。台灣的教育部和陸委會也在第一時間表明世新大學違法。

隨着教育部這幾天的清查，已經有越來越多台灣學校承認，有向中國大陸學校方面提供類似文件，但各校均否認此為「協議」，也非「一中承諾書」。另外，台灣五大大專院校協進會3月5日也聯合發表聲明表示「當前兩岸關係微妙且艱困，我們不希望因為此一事件影響兩岸交流，更不願意看到單純的學術交流複雜化。」

就兩岸交流的現況而言，目前只要是中國大陸人民來台灣參加學術交流（包括交換生、研修生等）、研討會、國際展覽等，大陸方面在審批時，都要求台灣的相關接待單位出具類似的說明文件，旨在說明此活動「不涉及政治敏感議題」等。這是大陸方面有關涉台交流審批手續的一環，各省市具體要求也不盡相同，說明文件也長得不完全一樣。因此，可以想見，基本上只要有跟大陸大學進行學術交流的台灣學校，無論是公立還是私立，也都出具過類似的說明性文件。

目前為止，台灣媒體上討論更多的，是台灣的大學向大陸提供此文件，是否會限縮了「學術自由」，或此舉是否為大陸「統戰」的一環，出具文件形同出賣台灣「主權」。甚至，有立委和媒體人說，這些年台灣的不少大學（主要是私立大學）靠大陸研修生賺了不少錢，成為了主要收入來源等。言下之意無非是，這些學校貪得無厭，為了錢什麼都可以出賣，甚至包括「學術自由」和「主權」在內。

少子化問題衝擊私立大學

相較於由政府負擔主要財務的公立大學而言，需要自負盈虧的私立大學更憂慮這起事件可能造成的衝擊。根據高雄師範大學教授陳麗珠（2014）年發表的《從財務結構看大學學雜費》研究中發現，台灣公私立大學2005至2007年的收入狀況裏，國立大學的最主要收入來源為教育部補助，約佔總收入的45%，而學雜費只佔22%左右；相對而言，私立大學的最主要收入來源則為學雜費，約佔總收入的65%，而政府補助和捐款等只佔不到兩成。意即，私立大學的運作主要依賴學生所繳交的學費。

面對少子化的影響，台灣的大學逐漸面臨招生缺額的狀況，但由於整體經濟環境不佳，相較於學費較低的公立大學，私立大學則受衝擊更大，去年招生缺額率過半的六所大學均為私立大學。面對本地招生缺額的壓力，台灣的私立大學也不得不把眼光投向了境外，透過招收境外學生來填補本地學生無法滿足的學生和財務缺口。而在所有境外生中，相較於「新南向」瞄準的東南亞國家學生，台灣學校對語言相通的大陸學生更有吸引力。

在台灣，總是習慣把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都稱為「陸生」，但實際上這個說法並不嚴謹；在台灣的中國大陸學生可以分為三類：

首先是一般陸生，指透過正常申請管道來台灣讀學位的。根據台灣的相關法規，其實也只有這個群體可以被叫做「陸生」，招收名額跟可申請的省市都由兩岸教育部協商決定。

再來是交換生和研修生，兩者都是來台灣短期交流學習的，但前者是學生只需要給原學校繳學費即可，不用給對方學校繳學費，而後者需要給兩邊的學校同時繳學費。

每年學位陸生名額有限，總額約5000多，而且絕大部分，都分配給本無太大招生壓力國立大學和前段私立大學。而且，交換生兩邊學校通常需互派同等人數學生，審查形式較為嚴格，反之研修生的名額跟申請條件沒有受到太多規範，意味着學校可以盡可能招收這些「短期學生」。因此，不少私立大學就把眼光放到大陸研修生身上。

年年上漲的辦學成本

難道台灣的私立大學，真的被逼到一定要靠大陸研修生才能生存？這個問題，反映了台灣高教的一個盲區。

近年來，隨着台灣物價高漲（根據主計總處的資料，過去10年大約漲了10%）、基本工資調漲（從2007年的17280新台幣／月，調漲到今年的21009／月）、勞動法規的調整導致勞健保支出增加等，都使得各大學的辦學成本增加。若大學想維持原有的辦學成本，教育品質恐怕得做出妥協，即可能要減少開課（或提高開課人數門檻）、少聘專任教師、多聘兼任教師、減緩設備的汰換等，最終權益受損的還是學生。

再加上，自2000年起，台灣公立和私立大學學雜費分別調漲約 9% 和 5% 後，17年來大學學費幾乎沒變。不少大學都要求要漲學費，主要理由是辦學成本增加，但呈報到教育部後，被駁回者居多，理由多是程序不完整，真正原因可能是害怕面對反漲學費的抗議。

政府用管控招生名額、限制調漲學費等方式限制私立大學的財務自由，同時用「競爭型計畫」來分配給各校小量卻不能不要的補助款，從而實現對學校運作的影響；因為這些經費雖然佔學校整體預算並不多，但沒有這些經費，學校更難經營，同時只要學校對政府期待的非學術目標（如節電）執行不力或做錯事，教育部都可威脅砍補助款甚至招生名額。在這種狀況下，財務不佳的私立大學往往不得不就範。

政府應解決結構問題

這些年，台灣的不少私立大學「自立自強」，招收研修生來彌補財務和學生缺口。面對這種生存危機所帶來的壓力，私立大學比公立大學更容易妥協，而這種妥協或不限於對岸的「壓力」，也可能向能夠提供財源的方方面面；當生存都已艱難，很難期待這些學校能堅持「學術自由」，拒簽「承諾書」。而當這些私立大學積極求生時，教育部和立法院又開始借「一中承諾書」大扣「紅帽子」，導致各大學擔心兩岸學術交流會因此受影響，也擔心本來可預期的收入減少。

不能否認，台灣有些私立大學的辦學品質不佳，淪為「學店」，應該盡早退場。但同時，也有許多私立大學認真辦學，老師們努力教學、做研究；政府應該思考解決上述台灣高教的結構性問題，提出實質的解決方案，而非坐視私立大學不得不用招收大陸研修生的方式來「自謀出路」、「自生自滅」。

在兩岸高教協商中，台灣通常因「有求於」大陸而居於弱勢，但若兩岸目前仍有互信基礎，仍有官方溝通機制，相信這個議題會得到較為妥善的處理；只是目前兩岸官方互動停擺，若要台灣各校自行去跟對岸協商，通過強調學術自由試圖來換取大陸方面的理解和退讓，既要對等尊嚴又要維繫學術交流，對「財務底氣不足」的私立大學，又何嘗不是強人所難呢？

（林楠，台灣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博士生，來自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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