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前有承诺书，后有教育部──夹缝中求生存的台湾高教

自3月2日媒体“邀中生来台 世新竟签一中承诺书”的报导刊出以来，所谓“一中承诺书”成为了最热门的议题。台湾的教育部和陆委会也在第一时间表明世新大学违法。

随着教育部这几天的清查，已经有越来越多台湾学校承认，有向中国大陆学校方面提供类似文件，但各校均否认此为“协议”，也非“一中承诺书”。另外，台湾五大大专院校协进会3月5日也联合发表声明表示“当前两岸关系微妙且艰困，我们不希望因为此一事件影响两岸交流，更不愿意看到单纯的学术交流复杂化。”

就两岸交流的现况而言，目前只要是中国大陆人民来台湾参加学术交流（包括交换生、研修生等）、研讨会、国际展览等，大陆方面在审批时，都要求台湾的相关接待单位出具类似的说明文件，旨在说明此活动“不涉及政治敏感议题”等。这是大陆方面有关涉台交流审批手续的一环，各省市具体要求也不尽相同，说明文件也长得不完全一样。因此，可以想见，基本上只要有跟大陆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台湾学校，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也都出具过类似的说明性文件。

目前为止，台湾媒体上讨论更多的，是台湾的大学向大陆提供此文件，是否会限缩了“学术自由”，或此举是否为大陆“统战”的一环，出具文件形同出卖台湾“主权”。甚至，有立委和媒体人说，这些年台湾的不少大学（主要是私立大学）靠大陆研修生赚了不少钱，成为了主要收入来源等。言下之意无非是，这些学校贪得无厌，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甚至包括“学术自由”和“主权”在内。

少子化问题冲击私立大学

相较于由政府负担主要财务的公立大学而言，需要自负盈亏的私立大学更忧虑这起事件可能造成的冲击。根据高雄师范大学教授陈丽珠（2014）年发表的《从财务结构看大学学杂费》研究中发现，台湾公私立大学2005至2007年的收入状况里，国立大学的最主要收入来源为教育部补助，约占总收入的45%，而学杂费只占22%左右；相对而言，私立大学的最主要收入来源则为学杂费，约占总收入的65%，而政府补助和捐款等只占不到两成。意即，私立大学的运作主要依赖学生所缴交的学费。

面对少子化的影响，台湾的大学逐渐面临招生缺额的状况，但由于整体经济环境不佳，相较于学费较低的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则受冲击更大，去年招生缺额率过半的六所大学均为私立大学。面对本地招生缺额的压力，台湾的私立大学也不得不把眼光投向了境外，透过招收境外学生来填补本地学生无法满足的学生和财务缺口。而在所有境外生中，相较于“新南向”瞄准的东南亚国家学生，台湾学校对语言相通的大陆学生更有吸引力。

在台湾，总是习惯把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都称为“陆生”，但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严谨；在台湾的中国大陆学生可以分为三类：

首先是一般陆生，指透过正常申请管道来台湾读学位的。根据台湾的相关法规，其实也只有这个群体可以被叫做“陆生”，招收名额跟可申请的省市都由两岸教育部协商决定。

再来是交换生和研修生，两者都是来台湾短期交流学习的，但前者是学生只需要给原学校缴学费即可，不用给对方学校缴学费，而后者需要给两边的学校同时缴学费。

每年学位陆生名额有限，总额约5000多，而且绝大部分，都分配给本无太大招生压力国立大学和前段私立大学。而且，交换生两边学校通常需互派同等人数学生，审查形式较为严格，反之研修生的名额跟申请条件没有受到太多规范，意味着学校可以尽可能招收这些“短期学生”。因此，不少私立大学就把眼光放到大陆研修生身上。

年年上涨的办学成本

难道台湾的私立大学，真的被逼到一定要靠大陆研修生才能生存？这个问题，反映了台湾高教的一个盲区。

近年来，随着台湾物价高涨（根据主计总处的资料，过去10年大约涨了10%）、基本工资调涨（从2007年的17280新台币／月，调涨到今年的21009／月）、劳动法规的调整导致劳健保支出增加等，都使得各大学的办学成本增加。若大学想维持原有的办学成本，教育品质恐怕得做出妥协，即可能要减少开课（或提高开课人数门槛）、少聘专任教师、多聘兼任教师、减缓设备的汰换等，最终权益受损的还是学生。

再加上，自2000年起，台湾公立和私立大学学杂费分别调涨约 9% 和 5% 后，17年来大学学费几乎没变。不少大学都要求要涨学费，主要理由是办学成本增加，但呈报到教育部后，被驳回者居多，理由多是程序不完整，真正原因可能是害怕面对反涨学费的抗议。

政府用管控招生名额、限制调涨学费等方式限制私立大学的财务自由，同时用“竞争型计划”来分配给各校小量却不能不要的补助款，从而实现对学校运作的影响；因为这些经费虽然占学校整体预算并不多，但没有这些经费，学校更难经营，同时只要学校对政府期待的非学术目标（如节电）执行不力或做错事，教育部都可威胁砍补助款甚至招生名额。在这种状况下，财务不佳的私立大学往往不得不就范。

政府应解决结构问题

这些年，台湾的不少私立大学“自立自强”，招收研修生来弥补财务和学生缺口。面对这种生存危机所带来的压力，私立大学比公立大学更容易妥协，而这种妥协或不限于对岸的“压力”，也可能向能够提供财源的方方面面；当生存都已艰难，很难期待这些学校能坚持“学术自由”，拒签“承诺书”。而当这些私立大学积极求生时，教育部和立法院又开始借“一中承诺书”大扣“红帽子”，导致各大学担心两岸学术交流会因此受影响，也担心本来可预期的收入减少。

不能否认，台湾有些私立大学的办学品质不佳，沦为“学店”，应该尽早退场。但同时，也有许多私立大学认真办学，老师们努力教学、做研究；政府应该思考解决上述台湾高教的结构性问题，提出实质的解决方案，而非坐视私立大学不得不用招收大陆研修生的方式来“自谋出路”、“自生自灭”。

在两岸高教协商中，台湾通常因“有求于”大陆而居于弱势，但若两岸目前仍有互信基础，仍有官方沟通机制，相信这个议题会得到较为妥善的处理；只是目前两岸官方互动停摆，若要台湾各校自行去跟对岸协商，通过强调学术自由试图来换取大陆方面的理解和退让，既要对等尊严又要维系学术交流，对“财务底气不足”的私立大学，又何尝不是强人所难呢？

（林楠，台湾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生，来自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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