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泰國,出現過這麼一個奇怪的現象。幫人家通靈通神的巫師們,本來可以在神靈附體以後用自己的嘴來傳述鬼神的話,但突然一時間,上了身、附了體的神靈卻不說話了。跳着大神、進入狀態的巫師們事後很尷尬,但又無能為力。為什麼呢?因為鬼神照樣附體,它們還是像之前那樣從另外的世界降臨我們的世界。但是它們來了以後卻一言不發──從巫師嘴裏冒出來的,不再是可以被理解的指示,甚至不再是任何有實際意義的語言。巫師就那麼整天怪叫着,好像變成了一台壞掉的收音機,哇啦哇啦嚷着,而聽眾除了噪音卻什麼也聽不到了。
這還不是最糟的──沒過多久,神靈連身也不上了。它們開始繞過巫師,與聆聽者零距離接觸。請神的人開始從空空的屋子裏直接聽到它們的聲音。這個聲音似近又遠,似有似無,就那麼飄蕩在空氣中。人們環顧四周,看到不到任何魅影。而這聲音也不是訴說,不是指示,還一樣是毫無意義的「噪音」。似乎神靈在故意捉弄人們。人們不再知道神靈在說什麼,人們只知道,神靈「到了」,神靈「在」這裏。一個沒有意義的聲音帶來的,反倒是神靈的空前在場。
這一幕被人類學家莫里斯(Rosalind Morris)寫進了她的一篇文章裏,文章的名字就叫「空室之聲」(“A Room with a Voice”)。她說這是大眾傳媒時代的通靈。而如果要理解這個說法背後的道理,以及大眾傳媒時代的媒體具備什麼樣的特質,甚至與特朗普的崛起、與政治的極右轉向有什麼關係,我們就得先搞清楚,泰國的這一幕究竟意味着一種什麼樣的結構性的變遷。
攝影、照妖鏡、收音機──媒介即信息
技術越擴展、遠程交流的技術越發達、媒體越去標榜自己的透明,就會有越多的人將媒體本身看作是信息。
相信大家都在網絡上看到過這樣一類無聊的照片:有的人會發出來一張看似平淡無奇的合照,然後說,媽啊,嚇死我了,你們仔細看看這些人背後櫥櫃邊的那個是什麼。技術比較低的一般會用電腦修圖加上一個淺淺的半人半鬼的像,而真正讓人覺得恐怖的,反倒就是最自然的照片上突然由於技術原因、由於特定的感光、特定的膠片條件而出現了奇怪的形狀。這個時候就算你知道應該是技術原因造成的,但你的心裏還是不免發毛,你還是會覺得,有可能真的是什麼別的東西吧。平時肉眼看不見,但是一下子偶然的機會就被相機捕捉到了。
尤其是如果這東西在所有人的背後,你就會覺得,不會平時這東西都在我背後的某個地方看着我吧,是不是我每次轉身它都跑開?我怎麼能證明不是如此?是不是它本來要跑開,結果一不留神被相機捕捉到了(所以鬼神的速度還是沒有超過光速,故此大家還是共享同一個宇宙嗎)?這東西會不會只能通過膠片的感光被相機捕捉到,而不能被肉眼直接看到?
如果這個例子很抽象,大家只需要想想中國民間傳說的照妖鏡的工作原理就好。照妖鏡怎麼運作?不是你拿個鏡子發光把人家照回原型──照妖鏡又不是探照燈。照妖鏡需要你拿着它在自己的面前,然後從裏面看到自己在普通的鏡子裏看不見的自己的鬼樣子。這才叫打回原形。所以才會有王爾德(Oscar Wilde)的名作《道林•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把自己的鬼樣子困在鏡子──或者畫像──裏,於是畫像外的自己就可以青春永駐了。在這一點上,人類是有共通性的。
那這樣的例子意味着什麼呢?它意味着,大眾傳媒的出現,尤其是攝影和收音機以及其他遠程交流技術的出現,改變了人們與媒體本身的關係。媒體,而不是通過媒體所傳遞的東西,變成了人們關注的核心,這就是所謂的「媒體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最能激發人們好奇心、最能攪動人們想像力的,不是照片裏的人,不是攝影者和被影者力求表現的東西,而是攝影那一刻所捕捉到的意想不到的東西。人們認為,這種東西只能通過相機來獲得──無論是由於相機特殊的感光設置、膠片特殊的化學成分,還是拍照本身對於時間性的特別切割。
同樣的道理,在美國南部盛行的隸屬基督教新教的神恩復興派(Pentecostalism)中,除了眾所周知的「舌語」(speaking in tongues)外,他們也同樣沉迷於收音機和麥克風的聲音效果。電波擾動、信號干擾、電流帶來的雜音等等如是,都被看作是聖靈的訊號。如果大聲祈禱的時候麥克風突然失靈了,那對所有人而言都會是一場驚心動魄、終生難忘的神聖之旅。
這是一個「內捲」的過程。技術越擴展、遠程交流的技術越發達、媒體越去標榜自己的透明,就會有越多的人將媒體本身看作是信息。這就好比人們感歎──哎呀,這玻璃擦得真乾淨,而忘記了,玻璃擦乾淨是為了讓你覺得它不存在的啊。
大眾傳媒年代,純粹「宗教性」的擴張
過去幾十年世界範圍內的「宗教復興」遠遠不是簡單的復興,也不是宗教突破私人領域進入公共政治。這一輪的「宗教復興」是一種更廣泛的「宗教性」的擴張,並且這種宗教性帶有大眾傳媒時代的特質...
拉康(Jacques Lacan)曾經發展出來這麼個理論,他說我們之所以能看見這個世界,原因在於我們在本質上暴露在世界的凝視中。這聽起來很抽象,其實不難理解。在這個凝視和被凝視的我們中間,隔着一道厚厚的屏障,它阻斷了一切有效的交流。雖然沒有交流,雖然我們與這個凝視不能發生任何有實際意義的對話,更不能用我們自己的雙眼回敬這個凝視,但是我們卻知道這個凝視是「存在」的。
或者說,只有在我們知道這個凝視「存在」的時候,我們周遭的世界才能進入我們的視閾。在我們「看」之前,必須要被放置在一個「被看」的位置上,而且永遠無法將這個原始的凝視還原為某一個具體的眼神。
如果這個說法還是抽象,那大家可以回頭來想一想本文開頭的泰國的例子。一個沒有意義的聲音就是那道厚厚的屏障,而這絮絮叨叨的神靈就是藏在屏障後面的那個凝視。你不知道神靈在說什麼,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怎麼回應,你只是知道,神靈「在」。而正因為你知道神靈「在」,所以你會高度警覺,你會豎起耳朵繼續聽。你因此就處在一個永恆的懸置狀態,在這個狀態中,你周遭世界的一切風吹草動都變成了洪鐘大呂,就好像《老友記》裏Ross所說的,I am always aware。
這是個什麼樣的狀態?這是交流得以開啟的最初狀態,是最原始的狀態,但其實也是強度最大的狀態。也就是說,在這個狀態中,交流被還原為交流本身,而不再是承載其他信息的媒介。你與神靈的關係在這個時候不但沒有被切斷,反倒達到了最頂峰。只要神「在」,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在二十世紀末的時候,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會說,大眾傳媒時代的宗教,或者說經過大眾傳媒過濾並改變的宗教,是「被還原到了它的最基本」(reduced to its bare minimum)。因此,如果我們稍微染上點歷史目的論的遺毒,照貓畫虎學學黑格爾的口氣,就可以說,宗教只是在大眾傳媒的時代才真的實現了它自身。宗教通過大眾傳媒而變成了它自己,實現了之前潛藏在自己內部,但卻並未完全釋放出來的純粹「宗教性」(religiosity)。
實際上模仿黑格爾的不僅是我們,連德里達自己也說,媒體所揭示出的宗教形式,其實是一個精神現象學(religion of the media is a phenomenology of spirit)。所以藴藏在宗教中的精神,其實是通過媒體才得以真正實現──而這個遷移不是個純粹的哲學論斷,而是哲學論斷在歷史中的實際展開。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過去幾十年世界範圍內的「宗教復興」遠遠不是簡單的復興,也不是宗教突破私人領域進入公共政治。這一輪的「宗教復興」是一種更廣泛的「宗教性」的擴張,並且這種宗教性帶有大眾傳媒時代的特質:它意味着神──或者「精神」(spirit)──本身的降臨,它意味着「在」的問題超越了「意義」的問題。它意味着交流失去了實質,但交流本身卻獲得了最大的強度。所以人們越來越不知道自己在相信什麼,但卻對自己的「信」本身越來越執着。
這種「信」來得直接,來得簡單粗暴,來得有力,來得讓人無法反駁。正是在這樣一個「信」的時代,特朗普崛起了;也正是在這樣一個「信」的時代,特朗普拒絕一切常規媒體,獨獨鍾愛twitter。
「使者」特朗普,在屬於使者的年代
人們與上帝的單線親密關係,和人們與總統的單線親密關係是同構的。而特朗普用大眾傳媒,幾乎將這個內在的邏輯發揮到了極致:他在就職演說中說,他自己只是一個「使者」(messenger),他只負責傳遞信息。
人們常說,歷史上的民族國家,在權力形式上脱胎於絕對主義國家,是皇權繞過貴族而與普通民眾聯盟的結果。所以一個高高在上的國王,卻可以與最底層的民眾結合。
按照同樣思路,特朗普的崛起,與美國的政治制度有着直接的關係──普通人與國會的關係是間接的,國會內部的任何決定都要經過辯論和權鬥,都是妥協的結果。所以對於普通人而言,他們與國會的關係是抽象的,是充滿種種中間環節的。而總統則不同。無論實際情況如何,人們會覺得,總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選票選出來的,所以在自己和總統之間,存在一個單線的、親密的聯繫。在總統面前,每一個人都是個體,與總統的關係不是抽象的,而是最具體的。國會所對應的,是作為整體的國民和作為群體的階級;總統所對應的,則是作為個體的公民。
這樣的制度,幾乎天生就是為大眾傳媒而生,而且幾乎只能通過大眾傳媒實現它自身。在結構上,它與宗教有着極為類似的特徵。總統面前的個體就是上帝面前的個體,人們與上帝的單線親密關係,和人們與總統的單線親密關係是同構的。而特朗普用大眾傳媒,幾乎將這個內在的邏輯發揮到了極致:他在就職演說中說,他自己只是一個「使者」(messenger),他只負責傳遞信息。而他始終視之於洪水猛獸的伊斯蘭教,信徒皈依的核心就是要口述心認「萬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穆德,是他的使者」。
對於穆斯林而言,穆罕默德的「信」來自一個看不見摸不着無法感知到的神;而對於特朗普而言,他的「信」來自一個看不見摸不着無法感知無法觸摸到的「普通美國人民」。特朗普就是那個阻隔凝視的帳幕,而這個永遠無法觸及的「美國人民」就是那個永遠無法捕捉到的凝視。特朗普的確是個使者,而這個時代是個只屬於使者的時代。
弗洛伊德在一百年前發現了人類精神中的「死亡驅力」(death drive),而只是在百年之後的今天,歷史才讓它真正在結構上成為我們生活的最核心。
這就是歷史的終結,我們就是最後的人。
(哈光甜,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博士後)
另外,被凝视(社会性之形成)
于当代的景观社会而言,这种被凝视的特征达到了顶峰,于是,传统的社会性与媒体的纯然独立性的结合真正使得宗教性在当代大规模传播这般的观点似乎也并未新颖之处。
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概念:现时代的媒体(形式)本身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而非其承载的内容—失语。但总体而言,书写得太过潦草了,就算重述福山的名言也不能使本文更具说服力。
马克思韦伯提过支配正统化三种模型 其中的一的克里斯玛charisma型 领袖强人都会或多或少的带有这种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