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吳強：無處不在的霧霾，無處不在的中產抗議政治？

過去一週，中國內地被霧霾籠罩。一些城市緊急頒布各種霧霾警告、取消中小學戶外活動。而在四川成都，政府發布了天府廣場的集會禁令，當局似乎在害怕着什麼。果然，就在週末，一些成都市民出現在市中心的春熙路和天府廣場，有的戴着口罩靜坐，有的打出了抗議標語。

2016年霧霾鎖國的寒冷冬夜，成都市民的抗議恍如流星閃過。

這就是中國的霧霾政治。自2015年2月柴靜放出《穹頂之下》紀錄片以來，霧霾幾乎已經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景觀。一方面，在「京津冀」（北京、天津、河北）一體化規劃的名義下，北京開始整治霧霾的社會工程：強行關閉、停產、減產河北的重污染工業，在北京展開「低端人口疏解」，京郊農村今冬全面推行「煤改氣」（燃煤改為天然氣）。另一方面，在時斷時續的霧霾籠罩中，中產階級的不滿也間斷性地瀰漫在社交媒體空間，並且隨時因為「毒跑道」、「雷洋案」、「羅爾眾籌救女」、「中關村二小霸凌」等等個案事件，演變成插曲性的公共話題。

似乎，一個充滿不確定卻又生機勃勃的新中產階級，其階級政治正在霧霾中快速形成，其中既有「早發早移」（早發財早移民）的移民傾向；也有藉助社交媒體結社化和私底下的大量不滿表達；更有總是出乎意料的小規模抗議行動。

在當局先後鎮壓人權律師的鎮壓、重彈學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時，快速城市化進程中，以霧霾政治代表的中產階級政治，卻以一種極不確定的訴求和方式，開始取代此前的維權運動，悄悄地擴散中。

例如，12月11日晚，成都天府廣場的靜坐者，多是當地的藝術家、文化工作者，他們的行動或是自發，或是受到數日來社交媒體上火熱的抗議帖子、號召帖子的影響，也可能受到近年來各種各樣藝術與政治的結合的啟發——比如艾未未的各種藝術創新、北京宋莊藝術圈子的抗爭藝術表達、還有北京馬拉松的抗霾行為。他們僅僅戴着口罩在天府廣場邊一坐，便招來了當地派出所警察，被帶回訊問至凌晨才釋放。這也坐實了成都當局對可能發生的霧霾抗議是何等擔憂。當地社交媒體週一甚至流傳着中小學開會重申校園禁戴口罩、拒絕安裝空氣淨化器的通知，地方當局之恐慌，幾乎到了視霧霾為當地特色的社會主義、視佩戴口罩為顏色革命動員的地步了。

政府如此杯弓蛇影，足見穹頂之下中產政治的力量：幾乎無須行動，或者只要極小規模的抗議，儘管實際上可能難以產生任何實質效果，都可能令當局萬分緊張，不惜全面動員，以臨戰態勢面對。成都周邊被認為可能影響環境的彭州石化項目，或許不會因此岌岌可危，但是成都和四川的主政官員們，不會因為能推卸責任到前任決策官員身上而有絲毫放鬆。反而，他們可能如坐火山口一般，在未來繼續煎熬。這或許就是霧霾的均質化效果：集中在大城市，卻無人能倖免。

霧霾政治因此區別於過去幾年的鄰避運動。在彭州石化上馬之初，成都沒有爆發類似廈門反PX 那樣的運動。那需要積極的環境運動少數，也需要廣泛的市民認同，當局的預防和鎮壓能力都在快速提高，足以避免。但是霧霾卻在幾年後將市民轉為集體受害者，轉為每天日常生活的失敗者和怨恨者，並且愈中產，挫折感愈強烈。其中最不滿的人群，並非那些當局能夠偵知或者事先抓捕的維權分子。更甚者還在於，抗議行動再微小，如手機攝像頭前的一張抗議紙，但抗議一旦發生，霧霾政治所帶有的階級均質化特點，卻可以讓抗議被所有人都看到。那便是穹頂之下的抗議了。

任何人，不僅包括華北、長江沿岸的城市居民，也包括中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包括為彭州石化辯解的「環境專家」和周小平之流，都因此進入到一種空前的不確定博弈之中。沒有均衡解，只有依賴北方冷空氣或者夏季颱風的到來，才可能暫時化解這令人難堪的尷尬局面。而這兩股自然力量，對成都盆地似乎都鞭長莫及，成都地方當局或許只能悲哀地永遠埋在霧霾之中，不得不站在「三個自信」的反面，然後演出「成都無需口罩」的荒誕劇。

那麼，只要成都盆地的霧霾繼續着，中國的霧霾政治就將繼續着這一標本的象徵意義，然後擴散開去，在城市中產階級中繼續議論、發酵、結構化，提醒着各地人民發起他們自己的鄰避運動。屆時，那些有關「公民社會不存在」、「中產階級無意義」的謊言也自將不攻而破，時時證明着這個體制是由哪些人在統治。猶如1789年前的法國社會。成都人民任何不經意的抗議，都可能因此隨時穿透霧霾，創造一場淨化空氣的行動，那或許就是霧霾政治的終極時刻吧。

（吳強，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政治學博士，社運研究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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