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知識分子是不斷為社會創造「危機」的人，薩依德說，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是思想上之流亡者——他們拒絕主流，對權力榮耀保持距離，質疑與挑戰一切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體系，卻也沒有安身立命的「故鄉」，永遠難以釋懷。他們以生命介入社會，形成尷尬，締造一個有危機意識的時代。知識分子位處邊緣，抗拒成為「專家」，不靠依賴權力而活，不說專業意義下的術語，他們是思想上的業餘者——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和不可抹煞的興趣，而這些喜愛與興趣在於更遠大的景象、越過界線和障礙、拒絕被某個專長所束縛、不顧一個行業的限制而喜好眾多的觀念和價值。
薩依德1935年出生於耶路撒冷，在英國佔領期間就讀埃及開羅的西方學校，接受英美式教育，後於1950年代赴美就讀普林斯頓大學學士，哈佛大學碩士、博士。他曾說自己是個「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個美國人，就算稱不上詭異，也至少是古怪……我必須協調暗含於我自己生平中的各種張力與矛盾」。這樣複合的身份為他帶來獨特的思考視角——「對立」、「對抗」、「對反」、「對位」是他經常強調的元素。他最受矚目的作品《東方主義》（Orientalism），探討「東方」的概念是被「西方」主流學術及媒體為帝國主義服務下所生產出來的偏頗與矮化再現。
本書《知識分子論》總結了薩依德長期在政治、文化和文學的系列反思，由幾篇1993年發表於英國廣播公司「李思系列演講」（Reith Lectures）的演講稿延伸而來。二十多年過去，薩依德對知識分子觀點，似乎於兩岸四地的我們仍有參考價值。政治權力不斷膨脹且入侵諸眾領域，我們總會發現有人投身權力圈，為政權之不義說項；即便有人樂於成為邊緣，教育體系以專業之名而來的出版壓力又使幾多知識人為著職業的晉升和承認，脫離挑戰群眾，動員其參與民主社會之責？知識分子在我們的社會之間，必然極具爭議，卻也急待探究。
端傳媒將會一連兩天摘載《知識分子論》，以下節選自本書第三章「知識分子的流亡——放逐者與邊緣人」，獲「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授權刊出。
《知識分子論》
出版日期：2011年10月
出版社：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薩依德（Edward Said）
譯者：單德興
第三章
知識分子的流亡——放逐者與邊緣人
流亡是最悲慘的命運之一。在古代，流放是特別可怖的懲罰。因為它不只意味著遠離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無目的的遊盪，而且意味著成為永遠的流浪人，永遠離鄉背井，一直與環境衝突，對於過去難以釋懷，對於現在和未來滿懷悲苦。人們總是把流亡的觀念和身為麻瘋病患、社會及道德上的賤民這些可怕的事聯想到一塊。在二十世紀，流亡已經從針對特定個人所精心設計的、有時是專一的懲罰（如偉大的拉丁詩人奧維德［Ovid, 43 B.C.-17 A.D.）從羅馬被遠遠流放到黑海邊的小城），轉變成針對整個社群和民族的殘酷懲罰。而這經常由於像是戰爭、饑荒、疾病這些非個人的力量無意中造成的結果。
……
有一種風行但完全錯誤的認定：流亡是被完全切斷，孤立無望地與原鄉之地分離。但願那種外科手術式、一刀兩斷的劃分方式是真的，因為這麼一來你知道遺留在後的就某個意義而言是不可想像的、完全無法恢復的。這種認知至少可 以提供些許的慰藉。事實上，對大多數流亡者來說，難處不只是在於被迫離開家鄉，而是在當今世界中，生活裡的許多東西都在提醒：你是在流亡，你的家鄉其實並非那麼遙遠，當代生活的正常交通使你對故鄉一直可望而不可及。因此，流亡者存在於一種中間狀態，既非完全與新環境合一，也未完全與舊環境分離，而是處於若即若離的困境，一方面懷鄉而感傷，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祕密的流浪人。精於生存之道成為必要的措施，但其危險卻在過於安逸，因而要一直防範過於安逸這種威脅。
……
政治修飾（political trimming）這種很模糊的藝術（不採取明確立場卻生存得好好的技術）以及知識分子如何適應新的或冒現的主宰勢力，是我下兩講的主題。這裡我要集中於相反的主題：因為流亡而不能適應，或者更中肯地說，不願適應的知識分子，寧願居於主流之外，抗拒，不被納入，不被收編。但是，首先我得提出一些初步的論點。
其中之一就是流亡既是個真實的情境，就我的目標而言，也是個隱喻的情境。這種說法的意思就是：我對於流亡的知識分子的研判，來自本講開始時有關流離失所和遷徙的社會史和政治史，但並不限於此。甚至一輩子完全是一個社會成員的知識分子都能分為所謂的圈內人（insiders）和圈外人（outsiders）：一邊是完全屬於那個社會的人，在其中飛黃騰達，而沒有感受到強烈的不合或異議，這些人可稱為諾諾之人（yea-sayers）；另一邊則是諤諤之人（nay-sayers），這些個人與社會不合，因此就特權、權勢、榮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把知識分子設定為圈外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況加以解說——永遠處於不能完全適應的狀態，總是覺得彷彿處於當地人居住的親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傾向於避免、甚至厭惡適應和國族利益的虛飾。對這個隱喻意義的知識分子而言，流亡就是無休無止，東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來，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來。無法回到某個更早、也許更穩定的安適自在的狀態；而且，可悲的是，永遠無法完全抵達，永遠無法與新家或新情境合而為一。
其次，作為流亡者的知識分子傾向於以不樂為樂，因而有一種近似消化不良的不滿意，彆彆扭扭、難以相處， 這種心態不但成為思考的方式，而且成為一種新的，也許是暫時的，安身立命的方式（我在表示這種看法時，甚至自己多少也吃了一驚）。知識分子也許類似怒氣沖沖、最會罵人的人。
……
阿多諾把知識分子再現成永恆的流亡者，以同樣的靈巧來迴避新與舊，其再現的核心在於寫作風格—極端講究且精雕細琢。最大的特色是片斷、突兀、不連貫，沒有情節或預定的秩序。代表了知識分子的意識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平靜，一直防範著來自成功的奉承、誘惑，這對有悖常情的阿多諾來說，意味著有意嘗試不輕易、立即為人所了解。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撤退到完全私己的領域，因為就像阿多諾晚期所說的，知識分子的希望不是對世界有影響，而是某天、某地、某人能完全了解他寫作的原意。
其中一個片段——《最低限度的道德》第十八節——完美地掌握了流亡者的意義。阿多諾說：「嚴格說來，居住在當今是不可能的。我們以往成長的傳統居所已經變得令人難以忍受：現在每一個舒適的特點都以背叛知識為代價，每一個庇護的遺跡都以家庭興趣陳腐的契約為代價。」這是在納粹主義之前成長的戰前人們的生活。至於社會主義和美國的消費主義也沒有更好：在那裡，「人們不是住在貧民窟，就是住在小屋，到第二天可能就變成茅舍、拖車、汽車、營地或露天。」因此，阿多諾指陳：「房屋已經過去了。……面對這一切時，最好的行為模式似乎依然是未定的、虛懸的一種。……在自己家中沒有如歸的安適自在之感，這是道德的 一部分。」
然而，阿多諾剛得到一個明確的結論，便立即加以反轉：「但是，這個弔詭的命題（thesis）導向毀滅，無情無愛地漠視事物必然也不利於人們；反面命題（antithesis）一旦說出，對於那些內疚地想維持自己既有事物的人來說，就成了一種意識形態。錯誤的生命無法正確地生活。」
換言之，即使對於嘗試維持虛懸狀態的流亡者，也沒有真正的逃脫之道，因為處於兩者之間的狀態（state of in- betweenness）本身可以成為一個嚴苛的意識形態立場，一種居所（這種居所的虛假在時間中被掩蓋），而人太容易就對這些習以為常了。但是，阿多諾繼續追逼：「懷疑的探究總是有益的」，涉及知識分子的寫作時尤其如此。「對於一個不再有故鄉的人來說，寫作成為居住之地」，即使如此，阿多諾最後提到不得鬆懈對於自我分析的嚴苛：
要求一個人堅強起來對抗自憐，暗示著在技術上必須以全然的警覺去對抗任何知識張力的鬆懈，並消除開始使作品［或寫作］僵化或怠惰地隨波逐流的任何事物，這些事物在早期也許像閒話一樣會產生有利於成長的溫暖氣氛，但現在則被擱在後面，乏味且陳腐。結果，作者不被允許在他的作品中存活。
這是典型的憂鬱和不屈。自己的作品能提供某種滿足、 一種另類的生活方式，可能使人從全無「居所」的焦慮和邊緣感中得到些許短暫的舒緩；但是流亡的知識分子阿多諾諷刺上述的觀念。阿多諾所未言及的則是流亡的樂趣，流亡有 時可以提供的不同生活安排，以及觀看事物的奇異角度；這些使得知識分子的行業有生氣，但未必減輕每一種焦慮或苦澀的孤寂感。流亡這種狀態把知識分子刻畫成處於特權、權力、如歸感這種安適自在之外的邊緣人物——這種說法是真確的。然而，也有必要強調那種狀態帶有某種報償，是的，甚至帶有特權。因此，雖然知識分子並未獲獎，也沒被歡迎進入自吹自擂的菁英聯誼會（這些團體的慣例就是排除不守行規、令人尷尬的惹是生非者），卻同時從流亡與邊緣性中得到一些正面的事物。
當然，其中的樂趣之一就是驚奇，任何事情都不視為理所當然，學習處置讓大多數人迷惑或恐懼的不安穩狀況。知識分子基本上關切的是知識和自由。但是，知識和自由之所以具有意義，並不是以抽象的方式（如「必須有良好教育才能享受美好人生」這種很陳腐的說法），而是以真正的體驗。知識分子有如遭遇海難的人，學著如何與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魯濱遜（Robinson Crusoe）那樣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島當成目標，而像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那樣一直懷有驚奇感，一直是個旅行者、過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奪者。
因為流亡者同時以拋在背後的事物以及此時此地的實況這兩種方式來看事情，所以有著雙重視角（double perspective），從不以孤立的方式來看事情。新國度的一情一景必然引他聯想到舊國度的一情一景。就知識上而言，這意味著一種觀念或經驗總是對照著另一種觀念或經驗，因而使得二者有時以新穎、不可預測的方式出現：從這種並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關如何思考的看法，譬如藉著比較兩個不同的情境，去思考有關人權的議題。我覺得大多數西方有關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的危言聳聽、嚴重缺失的討論，在知識上之所以惹人反感，正是因為沒有和猶太教或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派相比，就我個人在中東的經驗，這兩種基本教義派都同樣盛行，而且應該受到叱責。通常被想成是對公認敵人的簡單評斷的問題，在以雙重或流亡的視角來看時，迫使西方知識分子看向一個遠為寬廣的景象，因為現在所要求的是 以世俗主義者（secularist）或非世俗主義者的立場來看所有神權政治的傾向，而不只是面對慣常指定的對 象。
知識分子流亡的立足點第二個有利之處，就是比較能不只看事物的現狀，而能看出前因。視情境為機緣的（contingent），而不是不可避免的；視情境為人們一連串歷史選擇的結果，是人類造成的社會事實，而不是自然的或神賦的（因而是不能改變的、永恆的、不可逆轉的）。
……
最後，任何真正的流亡者都會證實，一旦離開自己的家園，不管最後落腳何方，都無法只是單純地接受人生，只是成為新地方的另一個公民。或者即使如此，在這種努力中也很局促不安，看來幾乎不值得。你會花很多時間懊悔自己 失去的事物，羨慕周圍那些一直待在家鄉的人，因為他們能接近自己所喜愛的人，生活在出生、成長的地方，不但不必去經歷失落曾經擁有的事物，更不必去體驗無法返回過去生活的那種折磨人的回憶。另一方面，正如德國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曾說的，你可以成為自己環境中的初學者，這讓你有一個不合流俗的生活方式，尤其一個不同的、經常是很奇特的生涯。
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流離失所意味著從尋常生涯中解放出來；在尋常生涯中，「做好」（“doing well”）和跟隨傳統的步伐是主要的里程碑。流亡意味著將永遠成為邊緣人，而身為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必須是自創的，因為不能跟隨別人規定的路線。如果在體驗那個命運時，能不把它當成剝奪或要哀嘆的事物，而是當成一種自由，一種依自己模式來做事的發現過程，隨著吸引你注意的各種興趣、隨著自己決定的特定目標所指引，那就成為獨一無二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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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受到調和適應、唯唯諾諾、安然定居的獎賞所誘惑甚至圍困、壓制的知識分子而言，流亡者是一種模式。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維方式，面對阻礙卻依然去想像、探索，總是能離開中央集權的權威，走向邊緣——在邊緣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這些是足跡從未越過傳統與舒適範圍的心靈通常所失去的。邊緣的狀態也許看起來不負責或輕率。卻能使人解放出來，不再總是小心翼翼行事、害怕攪亂計畫、擔心使同一集團的成員不悅。當然，沒有人能擺脫牽絆和情感，而且我在這裡所想的也不是所謂的漂泊不定的知識分子（free-floating intellectual），其技術能力完全待價而沽。相反地，我說的是：知識分子若要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樣具有邊緣性、不被馴化，就得要有不同於尋常的回應：回應的對象是旅人過客，而不是有權有勢者；是暫時的、有風險的事，而不是習以為常的事；是創新、實驗，而不是以威權方式所賦予的現狀。流亡的知識分子（exilic intellectual）回應的不是慣常的邏輯，而是大膽無畏；代表著改變、前進，而不是故步自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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