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球、假球在香港當然不是新奇事。早在上世紀50年代，有關引申出來的足球假球傳聞已是滿天飛。當時輿論甚至認為，太多假球是50年代末本地球賽入場人數不如50年代初的主因之一。為了消滅歪風，香港足球總會（足總）曾嘗試治亂世用重典，在1961年時僅憑球員在場上的表現和態度，就判罰幾位球員長期停賽。
足總採取這樣的鐵腕政策是否有效不得而知，但據名宿黃文偉在其自傳《黃金歲月》裏憶述，賭球風氣之所以後來減退，主是因為1963年澳門復辦賽狗，給予球員輕易贏錢的渠道。然而，賭球風氣減退不代表賭球假球並不存在。就算是一代球王胡國雄，在1970年代都曾經被老闆黃創山懷疑有問題而被短暫雪藏。執著勝利的班主覺得旗下的猛將未必可信，正好反映了假球的陰霾沒有離開過香港足球。1980年代初那齣叫《波牛》的港產片，電影中「波王金」與莊家勾結企圖刻意落敗的情節，顯然不是完全無中生有。
雖然賭球假球存在可說是公開的秘密，但在香港足球仍算是興盛的時期，有關傳聞始終未被證實，無人遭到檢控。到1990年代末，廉政公署才首次將涉及假球案的球員送上法庭，案件更涉及香港作客泰國的一場世界盃外圍賽。陳子江、陳志強、陸嘉榮、韋君龍和劉志遠五人，由球星淪為階下囚，相信今天年過三十的香港球迷都曾經為這消息感到難過，和特別為當年嶄露頭角不久的韋君龍足球生命因而終結而感到惋惜。
班主蝕本、球員回報差的困局
職業球員踢假球的主要動機，當然是為了物質上的回報。西方知名記者希爾（Declan Hill）數年前就以假球為題目完成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其論文後來演變成一本叫 The Insider’s Guide to Match-Fixing in Football 的書。在書中，希爾強調足球員踢假球其實是理性選擇結果：球員在決定踢假球前，是會衡量誠實爭勝的機會和回報、造假成功的回報、被揭發的風險及代價等。換句話說，要減少球員打假球的動機，就要提高誠實作賽的回報和被揭發的代價。香港足總一向對涉及假球案被定罪的球員處以終身停賽的處分，所以已幾無再加強罰則的空間。既然足總如此重手再加上牢獄之災的風險，卻始終未能肅清假球，那麼或許問題就不在踢假球的代價，而是在於當職業足球員的回報。
縱使近年香港的頂級球星的薪酬和獎金收入可以遠高於一般的打工仔女，但港超中有更多在球壇中不算是尖子的職業球員。事實上，就算是最頂級的本地球星，收入都不會像西歐頂級聯賽一樣，靠球員時代兩三年的收入就一世無休。職業球員不是可以做到五六十歲的行業，除非決意在退役後當教練，否則職業球員掌握的技術，在別處是無法成為謀生工具的。在這環境下，冒險靠假球「搵快錢」（賺快錢）確實有吸引力。要針對當職業球員回報少這問題去減少球員造假的誘因，大幅提升職業球員的待遇就是不二法門，但問題是香港足球本身已是蝕本生意，要搞高薪養廉又談何容易？
開放本地足球博彩，可解困局？
十多年前香港醞釀將足球博彩合法化的時候，包括球圈中人就有爭取開辦本地足球博彩的聲音。但到現時為止，馬會仍沒有試過為本地球賽開盤。不為本地足球開盤的主因，就是擔憂會帶來假球問題。不過，過去幾年的多宗假球（疑）案或許已說明，既然外圍莊家（當中包括大陸的以至歐洲的）有為本地球賽開盤，那麼就算是在香港沒有合法的投注渠道，踢假球的誘惑也會出現。以假球的潛在威脅為由來否定讓馬會接受本地賽事的投注，其實站不住腳。
相反，如果開放「足智彩」到本地賽事後，部分收益真的可用於改善球員待遇的話，理論上是可以減少球員鋌而走險的誘因。提出這個說法不代表筆者贊同馬會為本地賽事開盤，始終當下注本地賽事成為合法活動後，也難免會帶來其他社會問題，而且如果純粹是為了打擊假球而開賭，也不是對假球案的合理回應。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經驗已告訴我們，就算將賭球的收益用在本地足球發展，也不一定能刺激本地球市和大幅提升球賽水平。
一向為球迷詬病的香港足總，近年其實為了對付假球而做了一些工作。除了與 Sportsradar 合作監察盤口異動外，足總在年初更成立了一條機密舉報熱線。今次案件是否與足總這些措施有關，暫時外界尚未清楚，但我們總不能因為假球案屢次出現，而質疑權力有限的足總在這個問題上的決心。既然足總已經做了不少工夫去打擊假球，如果真的要進一步肅清假球風氣，能影響大局的人可能就是那些不想被害群之馬影響的清廉球員。
台灣職棒的「防賭基金」嘗試
台灣的中華職棒，由1996到2009年期間，就曾爆發過五宗假球案。為了挽回球迷的信心，中華職棒的球員工會推動成立了「職棒球員防賭基金信託」。簡單來說，這個計劃就是為球員設立一筆特別退休金。加入工會的球員要將部分薪金提撥到信託專戶，戶口內的款項要到退役後才能領回。但如果有球員在中華職棒生涯內打假球，他在退役後就拿不到這筆退休金。（註一）自從「職棒球員防賭基金信託」這安排在2009年推出後，中華職棒至今尚未爆出新的假球案。
雖然我們不可能肯定假球案在中華職棒暫時絕跡，一定全是防賭基金的功勞，但防賭基金不但提供了一筆退休金的誘因減少球員造假的機會，而且球員工會是推動成立的。球員工會向來由具名望的資深球員領導，因此工會致力打擊假球，其實也就是向外界和年輕球員發放一個訊息：球員自身要扭轉球圈內的不良風氣。
如果賭球、假球的陰影過去半個世紀都伴隨著香港足球，那麼球圈的內部文化和風氣也難免要革新。要在職業足球圈這樣的行業內匡正風氣，是資深球員有力量，還是足總或者廉政公署辦的課程有力量？答案當然是前者。雖然五年前鳳凰計劃中組織球員工會的目標至今仍然未聞樓梯響，但在經歷又一次的假球疑案後，那些潔身自愛的資深球員是時候考慮為球圈建立一個健康的環境做更多事了。
（李峻嶸，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講師，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曾著《足球王國：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一書）
註一：後來中華職棒也推行了性質相近的「職棒聯盟球員簽約金信託」，希望藉此防範假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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