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包淳亮：告別棋子，杜特地與洪秀柱的抉擇

台灣不是一個小地方；無論從人口、土地，特別是經濟規模而言，台灣都堪稱中等國家，排名就算不是世界前列，也是中段班以上。許多人因此說，台灣沒有被承認為國家，是一個天大的不公。抱持這種情緒的台灣人，大概對11月初國民黨主席洪秀柱藉「兩岸和平發展論壇」拜會習近平，不免嗤之以鼻，覺得是去「叩頭」。

情緒決定了個人的觀察角度。例如，台灣卡在這個不被承認的現狀，是因為世界第一強國美國，與從許多角度來說已經是世界第一大國，並可能將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中國之間，由於國共內戰、「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冷戰，乃至於純粹的地緣政治衝突而產生的碰撞，以及在美蘇中三角關係的盤算中，拉中抗蘇的美國利益需求，所得到的妥協。既然牽扯到兩個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台灣的國際地位，自然很難由自己說了算。

冷戰結束後，由於拉中抗蘇的利益消失，美國對台灣的外交待遇緩慢提高的；李登輝總統與陳水扁總統上任初期，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相對自在。當時縱然曾發生台海飛彈危機，但事實上大陸不具備侵台能力，施洋、薩沙等大陸軍事觀察家也在廿年後回顧此事，指出大陸當時「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但是911事件後，小布希政府將美國的龐大力量對準了伊斯蘭恐怖主義，讓中國有機會快速崛起，陳水扁的中華民國政府也重新被美國所冷待。

兩岸軍事已經失衡

十餘年後的現在，美中兩強的關係再度丕變。經過多年發展，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製造國家，其製造業規模甚至接近美國的一倍、與美歐的總和相當，而這也成為其軍事力量的基礎，甚至在科技研發的能量上，中國也已在若干指標上穩居世界第二，並將在五到十年內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主要的科研大國。對於台灣而言，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美國已經幾乎不可能在台海戰場協助台灣取勝，未來更不可能。台灣當前面對的首要現實，就在於大陸當局倘若覺得有必要，可以用軍事力量更替台灣政府。

2015年9月蘭德公司的《美中軍事計分表》，就指出以台灣為背景的軍事衝突，美國在軍事上可能損失巨大，在政治上也將面臨困境。按照目前的態勢，到2017年，大陸在台海戰爭的頭21天的戰局中，將能夠以其導彈癱瘓美國在日本沖繩的嘉手納空軍基地與其他基地的運作，其中程彈道飛彈（IRBM）也將威脅關島的安德森空軍基地。美軍雖以反彈道導彈系統、強化基地設施、分散布署等方式應對，但成效將頗為有限。

大陸也已接近完成第四代戰鬥機裝備，全面替換第二代與第三代戰鬥機，就算沖繩的美國空軍基地還能運作，要掌握此一戰區的空優，至少得增加到3或4個聯隊；但由於前線機場受到巨大的威脅，後方布署就提高了加油機的需求，對後方基地構成了運作壓力。大陸空軍與潛艇對美國海軍的威脅也已不容小覷，對美國航母構成威脅。最後是台灣恐怕難免要被占領，而美國則要考慮在台灣被占領之後是否繼續戰爭。報告沒說的是，倘若繼續戰爭，就意味著讓美軍轟炸在台灣的大陸部隊，台灣的土地也將受到更多的摧殘。

2016年4月6日，蘭德公司推出新的報告書《台灣的防空選項》，聲稱隨著解放軍實力的增強，一旦兩岸開戰，台灣所有戰鬥機將會很快被摧毀在地面上。報告建議台灣應轉變思路，只要維持少量現代化垂直起降戰鬥機，同時購買大量機動式中短程地空導彈來重建防空系統，實現以地制空。這個報告說明硬碰硬已非台灣的安全選項，台灣只能轉向「全民國防」。

對此種軍事失衡，大陸自然更是心知肚明，甚至早有軍事觀察家指出，雖然南海升溫，但美國不可能在中國的臨近海域尋求與中國的衝突，因為在中國的周邊，美國幾乎沒有勝算。至於大陸的攻台準備，現在也完全攤在陽光下，不怕各方檢視，就是希望傳達清楚明確的訊息，希望台灣不要錯誤判斷大陸的利益，導致雙方的攤牌。

菲律賓選擇和平新路

面對戰爭可能的不只是台灣，菲律賓也有「領土主權」被中國威脅的壓力，但是新任總統杜特地上任後多次表態，羞辱奧巴馬，從「倚美抗中」轉變與德國之聲所稱的「疏美親中」，或者美國之音所謂的「棄美投中」。杜特地的表態已經超過了在美中之間尋求「外交平衡」的需要，對菲律賓簡直是外交革命，杜特地自己也說與美國關係緊密的菲律賓軍方，或許會因此進行政變。不過如果軍方並未政變，或者像土耳其那樣政變失敗，菲律賓或許會進一步走自己的路，其結果將使美國在東亞的地位進一步下跌。

菲律賓和中國有領土爭端，需要美國支持，何以如此作為？大陸的時局觀察者宋魯鄭認為原因有五。首先，杜特地判斷美國不會為了黃岩島和中國開戰，不會為了菲律賓而流血，不過是利用菲律賓來牽制中國。其次，杜特地公開說過「美國沒有錢了，只有中國有錢」，菲律賓跟著美國有害無益。第三，菲律賓要改換門庭，因此和美國劃清界線，唯恐中國不信任。第四，菲律賓知道南海緊張對美國遏制中國有利，但對菲律賓未必，且中國一直同意就領土爭端進行談判，而和中國談判可能獲得經濟好處。第五，面對菲律賓貧窮、混亂的局勢，要想有所作為就需要資金，中國是最佳夥伴。

除此之外，杜特地此舉也可說是基於其道德判斷。他對毒販的鎮壓，可說是嫉惡如仇，而對於歐美的指責，則感覺是無視於菲律賓利益的風涼話。他對歐美的殖民歷史頗為熟稔，更不覺得美國在菲律賓的作為有何道義可言。

更甚者，當一些美國人把南海爭議、特別是黃岩島的歸屬，當成是美中兩國角力的象徵性爭點，甚至宣稱可因此爆發世界大戰，杜特地則天才地釜底抽薪，拒絕這種虛妄，將中國與菲律賓的關係，轉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他承擔風險，選擇擺脫作為美國對抗中國棋子的路，對他來說，這就是政治家對人民負責任的表現。

如前所述，美國也判斷在軍事上不足以保證台灣的安全與獨立，因此美國的支持已經不是台灣政局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外在變數。因此從很大程度上，洪秀柱扮演的其實是類似杜特地的角色，提醒包括「美國不會為台灣流血、美國經濟前景不明、台灣必須站穩自己的立場、避免成為馬前卒、和大陸合作有益」等觀點。這些判斷與因之而生的政策，當然很難獲得美國支持，但很難說不是為了台灣利益，堪稱政治人物的大戰略判斷。此外，竭力避免將兩岸與美國推入可能流血的處境，也是一種道德判斷。

由於歷史慣性，身為對抗前沿的台灣與菲律賓，倘若不做選擇，就是繼續當「美國不沉的航空母艦」。只有基於更冷靜的現實分析與對更好世界的期望，才會認真追求新的出路。

追求和平有所作為

許多台灣人認為，支持台獨是為了掌握自己的命運，因此洪秀柱的作為可鄙可嘆。但是台灣的命運，鑲嵌在東亞的地緣政治當中，往往身不由己。在這種身不由己當中，台灣人的作為是尋求更多的和平契機，還是為了自己需求而鼓勵地區衝突，甘願居於「關鍵棋子」的角色？這才是台灣人應當思考的首要問題。

許多台灣人都聲稱追求和平，但追求的是美國保障下的和平，而非兩岸彼此相互認可的和平。這種和平是強加於大陸之上的，是暫時的；當大陸擁有能力，就會尋求改變。因此洪秀柱的兩岸政策的成敗關鍵，也就在於有多少台灣人認知到改變的壓力，並準備接受改變？深刻思考此一問題，得讓自己超越國共內戰的片面論述，認識到台灣恐共論述的背景，與其造成的心理影響，認識到大陸也不乏正面求善的力量、並非台灣數十年來所描繪的黑暗，深思數百年全球化歷程對於各落後民族造成的挫折，與各民族復興的道德意涵，並且考慮到大陸崛起對台灣人的機會與意義，才有機會追求自由的兩岸關係。

如今台灣的和平與發展，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台灣內政與兩岸互動，而非僅看美國的意圖。兩岸衝突，對大陸而言也意味著外交與內政的挫折，因此未必是大陸希望看到的，但大陸已經具有武統的能力，使之成為可行選項。一向被視為鴿派的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也在《中國評論月刊》2月號的文章也指出，傳統上以「協議」來完成統一的可能性變得十分渺茫，現在得研究台灣「被統一」的新命題。

過往有所謂「對台用武會使大陸改革開放成果毀於一旦、中國倒退廿年」的說法，或者大陸對台用武，只會是用以轉移國內政治經濟危機的說法，這都是對當代中國的時空錯判。現在距離文革結束已經四十年了，隨著實力增長，將大陸對台用武與俄國攻占車臣、美國輕取巴拿馬或攻打伊拉克相比，或許還更為允當。俄國或美國都沒有因此「倒退廿年」，而且軍事行動也不是為了轉移政經危機。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最核心原因，其實就是「我可以」。何況如同李毅在《和平統一，已無可能》當中分析的，大陸甚至能藉由武力統一而有所收穫。由此來說，輕忽大陸的對台利益，無視戰爭可能，而說洪秀柱忽視台灣民意、脫離現實，恐怕未必妥切。

當我們省思台灣當前事實獨立的基礎，理解安全困境，或許就能同情的看待，洪秀柱由此得到的答案──也就是無論如何，兩岸都應盡快簽署「和平協議」，否則最後不是在兵臨城下的狀況下簽署，就是直接被軍事占領、推倒重來。由此來說，洪秀柱仍然是中華民國的愛國者，希望避免最壞狀況的出現，只是許多台灣人、包括許多國民黨高層，還不願接受她的主張而已。

每個人都得承擔責任

作為國家領導人，李登輝、蔡英文，無論是基於大陸難以長期發展的判斷，或基於美中必將走向衝突的判斷，而選擇與大陸疏遠、以拖待變，對台灣民眾並非一項道德錯誤，而最多只會是現實的判斷錯誤。廿餘年後檢視，李登輝否決「亞太營運中心」而推動「南向政策」的決策，已可確定是一次失敗的大戰略。對於蔡英文的當前決策，或許也等再等候一段時間，才能做最後的宣判，但筆者對其前景不樂觀。

蔡英文堪比冷戰或冷和平的「穩健保守」的兩岸政策，「以不變應萬變」，或許如同倪世傑等人觀察到的，可以直接侵蝕國民黨過去「安定牌」的政治空間，何況對國民黨的清算，更似乎意味著長期執政的可能，因此或許自負大陸終將轉而與其妥協。從這個角度來說，其作為既符合黨派利益、也或可在未來為台灣爭取到更大的談判空間，對於蔡英文自然也是為國家、為人民負責的表現。

但考慮到當前中國大陸的實力與國際影響力，實現這種期望的機會恐怕不大。相反的，大陸至少將從兩岸合作共贏，轉向推動「窮台」的政策，讓台灣在兩岸僵局中耗損國力，而在國際政治與經濟上更加的的邊緣化。至於因此而累積的兩岸軍事衝突的風險，更讓人不安。

李登輝或蔡英文的決策，並非他們個人的選擇，其實反映了台灣人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兩岸對立，所累積的仇中、恐中情緒。他們的選擇，是「我們」的共業。「我們」的心底期望著中國大陸走向失敗崩潰，這是台灣的「政治正確」，因為「共產黨」就是罪惡淵藪，萬萬不應該享有成功的果實。

問題在於，「我們」的這種慣性思維，經得起現實的檢驗嗎？我們是不是無視於時代趨勢、無感於長期衰弱的走向，且對衝突可能結果過於無知？作為政治人物，這樣的政策選擇，是否過於執著？

由於兩岸分立的歷史與結構因素，對和平協議念念有詞的洪秀柱，以及其所代表的國民黨，或許已經令許多台灣人感到時地不宜。但人們不應將洪秀柱對和平協議的追求，當成是暴虎馮河，反而應視為是臨淵履薄的審慎判斷。這種選擇不是牛煦庭說的「攻勢論述」，因為兩岸和平協議的根本，就是放棄「攻勢」等對抗性的立場；但更不是張宇韶批判的「回到蔣經國的美好年代」，因為和平協議就是要與冷戰告別，是當前形勢下委屈求全的理性選擇，乃至於鑄劍為犁的道德判斷。

許多台灣人希望成為亞洲瑞士；但是沒有和平的外在環境，這種期望無法成為現實。只有兩岸達成和平協議，台灣才能形成具有法理與實質意義的中立和平。在這個快速轉變的時代，在美國愈來愈可能「和台灣說再見」的時代，政治家承擔著審時度勢的更大責任，而無論成功與否，杜特地與洪秀柱都藉由其選擇與判斷，展現了特定時代下的個人努力，甚至左右了自己的命運。而這些選擇與判斷其實是每個人都避不開的，也是每個人都終將承受的。

（包淳亮，中國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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