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這裡是泰國，情況是跟中國一樣。」「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被泰國扣留一事，成為香港全城熱話，喚起部分人對中國影響力無遠弗屆的恐懼，對泰國這片原來的旅遊勝地加上註腳。黃之鋒無恙回港，但泰國首相巴育（Prayuth Chan-ocha，帕拉育）事後澄清扣留一事純粹「按照中方要求」，證實中國因素的存在，觸發社運人士對「一國兩制」實踐的焦慮，或在外地旅遊的人身安全。
巴育左一句「這些全部都是中國事務」，右一句「只是中途停留泰國，然後被中國人員帶走」，企圖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把問題簡化成中港矛盾的延伸。其後泰國政府發言人發表新聞稿，澄清軍方主導的「全國維持和平秩序委員會」（簡稱NCPO，或維和委）沒有作出指令針對黃之鋒，不過注意到後者曾參與抗爭活動對抗其他政權，「而世界各地政府都很少容許這些人在它們的領土上進行影響別國政治穩定的活動」。
根據黃之鋒的個人社交網站表示，泰國入境部門依照《入境條例B.E.2522》當中第19、22和54條的程序和考慮，而拒絕允許他入境。據《曼谷郵報》報導顯示，入境部門表示黃之鋒觸犯了第12條第7項，當中說明如果該名人士「其行為可能對公眾構成危險」、「有機會製造暴力威脅公眾或國家安全」或「正被其他國家通緝」，都不能進入泰國。除了外國通緝一項，餘下兩項都牽涉到泰國國家安全。
事件至今演變成「羅生門」。執筆之際，相關的公開資料也沒再增加。北京事前固然有可能「提醒」曼谷關於黃之鋒到訪一事。但中國施壓以外，泰國會否有自己的利益盤算？在泰國軍方現時的政治議程而言，答案是有可能的。
黃之鋒對泰國政府帶有三層意義：第一，他在香港「佔領運動」中扮演學運領袖的角色，能夠激發泰國反抗軍方威權的情緒；第二，他作為「境外勢力」的角色，包含了軍政府不能接受的西方自由民主價值；第三，他是「中國事務」的處理範圍，泰國不欲抵觸北京的政治底線。
借刀損學運元氣
黃之鋒這次赴泰目的，是受泰國學運人物秦聯豐（Netiwit Chotipatpaisal）邀請，到國立法政大學（Thammasat University）和朱拉隆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分享「佔領運動」的抗爭心得。秦聯豐在黃之鋒出發前接受香港《南華早報》訪問，表示深受黃參與「佔領運動」的啟發，認為日後泰國有機會出現類似性質的抗爭運動，向泰國政府爭取全民普選，意味著剛通過的新憲法將會面臨挑戰（註一）。倘若言中，「佔領運動」以非暴力原則遍地開花，軍政府要不採用強硬手段，要不妥協讓步。在「維和委」主張維持和平與秩序原則下，很難想像軍方可以容忍「佔領曼谷」持續79天後讓民眾自行退場。
學生運動在泰國民主化向來扮演重要角色，軍方─學生在歷史許多場合之中都置於對立面。無論是1970年代的民主運動、90年代的「黑色五月」事件，或是今日反對軍方政變的示威遊行中，都總會見到學生身影。以這次分享活動為例，它的原意是一場紀念40年前「國立法政大學屠殺」而舉辦的活動。活動本身便充滿對抗威權管治的符號和信號，對軍方來說亦是一種禁忌，受密切監視。
軍方在2014年發動政變以後，連番向學運人士下手，多次以違反維和委對「政治集會不能多於五人」的命令、「電腦犯罪法」、「侮辱王室」等罪名為由拘捕「新民主運動」（New Democracy Movement）等青年社運組織成員，又抹黑他們都是聽命於前首相他信（Thaksin Shinawatra，塔克辛）的傀儡，伺機孤立他們。高舉反對新憲法旗幟的學運人物秦聯豐，亦是軍方和警察「關照」的人物之一。軍政府借助「中國因素」這把刀，傷了紀念活動的元氣，大抵比直接介入阻止活動進行，更加符合成本效益。
明年泰國很大機會進行國會選舉，若果動用高壓手段阻止和平研討活動，勢會觸動民粹反彈，令軍政府過渡成民選政府的願望落空。泰國8月進行憲法公投時，在部分反對派的杯葛下，投票率（55%）與預期數字（80%）相差一大截，對軍方和憲法的認受性響起警號。即使新憲法原則上容許參議院提名非民選議員出任首相一職，不過若巴育或親軍方代表無法闖過「民主」選舉這一關，對未來政府的管治權威肯定是一場衝擊。
巴育弟弟、前國防部常任秘書披集（Preecha Chan-ocha）身陷貪腐瀆職醜聞，被指把軍隊的部分建築工程項目外判給兒子的公司，又疑似透過特權讓妻子享有皇室的醫療服務。巴育上任時曾誓言打擊政府內部貪腐惡習，披集一案的聆訊稍一出現任何偏袒，很可能會直接把他捲入漩渦，自身難保。在出師無名的情況下，巴育若一次過大規模打壓紀念活動，反而會激起國民對學生的同情心，打亂巴育當選的算盤。
禁「西方自由民主」圖騰入境
同一時間，黃之鋒作為「西方自由民主價值」的圖騰（當然也包括「佔領運動」在國際社會的形象和知名度），也是軍政府近年所顧忌的。軍政府執政之後，泰國通過多項限制外國遊客及外國簽證的措施，更打算規定外國遊客入境後要使用具有追蹤功能的特製電話卡，以「確保國家穩定」。泰國這兩年確實出現了幾樁較大型的恐怖襲擊事件，但這種限制措施極其量都是針對平常旅客，對計劃周詳的恐怖分子可以帶來多少阻嚇？還是政府希望藉此加強對外來人士的監控？
泰國兩年來加緊動用「侮辱王室」罪限制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度連續下降，多間國際媒體深受其害。以過去一年為例，《紐約時報》和《經濟學人》等國際媒體有多篇涉及泰國皇室問題的報導被當局審查抽起；而英籍前記者 Andrew MacGregor Marshall 在社交媒體轉載一幀關於王儲的照片，導致其家人被警方一度扣留。美國和泰國近兩年亦經常因為「何時恢復民主選舉」、「限制軍隊打壓公民權利」等議題，導致同盟關係呈現變化，巴育更曾經質問美國大使是否把泰國看成殖民地。
軍方愈來愈難容忍西方社會的批評，無法想像軍政府會歡迎黃之鋒入境大談民主理念。泰國司法部長派汶（Paiboon Koomchaya，白彭）於10月7日接受訪問時表示，維和委覺得黃之鋒入境「不利於泰國社會穩定」，被拒入境「不應看作是個人權利受侵害」，而是政府「維護本國社會穩定的需要」，大抵顯示了維和委的底線。
賣外交人情給中方
且回到外交層面上，泰國政府將於10月8日至10日在曼谷舉行「亞洲合作對話」（Asian Cooperation Dialogue，簡稱ACD）峰會，屆時將有三十多個國家領導人出現，而中國將由國家副主席李源潮代表出席。因此，泰國政府為免出現會議期間兩人同場的情況，不排除以此拒絕入境，一勞永逸。ACD 向來是泰國彰顯其外交實力的主力項目，因此對保安問題更是嚴陣以待。
泰中兩國雙邊關係如日中天，引起外間猜測日後來自中港台澳的「異見分子」可能無法踏足「中華勢力範圍圈」的國家境內。巴育掌權以後，泰國先後向中國釋出善意，包括遣返維吾爾族人、維權人士（還有無故「回國自願自首」的桂敏海），藉此從中國「一帶一路」的基建發展及「克拉地峽運河」開發計劃中獲利。其實泰國之外，馬來西亞今年亦把多名於當地進行電話詐騙案的台籍騙徒直接「遣返」到中國境內（而且大馬同樣曾經拒絕黃之鋒入境），事件引起台灣政府不滿。
中泰關係雖然友好，但並非處於完全一面倒靠攏的狀況，兩國關係有不少地方仍以國家利益主導。以興建中泰鐵路一事為例，中泰雙方因為融資方案和租地問題一度導致計劃差點觸礁；巴育9月雖明言支持中國在南海推動海洋和平穩定的努力，但他對仲裁案的態度卻遠遠不及柬埔寨總理洪森堅決，自然是不願公開得罪美國。只要雙方有直接利益衝突的話，泰國未必事事逢迎。
在泰國立場，禁止黃之鋒或許會吸引世界關注，但這些最多是過眼雲煙，嚴峻程度比不上來年選舉，大部分選民也不會放在心上、把它聯想成「喪權辱國」的恥辱。假設中國一心堅持拒絕黃之鋒入境泰國，而黃對泰國政權已是百害而無一利，何不好好賣個人情給中方，日後爭取多一點甜頭？
拒絕黃之鋒入境這類問題會否變本加厲，暫時言之尚早，畢竟這次是一連串問題組合而成的結果，也有時間上的巧合。不過，有兩個因素較能影響日後發生同類事件的可能性：第一，軍方在下一屆選舉大勝，將會增加新政府的施政信心，對保障公民自由及外籍人士可能會較開放，反之亦然。第二，美國總統選舉如果由高舉「美國優先」政策的特朗普（川普）勝出，假設他一意放棄奧巴馬「重返亞太」的外交政策，其東南亞盟友為求自保，定會加快走入這個「中華勢力範圍圈」內，屆時更難拒絕中國提出的政治要求。
（馮嘉誠，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博士生）
註一：泰國軍政府在今年八月通過修憲，將會減少國會民選議席及首相產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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