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这里是泰国，情况是跟中国一样。”“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泰国扣留一事，成为香港全城热话，唤起部分人对中国影响力无远弗届的恐惧，对泰国这片原来的旅游胜地加上注脚。黄之锋无恙回港，但泰国首相巴育（Prayuth Chan-ocha）事后澄清扣留一事纯粹“按照中方要求”，证实中国因素的存在，触发社运人士对“一国两制”实践的焦虑，或在外地旅游的人身安全。
巴育左一句“这些全部都是中国事务”，右一句“只是中途停留泰国，然后被中国人员带走”，企图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把问题简化成中港矛盾的延伸。其后泰国政府发言人发表新闻稿，澄清军方主导的“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简称NCPO，或维和委）没有作出指令针对黄之锋，不过注意到后者曾参与抗争活动对抗其他政权，“而世界各地政府都很少容许这些人在它们的领土上进行影响别国政治稳定的活动”。
根据黄之锋的个人社交网站表示，泰国入境部门依照《入境条例B.E.2522》当中第19、22和54条的程序和考虑，而拒绝允许他入境。据《曼谷邮报》报导显示，入境部门表示黄之锋触犯了第12条第7项，当中说明如果该名人士“其行为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有机会制造暴力威胁公众或国家安全”或“正被其他国家通缉”，都不能进入泰国。除了外国通缉一项，余下两项都牵涉到泰国国家安全。
事件至今演变成“罗生门”。执笔之际，相关的公开资料也没再增加。北京事前固然有可能“提醒”曼谷关于黄之锋到访一事。但中国施压以外，泰国会否有自己的利益盘算？在泰国军方现时的政治议程而言，答案是有可能的。
黄之锋对泰国政府带有三层意义：第一，他在香港“占领运动”中扮演学运领袖的角色，能够激发泰国反抗军方威权的情绪；第二，他作为“境外势力”的角色，包含了军政府不能接受的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第三，他是“中国事务”的处理范围，泰国不欲抵触北京的政治底线。
借刀损学运元气
黄之锋这次赴泰目的，是受泰国学运人物秦联丰（Netiwit Chotipatpaisal）邀请，到国立法政大学（Thammasat University）和朱拉隆功大学（Chulalongkorn University）分享“占领运动”的抗争心得。秦联丰在黄之锋出发前接受香港《南华早报》访问，表示深受黄参与“占领运动”的启发，认为日后泰国有机会出现类似性质的抗争运动，向泰国政府争取全民普选，意味著刚通过的新宪法将会面临挑战（注一）。倘若言中，“占领运动”以非暴力原则遍地开花，军政府要不采用强硬手段，要不妥协让步。在“维和委”主张维持和平与秩序原则下，很难想像军方可以容忍“占领曼谷”持续79天后让民众自行退场。
学生运动在泰国民主化向来扮演重要角色，军方─学生在历史许多场合之中都置于对立面。无论是1970年代的民主运动、90年代的“黑色五月”事件，或是今日反对军方政变的示威游行中，都总会见到学生身影。以这次分享活动为例，它的原意是一场纪念40年前“国立法政大学屠杀”而举办的活动。活动本身便充满对抗威权管治的符号和信号，对军方来说亦是一种禁忌，受密切监视。
军方在2014年发动政变以后，连番向学运人士下手，多次以违反维和委对“政治集会不能多于五人”的命令、“电脑犯罪法”、“侮辱王室”等罪名为由拘捕“新民主运动”（New Democracy Movement）等青年社运组织成员，又抹黑他们都是听命于前首相他信（Thaksin Shinawatra）的傀儡，伺机孤立他们。高举反对新宪法旗帜的学运人物秦联丰，亦是军方和警察“关照”的人物之一。军政府借助“中国因素”这把刀，伤了纪念活动的元气，大抵比直接介入阻止活动进行，更加符合成本效益。
明年泰国很大机会进行国会选举，若果动用高压手段阻止和平研讨活动，势会触动民粹反弹，令军政府过渡成民选政府的愿望落空。泰国8月进行宪法公投时，在部分反对派的杯葛下，投票率（55%）与预期数字（80%）相差一大截，对军方和宪法的认受性响起警号。即使新宪法原则上容许参议院提名非民选议员出任首相一职，不过若巴育或亲军方代表无法闯过“民主”选举这一关，对未来政府的管治权威肯定是一场冲击。
巴育弟弟、前国防部常任秘书披集（Preecha Chan-ocha）身陷贪腐渎职丑闻，被指把军队的部分建筑工程项目外判给儿子的公司，又疑似透过特权让妻子享有皇室的医疗服务。巴育上任时曾誓言打击政府内部贪腐恶习，披集一案的聆讯稍一出现任何偏袒，很可能会直接把他卷入漩涡，自身难保。在出师无名的情况下，巴育若一次过大规模打压纪念活动，反而会激起国民对学生的同情心，打乱巴育当选的算盘。
禁“西方自由民主”图腾入境
同一时间，黄之锋作为“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的图腾（当然也包括“占领运动”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知名度），也是军政府近年所顾忌的。军政府执政之后，泰国通过多项限制外国游客及外国签证的措施，更打算规定外国游客入境后要使用具有追踪功能的特制电话卡，以“确保国家稳定”。泰国这两年确实出现了几桩较大型的恐怖袭击事件，但这种限制措施极其量都是针对平常旅客，对计划周详的恐怖分子可以带来多少阻吓？还是政府希望借此加强对外来人士的监控？
泰国两年来加紧动用“侮辱王室”罪限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度连续下降，多间国际媒体深受其害。以过去一年为例，《纽约时报》和《经济学人》等国际媒体有多篇涉及泰国皇室问题的报导被当局审查抽起；而英籍前记者 Andrew MacGregor Marshall 在社交媒体转载一帧关于王储的照片，导致其家人被警方一度扣留。美国和泰国近两年亦经常因为“何时恢复民主选举”、“限制军队打压公民权利”等议题，导致同盟关系呈现变化，巴育更曾经质问美国大使是否把泰国看成殖民地。
军方愈来愈难容忍西方社会的批评，无法想像军政府会欢迎黄之锋入境大谈民主理念。泰国司法部长派汶（Paiboon Koomchaya，白彭）于10月7日接受访问时表示，维和委觉得黄之锋入境“不利于泰国社会稳定”，被拒入境“不应看作是个人权利受侵害”，而是政府“维护本国社会稳定的需要”，大抵显示了维和委的底线。
卖外交人情给中方
且回到外交层面上，泰国政府将于10月8日至10日在曼谷举行“亚洲合作对话”（Asian Cooperation Dialogue，简称ACD）峰会，届时将有三十多个国家领导人出现，而中国将由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代表出席。因此，泰国政府为免出现会议期间两人同场的情况，不排除以此拒绝入境，一劳永逸。ACD 向来是泰国彰显其外交实力的主力项目，因此对保安问题更是严阵以待。
泰中两国双边关系如日中天，引起外间猜测日后来自中港台澳的“异见分子”可能无法踏足“中华势力范围圈”的国家境内。巴育掌权以后，泰国先后向中国释出善意，包括遣返维吾尔族人、维权人士（还有无故“回国自愿自首”的桂敏海），借此从中国“一带一路”的基建发展及“克拉地峡运河”开发计划中获利。其实泰国之外，马来西亚今年亦把多名于当地进行电话诈骗案的台籍骗徒直接“遣返”到中国境内（而且大马同样曾经拒绝黄之锋入境），事件引起台湾政府不满。
中泰关系虽然友好，但并非处于完全一面倒靠拢的状况，两国关系有不少地方仍以国家利益主导。以兴建中泰铁路一事为例，中泰双方因为融资方案和租地问题一度导致计划差点触礁；巴育9月虽明言支持中国在南海推动海洋和平稳定的努力，但他对仲裁案的态度却远远不及柬埔寨总理洪森坚决，自然是不愿公开得罪美国。只要双方有直接利益冲突的话，泰国未必事事逢迎。
在泰国立场，禁止黄之锋或许会吸引世界关注，但这些最多是过眼云烟，严峻程度比不上来年选举，大部分选民也不会放在心上、把它联想成“丧权辱国”的耻辱。假设中国一心坚持拒绝黄之锋入境泰国，而黄对泰国政权已是百害而无一利，何不好好卖个人情给中方，日后争取多一点甜头？
拒绝黄之锋入境这类问题会否变本加厉，暂时言之尚早，毕竟这次是一连串问题组合而成的结果，也有时间上的巧合。不过，有两个因素较能影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的可能性：第一，军方在下一届选举大胜，将会增加新政府的施政信心，对保障公民自由及外籍人士可能会较开放，反之亦然。第二，美国总统选举如果由高举“美国优先”政策的特朗普胜出，假设他一意放弃奥巴马“重返亚太”的外交政策，其东南亚盟友为求自保，定会加快走入这个“中华势力范围圈”内，届时更难拒绝中国提出的政治要求。
（冯嘉诚，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博士生）
注一：泰国军政府在今年八月通过修宪，将会减少国会民选议席及首相产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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