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蘇小和：中國經濟學家的幕僚情結

中國經濟學家之間的辯論，大多數都是無效的，是一種頭痛醫頭的辯論。比如眼下看似火熱的，由林毅夫與同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任職的張維迎，就「國家實行產業政策是否有效」展開的辯論。諸如產業政策命題，企業家剩餘索取權命題，委託代理命題，經濟學界早有清晰又周密的思考，形成了一連串完整的經濟學追問。為什麼中國經濟學家到了21世紀的今天，還在進行這些常識性的基礎辯論？

經濟學家的幕僚情節

恐怕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於這些貌似學術的辯論，雙方的目的，其實都是為了給政府提出政策建議。林毅夫先生是這樣，張維迎老師也是這樣。說好聽點，這是經濟學進路的「平天下」意識；說難聽點，這是經濟學家的幕僚情結。

麻煩在於，當經濟學家辯論的時候，他們想象中的聽眾，是那些有經濟決策權的黨政官僚。這些人到今天為止，真的完全不理解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學常識嗎？他們真的不知道產業政策的經濟學陷阱嗎？且不說陳雲時代的經濟官僚就意識到了市場的平衡性，今天黨國的經濟官僚們，很多人事實上都是系統學習過古典經濟學的。

問題顯然不在於經濟學常識的熟練程度，而在於經濟官僚們的觀念偏好，在於他們的方法論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在於作為理性經濟人的官僚們的某種複雜的人性秩序。也就是說，在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上，在經濟人的主觀偏好上，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僚從來沒有達成共識，官僚們偏好的是政權穩定，經濟學家偏好的是市場繁榮，雙方的目的導向從來沒有對稱過。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關於經濟學常識的重複宣講，其意義極其稀薄，相關討論也是聊勝於無。林毅夫老師深諳這個局面，他知道官僚們的主觀偏好是什麼，所以他如魚得水。張老師知道嗎？我想是知道的。知道了，還和林老師展開這麼淺層次的討論，這是浪費時間。

所以我的觀點是，我喜歡張維迎老師那些直接批評政府的經濟學言論，不喜歡他和經濟學家貌似學術批評的辯論。還是楊小凱看得明白：經濟學家如果明顯忽略常識，那一定是良知出問題了。

隱蔽的「觀念秩序」

這裏的良知，我理解為一種先驗的觀念秩序的錯謬。

這是比較殘酷的局面，華人經濟學家，要麼就像林毅夫先生，李稻葵先生一樣，去做幕僚，要麼就像楊小凱一樣，致力於專業的經濟學理論研究。你不能對着一群主觀偏好完全不對接的官僚們宣講經濟學常識。他們的經濟學錯誤必將換來經濟學的悲劇，這個悲劇到今天是如此醒目，然而他們竟然不承認。那些有着古典經濟學趣味的經濟學家，那些試圖尊重常識的經濟學家，你們何必要把金環強行戴在豬鼻子上呢？

所以，必須要再次強調主觀偏好這個重要的命題，只有這個重要的經濟學範式，才能解釋林張之爭。林毅夫教授的學問體系，儘量對接中國政府官僚的主觀偏好，張維迎教授則不對接。這種局面下，林毅夫教授的學問就不是學問，僅僅是一些經濟學的奏摺。張維迎教授的學問也不是學問，因為他總是想讓政府官僚傾聽他的經濟學建議，這偏離了經濟學作為一門思想科學的純粹性。

多想想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吧，真正的經濟學家，在這個世界上總是找不到飯碗，這才是這個世界的真相。你不能一方面拿着政府的工資和獎金，一方面給他們提出一些不順耳的意見。你這是低估人性。常態下，一名中國官員一旦權力在手，他不僅馬上變得飛揚跋扈，而且他會馬上變得真理在握，什麼政治學家，什麼經濟學家，一切專業性的思想家，在他們的眼裏都不過是門下走狗。

但是總有一些所謂的知識分子，以為自己真理在握，以為自己金玉良言，歷朝歷代都搞什麼冒死進諫的遊戲，據說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經濟學家所學完全來自西方經濟學，然而一旦回到中國，也是迅速把自己降低到了為官僚們服務的水平。

中國的經濟學家普遍高估自己的經濟學知識的影響力，這是經濟學家對觀念秩序的無知。康德說過，在新知識湧現的命題上，已有的思想和已有的知識是無效的，知識和教育對人性的影響力極其微弱，思想家的創新因此變得極其困難。這一切都取決於觀念和習慣的隱蔽的秩序。如果觀念秩序不先驗給定，經濟學的常識就會可有可無，再強大的知識體系也敵不過人性的觀念秩序。在這個意義上，林毅夫教授是聰明的，也是狹隘的。張維迎教授是急躁的，也是平庸的。

林毅夫的「委託代理」，忽視政府之惡

當我們討論經濟學常識的時候，所謂的先驗給定的觀念秩序，到底是什麼？

以林毅夫先生所倡導的產業政策為例，人們思考產業政策的合理性時，必須要對產業政策的推動者，也就是政府，有非常清晰的邊界界定和人性辨析。

政府從來都不是由天使來組成的，政府官僚從來都只是一群普通的人，他們制定任何產業政策的時候，都肯定會用他們自己的私人利益對政策進行過濾。如果要產業政策足夠有效，那麼必要的前提一定是：政府官僚都是天使，政府從來不會出錯。如果政府有錯，如果官僚們不是天使，那麼林毅夫先生對產業政策的經濟學解釋，就不再是經濟學的常識命題，而是嚴重背離了先於經濟學存在的關於人性的觀念命題。

政府從來不會出錯嗎？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 Jr）說過非常殘酷的話語，某種意義上，政府是萬惡之源。但林毅夫先生似乎不思考這些命題，他所強調的「委託代理」命題，也存在這方面的巨大誤區。

委託代理的觀念前提，是對博弈雙方的充分不信任，甚至是對市場任何一個主體的充分不信任。一個同時經營豬肉和豬肉包子的企業家，人們有足夠的理由懷疑他的肉包子的質量問題，這源於對人性的充分不信任。一個政府一方面管理市場，另一方面經營國有企業，人們就有理由懷疑政府的倫理水平與利益偏好。因此，必須通過第三方力量的參與，用一種委託代理的方式，減少豬肉企業家和政府的作惡概率。

CBD光鮮的高樓和昏暗的下水道，不能由政府部門一家操作，因為政府部門只關注看得見的高樓，因此必然會對看不見的下水道敷衍了事。在這裏，一個看似是經濟學的命題，已經轉換為人性的幽暗意識命題。林毅夫先生用委託代理理論，為他的國有企業制度框架辯護，他的觀念秩序前提顯然是認為：政府作為一個國家的管理者，從來不存在人性的幽暗性。

這是一切無知之中最大的無知。

經濟學家忽視的倫理面向

以張維迎先生反覆強調的企業家剩餘索取權為例，的確，企業家的產權命題和創新命題，都直接源自於剩餘索取權的正當性，這是再正確不過的經濟學常識。但斯密的古典經濟學，從一開始就呈現為財富與倫理的雙向建構，他的要義在於，作為豐富的人性的載體，企業家必須在利己、利他和無偏差的旁觀者等三方共謀的秩序下，建構企業家自身穩定的倫理學體系，確保企業家作為一名市場經濟的參與者，擁有均衡的倫理秩序，並由此最小化減少市場的交易費用。

也就是說，如果中國當下的企業家並不是一個相對均衡的倫理學載體，那麼，政府官僚，林毅夫和一般意義上的消費者，都有理由對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和倫理水平，提出有效的懷疑與批評。尤其是政府，它就有理由搶佔道德倫理高地，為它們的國有企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尋找依據。

事實上，林毅夫先生對國有企業的所有建言，其理由就在這裏，他對中國私人企業家的倫理秩序和交易費用水平不信任。相比之下，由於他高估了政府的德行，因此他認為自己有理由也有能力建立起一套高水準的國有企業生態，並冠之以結構經濟學的名義，試圖通過結構謀求一種市場的改進與均衡。

林毅夫先生的辯解有道理嗎？短期來看，顯然是有的，因為在可見的事實上，中國當代企業家普遍以金錢為偶像，崇尚奢靡的生活，迷戀官商結合，放縱人性之惡，是一個明顯的事實。指望這樣一群有奶就是娘，對公共問題麻木不仁的人群去建構這個國家的市場秩序和創新秩序，林毅夫們有理由不信任。

所以，當我們把問題的辨析推進到這一步，人們所討論的，就不再是一個常識層面的經濟學問題，而是一個先於經濟學的倫理學觀念秩序問題。

實話實說，國內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們，通常都對倫理學的意義不屑一顧，他們對斯密的《國富論》頂禮膜拜，但對斯密的《道德情操論》的閲讀，卻是幾十年不得要領。他們推崇的是安蘭德（Ayn Rand）放大了人的理性自負的自由主義，鄙薄的是康德有上帝絕對命令參與的自由主義。

必須再次強調，這不是經濟學的常識問題，而是先驗給定的人性觀念命題。中國學者在這個領域的缺席，不是一百年，二百年，而是三千年。林張之爭，看似是思想爭鳴，其實從長久來看，不過是一齣學術相聲，兩種失敗人生。

編按：本文最早以「林毅夫與張維迎：一齣學術相聲，兩種失敗人生」為題，刊發在作者微信公共平台「蘇小和商業評論」，經作者授權，由《端傳媒》轉載。

（蘇小和，大陸獨立學者，著有《百年經濟史筆記》《小雅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