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苏小和：中国经济学家的幕僚情结

中国经济学家之间的辩论，大多数都是无效的，是一种头痛医头的辩论。比如眼下看似火热的，由林毅夫与同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任职的张维迎，就“国家实行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展开的辩论。诸如产业政策命题，企业家剩余索取权命题，委托代理命题，经济学界早有清晰又周密的思考，形成了一连串完整的经济学追问。为什么中国经济学家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在进行这些常识性的基础辩论？

经济学家的幕僚情节

恐怕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些貌似学术的辩论，双方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给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林毅夫先生是这样，张维迎老师也是这样。说好听点，这是经济学进路的“平天下”意识；说难听点，这是经济学家的幕僚情结。

麻烦在于，当经济学家辩论的时候，他们想象中的听众，是那些有经济决策权的党政官僚。这些人到今天为止，真的完全不理解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常识吗？他们真的不知道产业政策的经济学陷阱吗？且不说陈云时代的经济官僚就意识到了市场的平衡性，今天党国的经济官僚们，很多人事实上都是系统学习过古典经济学的。

问题显然不在于经济学常识的熟练程度，而在于经济官僚们的观念偏好，在于他们的方法论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在于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官僚们的某种复杂的人性秩序。也就是说，在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上，在经济人的主观偏好上，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僚从来没有达成共识，官僚们偏好的是政权稳定，经济学家偏好的是市场繁荣，双方的目的导向从来没有对称过。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学常识的重复宣讲，其意义极其稀薄，相关讨论也是聊胜于无。林毅夫老师深谙这个局面，他知道官僚们的主观偏好是什么，所以他如鱼得水。张老师知道吗？我想是知道的。知道了，还和林老师展开这么浅层次的讨论，这是浪费时间。

所以我的观点是，我喜欢张维迎老师那些直接批评政府的经济学言论，不喜欢他和经济学家貌似学术批评的辩论。还是杨小凯看得明白：经济学家如果明显忽略常识，那一定是良知出问题了。

隐蔽的“观念秩序”

这里的良知，我理解为一种先验的观念秩序的错谬。

这是比较残酷的局面，华人经济学家，要么就像林毅夫先生，李稻葵先生一样，去做幕僚，要么就像杨小凯一样，致力于专业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你不能对着一群主观偏好完全不对接的官僚们宣讲经济学常识。他们的经济学错误必将换来经济学的悲剧，这个悲剧到今天是如此醒目，然而他们竟然不承认。那些有着古典经济学趣味的经济学家，那些试图尊重常识的经济学家，你们何必要把金环强行戴在猪鼻子上呢？

所以，必须要再次强调主观偏好这个重要的命题，只有这个重要的经济学范式，才能解释林张之争。林毅夫教授的学问体系，尽量对接中国政府官僚的主观偏好，张维迎教授则不对接。这种局面下，林毅夫教授的学问就不是学问，仅仅是一些经济学的奏折。张维迎教授的学问也不是学问，因为他总是想让政府官僚倾听他的经济学建议，这偏离了经济学作为一门思想科学的纯粹性。

多想想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吧，真正的经济学家，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找不到饭碗，这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你不能一方面拿着政府的工资和奖金，一方面给他们提出一些不顺耳的意见。你这是低估人性。常态下，一名中国官员一旦权力在手，他不仅马上变得飞扬跋扈，而且他会马上变得真理在握，什么政治学家，什么经济学家，一切专业性的思想家，在他们的眼里都不过是门下走狗。

但是总有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以为自己金玉良言，历朝历代都搞什么冒死进谏的游戏，据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经济学家所学完全来自西方经济学，然而一旦回到中国，也是迅速把自己降低到了为官僚们服务的水平。

中国的经济学家普遍高估自己的经济学知识的影响力，这是经济学家对观念秩序的无知。康德说过，在新知识涌现的命题上，已有的思想和已有的知识是无效的，知识和教育对人性的影响力极其微弱，思想家的创新因此变得极其困难。这一切都取决于观念和习惯的隐蔽的秩序。如果观念秩序不先验给定，经济学的常识就会可有可无，再强大的知识体系也敌不过人性的观念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林毅夫教授是聪明的，也是狭隘的。张维迎教授是急躁的，也是平庸的。

林毅夫的“委托代理”，忽视政府之恶

当我们讨论经济学常识的时候，所谓的先验给定的观念秩序，到底是什么？

以林毅夫先生所倡导的产业政策为例，人们思考产业政策的合理性时，必须要对产业政策的推动者，也就是政府，有非常清晰的边界界定和人性辨析。

政府从来都不是由天使来组成的，政府官僚从来都只是一群普通的人，他们制定任何产业政策的时候，都肯定会用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对政策进行过滤。如果要产业政策足够有效，那么必要的前提一定是：政府官僚都是天使，政府从来不会出错。如果政府有错，如果官僚们不是天使，那么林毅夫先生对产业政策的经济学解释，就不再是经济学的常识命题，而是严重背离了先于经济学存在的关于人性的观念命题。

政府从来不会出错吗？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 Jr）说过非常残酷的话语，某种意义上，政府是万恶之源。但林毅夫先生似乎不思考这些命题，他所强调的“委托代理”命题，也存在这方面的巨大误区。

委托代理的观念前提，是对博弈双方的充分不信任，甚至是对市场任何一个主体的充分不信任。一个同时经营猪肉和猪肉包子的企业家，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他的肉包子的质量问题，这源于对人性的充分不信任。一个政府一方面管理市场，另一方面经营国有企业，人们就有理由怀疑政府的伦理水平与利益偏好。因此，必须通过第三方力量的参与，用一种委托代理的方式，减少猪肉企业家和政府的作恶概率。

CBD光鲜的高楼和昏暗的下水道，不能由政府部门一家操作，因为政府部门只关注看得见的高楼，因此必然会对看不见的下水道敷衍了事。在这里，一个看似是经济学的命题，已经转换为人性的幽暗意识命题。林毅夫先生用委托代理理论，为他的国有企业制度框架辩护，他的观念秩序前提显然是认为：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管理者，从来不存在人性的幽暗性。

这是一切无知之中最大的无知。

经济学家忽视的伦理面向

以张维迎先生反复强调的企业家剩余索取权为例，的确，企业家的产权命题和创新命题，都直接源自于剩余索取权的正当性，这是再正确不过的经济学常识。但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呈现为财富与伦理的双向建构，他的要义在于，作为丰富的人性的载体，企业家必须在利己、利他和无偏差的旁观者等三方共谋的秩序下，建构企业家自身稳定的伦理学体系，确保企业家作为一名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拥有均衡的伦理秩序，并由此最小化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当下的企业家并不是一个相对均衡的伦理学载体，那么，政府官僚，林毅夫和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都有理由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伦理水平，提出有效的怀疑与批评。尤其是政府，它就有理由抢占道德伦理高地，为它们的国有企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寻找依据。

事实上，林毅夫先生对国有企业的所有建言，其理由就在这里，他对中国私人企业家的伦理秩序和交易费用水平不信任。相比之下，由于他高估了政府的德行，因此他认为自己有理由也有能力建立起一套高水准的国有企业生态，并冠之以结构经济学的名义，试图通过结构谋求一种市场的改进与均衡。

林毅夫先生的辩解有道理吗？短期来看，显然是有的，因为在可见的事实上，中国当代企业家普遍以金钱为偶像，崇尚奢靡的生活，迷恋官商结合，放纵人性之恶，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指望这样一群有奶就是娘，对公共问题麻木不仁的人群去建构这个国家的市场秩序和创新秩序，林毅夫们有理由不信任。

所以，当我们把问题的辨析推进到这一步，人们所讨论的，就不再是一个常识层面的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先于经济学的伦理学观念秩序问题。

实话实说，国内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通常都对伦理学的意义不屑一顾，他们对斯密的《国富论》顶礼膜拜，但对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阅读，却是几十年不得要领。他们推崇的是安兰德（Ayn Rand）放大了人的理性自负的自由主义，鄙薄的是康德有上帝绝对命令参与的自由主义。

必须再次强调，这不是经济学的常识问题，而是先验给定的人性观念命题。中国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缺席，不是一百年，二百年，而是三千年。林张之争，看似是思想争鸣，其实从长久来看，不过是一出学术相声，两种失败人生。

编按：本文最早以“林毅夫与张维迎：一出学术相声，两种失败人生”为题，刊发在作者微信公共平台“苏小和商业评论”，经作者授权，由《端传媒》转载。

（苏小和，大陆独立学者，著有《百年经济史笔记》《小雅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