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今年五月以來，輔大性平事件掀起廣大爭議。本文作者在六月刊出《輔大性侵案，台灣性平史的指標事件》後，深感台灣各界對「如何面對性侵」存在巨大歧見，便開始構思，撰文疏理司法、性平體制、與體制外途徑的各自侷限。輔大事件延燒至今，演變成不同立場的相互咎責。如果這輪爭議能促使台灣社會去思索，我們究竟該如何面對性侵，或許是讓這起事件留下積極意義的唯一出路。

本文全長近兩萬字，文分五段，將分成三篇刊出。第一篇先刊出文章12節，分別討論「受害敘事」與其「翻轉」的倡議，並回顧司法體系在應對性侵案的觀念變遷，以為全文基礎。第二篇將刊出文章 3 4 節，近一步對照體制內的性平制度，以及體制外其他作法，各自的必要與侷限。第三篇刊出文章第 5節，將則盤點如性的特殊化、保守化、與國家角色這三個尚未解決的問題。

三、性平體制的必要和限制

性平法的背景初衷

在台灣，如果性騷擾或性侵事件發生在校園，那除了司法管道，還適用於教育系統中的「性平體制」。校園性平制度的法源是於2004年正式施行的《性別平等教育法》，其著眼於過去許多，因性別氣質和性傾向而發生的校園霸凌、自殺等事件，希望從根本著手，以「教育」和「救濟」雙管齊下，以求塑造多元友善的的校園環境，改變校園內弱勢女性和性少數的處境。

2000年，屏東高樹國中學生葉永鋕下課前提前去上廁所，被發現倒臥血泊中，送醫不治。此事在記錄片導演陳俊志、台權會顧立雄律師的追查下，才廣泛引起社會，特別是教育界重視。平權與婦運團體認為，葉永鋕長期因性別氣質遭霸凌，害怕等到下課才上廁所會遭到欺凌，才會提前獨自去上廁所──而這正是意外發生後，錯過送醫第一時間的關鍵。這股社會集體的悲傷，終使躺在立法院多年的《性別平等教育法》重見天日，成為法律。

在性平體制建立以前，無數的葉永鋕們，因為氣質或性傾向，在不友善的校園裡熬著，有些幸運撐過來了，有些則來不及長大就折了翼。還有許多職員、學生，經歷過校內的騷擾、侵害，也常感到求助無門。

例如1994年師大國文系女學生控訴教授性侵，卻遭到該系學生連署要求受害女同學退學，譴責她破壞系上名譽、不尊師重道；校方則聲稱女學生是「師生戀、又做援交」，要求她退學。時任立委的葉菊蘭等人對教育部質詢，加上婦女團體與眾多女性學者，包括何春蕤、夏林清等在內，連署投書後，師大校方僅讓該教授自行辭職離校。之後，教授妻子對女學生以防礙家庭跟通姦罪提告，女學生被判有罪，判罰五十萬元；教授則全身而退。

倘若同樣的事發生在十多年後，光以教授承認「確實有發生性關係」這點，至少性平體制能以「利用權勢」、「不當使用權力」等緣由做出處份，並將該教授移送教評會。校方依性平法也有責任自我約束，以保護學生就學權為先，制止國文系師生一味以「維護校譽」為由，霸凌女學生。

在針貶性平制度的缺失前，不該忘記它誕生的背景與初衷。所有對平權的努力，最根本的還是要靠教育對人心的改變；制度、立法，的確都無法消除歧視和不友善。但不可否認的是，制度本身能提供弱勢者最低生存和安全所需；即使形式大於實質，至少也有救生圈的功能──迫使加害者怯步、讓受害者不至完全求助無門。性平體制並不完美，但回到原點，它那一代參與性別運動的知識份子，透過立法來調整、修正社會結構的嘗試。

性平體制的漏洞侷限

雖說《性別平等教育法》立意良善，但上路十二年來，確實在「教育」和「救濟」兩個層面都面對不少困境。以目前的性平法，頂多能針對制止和處罰歧視性的行為或與授課內容，做出制止和處罰，卻無法在義務教育期間確實完成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多元性別氣質和性傾向的教育目標。雖然教育部明訂有課綱，但規定授課時數每學期僅四小時，也未以實質規範確保授課內容的多元，造成有些具宗教背景的團體向學校承包課程後，混入自身信仰觀。

性平教育的兩大阻力：一是以升學為主的學校體制，以致「不考試的都不會受重視」 ，不僅授課時數很有限，過去還常會被挪做其它「正課」之用；二是保守宗教團體利用家長和教友教職員，從內部進行干涉。2011年的真愛聯盟事件，就是由台灣教會界強力動員，以移花接木的手法，將教師手冊的補充內容當作教材，製作各種文宣恐嚇家長、引起社會恐慌。

2013年，台灣各教會發起跨教派集結，所有主流教會都有不少成員走上街頭，參與「守護幸福家庭行動聯盟」（簡稱護家盟）的遊行，隨後更以此為基礎成立政黨「信心希望聯盟」，以「守護家庭、維護二元性別價值」為職志，並與其隨附團體，不斷深耕學校家長會以及教職員網絡。這群宗教保守派人士，只要一知道哪間學校安排了「多元性別」的課程，就透過民代施壓、動員教友打電話癱瘓學校線路。也有由教會資金成立、訓練教友擔任師資的〈彩虹媽媽〉等團體，靠「生命教育」、「品格教育」（註5）等名目，成功進入不少校園，繼續提供各種二元化、符合傳統刻板價值的性別教育。

在「救濟」方面，過去性平法剛實施時，曾被譏為「沒有牙齒的紙老虎」──因為有法條，卻沒有相應罰則，校方負責人員可以相應不理。後來修法時為改善此情況，才加重了相關罰則，也強制教育人員必須定期進修、提升性別意識。此舉的確改善校園性平事件的處理，不易再有「吃案」情形發生。

修法後的現行制度針對性平事件的處置細節，有了更詳盡的指示，明確要求性平會在一定時限內選定調查小組，成員需涵蓋外部專業人士以求中立公正；於此同時，校方也有義務提供被害人各種心理諮商、法律諮詢與課業上的協助。此外，現制也極重視被害人隱私和相關工作記錄，嚴格規定不得外流（註6）。

然而，在這次在輔大事件中，我們發現這個系統並不真的那樣「有效」，上述規定幾乎都被打破了。這突顯的是不論我們對這套制度的看法如何，它都有被重新檢修的必要。只是在民氣正炙之際，如何避免只針對個案投射反應，而能把眼光拉遠，全面性檢討制度實施至今的問題？

此外，罰則雖然顯著提升了性平事件的呈報數字，但在處置和教育成效上，卻很難說有呈正比的影響。尤其近年來，「嚴重性平事件」將影響學校評鑑，對大學而言也就關乎學費能否調整，和教育部補助款的比例。這些龐大的現實利益，讓學校有了「依法呈報」，但想辦法使其不致構成「嚴重性平事件」的誘因結構。

雖然性平法規定調查必須納入校外公正人士及性別比例等細節，但學術圈畢竟是個封閉的小社會，若被指控者是教職員，有多少人願意得罪同儕跟整個圈子，做出公正裁決？

當個案的當事人選擇走上性平體制那一刻起，即使校內掌權者不能插手調查結果，卻仍有各種團體相處的「眉角」，可以讓當事人因流言、排擠等等，陷入孤立無援。許多人成長過程裡，都見識過由師長帶頭的霸凌──不論是為了拉高班級平均成績而創造的榮譽感，還是以集體力量排擠參與異議性社團、膽敢跟學校抗爭的同學。同樣的場景，當然也可能發生在性侵害或騷擾事件的雙方當事人身上。

制度邏輯下，教育理想的妥協？

過去制定的相關罰則，也在實務上造成許多新問題。目前在教育現場的現實是，所有事件，包括拉肩帶、阿魯巴等，都可以呈報為霸凌或性平，也成為中小學教師與相關人員「擺脫教育責任」的巧門之一；若說學校輔導系統真能容納、消化這些呈報的案件也就罷了，但往往只是登記在案，卻沒有人力去輔導。這樣的呈報，很可能淪為教師保護自己的工具，畢竟登記在案後，若再「出事」，教師不容易再受額外處罰。

對於許多第一線教師而言，「不知道怎麼教」的個案，還有很多兩小無猜類型的性接觸，若逐一介入處置，將帶來巨大的心力負擔；加上又有連帶罰則，人很自然會選擇「依法行政」而放棄教育責任。反正讓雙方家長去吵、讓他們決定去循司法解決，一切就不再是學校的責任。

相關規定也減低了教師視個案情況彈性處理的意願跟空間。有些孩子的行為是為引起注意，有的需要的可能只是一段時間的陪伴，找出校園或家庭生活中的影響因素，很多暴力和侵犯行為也就跟著消失了。然而在現行體制中，這等於要求有心為教育多做一點的教師，冒著違法、被檢舉的風險。

不可否認的，這些規定也扁平化了所有可能出於自願的性探索。成長時期中，這樣的探索對於個人學習性互動、理解自身性向、以健康視角認知情慾，有著無法取代的重要性。但在現下的刑法條文下，16歲以下的親密行為，不論是否違反意願，都算是性侵或猥褻，教師或學校輔導人員只能選擇「不知道」、「不處理」，否則只有強制通報、進入司法流程一途。

制度有其必要性，制度的初衷是為防止任何人被錯待、並能在傷害發生時發揮救濟功能。而教育要面對的現實也是：不是每次彈性處理的嘗試都能成功。有太多因素影響著學生輔導是否能達成目標，而過程中，對其他仍暴露在霸凌威脅或性傷害風險的學生來說，承受諸多不安，也不盡公平。現實上也無人可以保證萬無一失，當因材施教的努力，對上制度對風險的防堵，孰重孰輕？這多重困境每天在校園裡上演，讓抱著教育熱情的教師們掙扎。

我們很難苛責一線教師以通報作為簡化負擔的選擇，畢竟他們承擔著超量的行政工作、還要耗費巨大心力在備課、教學評鑑、與各種怪獸家長周旋。若想解決這個困境，需要被檢討的，不會僅僅是性平體制。

和司法相比，性平體制的優勢是不受刑事偵審進度影響，能快速對校園內侵害、騷擾和霸凌事件做出反應，保護受害者、提供扶助，助其回歸校園，並在其他人有受害疑慮時，先隔離加害嫌疑人。作為試圖修正社會結構性質的立法，性平體制不可否認是更以受害者為中心的法律，也被期待能提供多一些司法上無法給予的正義和補償。

近期因輔大事件造成的社會爭議，性平法及相關細則可能有再度有調整的契機。修法討論中，如何能納入更多教育現場面對的多重難題的經驗，如何能顧及人性卻不讓制度失去功能，如何更落實教育的初衷、甚至不放棄對加害人的教育，都有賴關心相關議題者集思廣義、貢獻經驗和心力。

四、體制外管道的必要與危險

體制接不住的，需民間補位

性侵事件對當事人造成的影響是深遠、巨大的，甚至對其所屬的社群也是。修補這個傷害，需要非常多資源的投入。司法跟性平制度涵蓋的範圍都很有限，也無法陪伴當事人日後的生活重建，勢必需要平行於體制的各種團體、組織和工作坊，來承接制度無法做到的事，並幫助無法從制度尋求正義的人們，有重回社會、再站起來的力量。

健康的民主社會裡，國家體制應該只佔人民生活的一小部份，不該、也不可能提供所有解決問題的方法。法律必須以無知之幕為原則，避免以受害者觀點出發，影響刑事偵察與審判的公平性。但是教育輔導、諮商治療、培力或賦權的努力，都是以當事人為中心的，不論當事人的位置是加害者還是被害人。

國家制度的網子接不住的，應由民間力量承擔。我們必須容許體制外的嘗試，同時，接受他們也有犯錯的可能。如果沒有容錯的空間，所有體制外的嘗試都會沒人敢做，我們也不可能擁有健全的公民社會。

然而，目前社會對於「體制外嘗試」的容錯程度很低，社會還需要時間去成長，去習慣一個不該包山包海的國家，才是正常狀態。社會容錯程度低，也因為過去有太多體制外導致無從監督、成為黑機關或威權統治者白手套的例子。前段時間在台灣引起熱議的紅十字會、國民黨在各領域的黨產，甚至慈濟財報「過於簡單」之譏，引發民眾的不信任感，都屬此類。

任何平行於體制的嘗試，要建立公眾信任，格外需要自律跟自覺，也需要與不同領域、視角的人形成團隊、彼此提醒，才能夠在該停下的時候停下、該承認失敗時退場，交給其它人接手。這世上沒有一種助人的流派或信念，是要讓傷者永遠停留在無能狀態的；要相信，不只你們在為傷者努力，你的放手，能讓當事人在其它專業者的陪伴下，終有一天找到力量，走現在的他走不了的這一步。

當某些嘗試失敗時，其它人也不該嘲笑「看看你、你那套沒用吧」。要知道，這樣的失敗可能會影響所有體制外努力，同樣也會影響到每個在體制內試著爭取一點彈性的人。所有的努力，都應以當事人的需求為中心，而非為證成誰的方法論、誰的流派較有效。

在制度和法律改革時，體制外的意見更不應缺席。近年來，有不少熱心、願意改變的公務員願意搭橋，與民間團體交換意見。以台北市為例，市府每年會定期邀請性別團體與各局處座談，討論市政性別措施是否合理、何處有缺失待改進。而行政院下各部會及立法機關，也會在修法前舉辦座談會、公聽會，即使有些場合只是行禮如儀，但只要能爭取發言，還是有機會影響政策法案。

大部份選擇在體制外的倡議者和工作者，對國家制度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防，甚至是疑慮。然而，除非全然擁護無政府主義，否則我們只是不同程度的自由主義者。越反對國家體制對個人的箝制，其實越該爭取參與制度制定和修改的機會，逼使國家後退，推進人權邊界，和人性所需的彈性與空間。

要達成最小管制的目標，仍必須高度仰賴現代社會契約和憲法所提供的架構，才能避免政府權力過度擴張。換句話說，至少得肯認上述國家的最小功能，才可能長久維繫私人領域的高度自由。改變制度，不是只有選擇當「勇於違法的英雄」這一條路，事前參與、預防，也可以避免讓制度成為壓迫，製造很多不必要的痛苦。

體制外培力的權力與倫理

走體制外的路，除了高度自律、時時省察自己的角色位置，另一個考驗是：如何進入個案的處境和脈絡，又如何拿捏距離。不夠靠近，難以體貼個案的生命情境，但太靠近，又可能太過同理所有行為跟心理狀態；如何避免「存在即合理」，並成功區分結構成因和可以努力改進的路徑，這是所有培力者、倡議者時時面對的難題。

再者，體制外的努力，難有明確監督究責，甚至可能產生如幫派般的團體動力，形塑出新的壓迫。因此，這些嘗試面對的最大考驗，還不是政府法規或社會信任，而是人性。特別對性侵事件中的當事人或關係人而言，任何陪伴都是一種「介入」，都有可能重新形塑當事人對事件的認知，即便陪伴者是無意識的。因此，所有介入都有必須面對倫理問題，和不同程度的權力交織，必須警惕自身不可濫用權力、濫用當事人的信任，強迫對方接受我們的框架或性倫理。換句話說，好的陪伴/培力，是讓人長成自己適合的、需要的樣子，而不是進入施作者刻好的模子。

舉例來說，在諮商領域，案主與諮商師都抽離了社會角色，讓案主安心，也讓諮商師得以抽離、客觀。然而，也有學派不贊成這種方式，認為對人的培力、賦權，無法在真空處境下發生───特別是對那些需要翻轉人際間權力關係的弱勢者，格外需要在真實社會關係裡進行教學訓練。想要做這種實況實踐的人，格外需要自律和自我提醒。

好比在極端情境下的邊緣者，例如爭取合法工作權的性工作者、爭取就學權的愛滋感染者，培力也無可避免在「運動中」發生。這個情況下，培力者與當事人之間，會同時處於好幾重社會關係裡──既是受害人和協力者，也可能同時是朋友、是師生。這種現場情境中的培力，好處是相互能從對方身上學習，且貼近現況、隨需要做出應變。

但這需要培力施作者高度自律，才能避免將自己的議程或政治目的，轉嫁到當事人身上。特別是與倡議運動同步進行的培力，往往有時間壓力；施作者需要不斷確認當事人的狀態是不是還在「戰場」，也需要格外的敏銳，去分辨當事人是否準備好了、是否有展現出需要先處理自身痛苦和情緒的訊號，願意隨時停下腳步，免得讓「運動」、「培力」成了當事人新的創傷。

權力關係交織高度複雜性，即使在體制外的嘗試裡，也是不可能避免的，特別在師生關係和倡議運動這兩個場域，權力不是只有「對不對等」的單一樣態。隨著協助當事人的過程進行，權力的消長、流動、投射也是常態。好比雙方相遇時，即使講好了要關係對等，也設下各種權利義務清單及防火牆，但這份綜合性的社會關係，仍無法避免學生跟當事者以信任、甚至崇拜的態度，來尋求指引──即使師長或運動倡議者本人沒有操控意圖，雙方仍可能在期待無法契合後，發生新的衝突，產生斷裂、受傷。

這說明一件事：權力的不對等，無法單純從唯心的角度來消解。也就是說，這件事無法因為當事人相信彼此站在平等地位，相信自己在做的是教學相長、相互激勵（鬥爭）就能達成。只要在現實條件上，一方仍掌握著成績、升學、就業推薦，和能否繼續下去的運動資源時，資源與階產生的權力不對等，就是無法迴避的倫理問題。

而必須被約束、必須更提醒自己自律、自覺的，必定是在現實中握有更多資源的一方。

（待續 2/3）

（喬瑟芬，曾任職媒體、出版業與表演藝術行政，長期關注性別與文化議題）

註5：1990年代台灣青少年自殺率迅速攀升，普遍認為課業與人際壓力是主因。教育部開始籌備、試辦《生命教育》計劃，引進民間團體進入校園，協助教育學子珍惜生命、找到人生的意義和方向，後又擴增了《品格教育》計劃。當時有不少基督教會苦於過去無法進入校園，眼見機不可失，紛紛成立相關的基金會、協會等組織，承接各校委外的《生命教育》和《品格教育》課程，佛教團體也隨之跟上腳步。近年，《生命教育》更成了大專院校顯學，爭相成立「生命教育中心」，但背後都是不同宗教勢力的運作。

註6 ：請參閱《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四章第20~27條，《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四章第9~33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