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今年五月以来，辅大性平事件掀起广大争议。本文作者在六月刊出《辅大性侵案，台湾性平史的指标事件》后，深感台湾各界对“如何面对性侵”存在巨大歧见，便开始构思，撰文疏理司法、性平体制、与体制外途径的各自局限。辅大事件延烧至今，演变成不同立场的相互咎责。如果这轮争议能促使台湾社会去思索，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性侵，或许是让这起事件留下积极意义的唯一出路。

本文全长近两万字，文分五段，将分成三篇刊出。第一篇先刊出文章12节，分别讨论“受害叙事”与其“翻转”的倡议，并回顾司法体系在应对性侵案的观念变迁，以为全文基础。第二篇将刊出文章 3 4 节，近一步对照体制内的性平制度，以及体制外其他作法，各自的必要与局限。第三篇刊出文章第 5节，将则盘点如性的特殊化、保守化、与国家角色这三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三、性平体制的必要和限制

性平法的背景初衷

在台湾，如果性骚扰或性侵事件发生在校园，那除了司法管道，还适用于教育系统中的“性平体制”。校园性平制度的法源是于2004年正式施行的《性别平等教育法》，其著眼于过去许多，因性别气质和性倾向而发生的校园霸凌、自杀等事件，希望从根本著手，以“教育”和“救济”双管齐下，以求塑造多元友善的的校园环境，改变校园内弱势女性和性少数的处境。

2000年，屏东高树国中学生叶永鋕下课前提前去上厕所，被发现倒卧血泊中，送医不治。此事在记录片导演陈俊志、台权会顾立雄律师的追查下，才广泛引起社会，特别是教育界重视。平权与妇运团体认为，叶永鋕长期因性别气质遭霸凌，害怕等到下课才上厕所会遭到欺凌，才会提前独自去上厕所──而这正是意外发生后，错过送医第一时间的关键。这股社会集体的悲伤，终使躺在立法院多年的《性别平等教育法》重见天日，成为法律。

在性平体制建立以前，无数的叶永鋕们，因为气质或性倾向，在不友善的校园里熬著，有些幸运撑过来了，有些则来不及长大就折了翼。还有许多职员、学生，经历过校内的骚扰、侵害，也常感到求助无门。

例如1994年师大国文系女学生控诉教授性侵，却遭到该系学生连署要求受害女同学退学，谴责她破坏系上名誉、不尊师重道；校方则声称女学生是“师生恋、又做援交”，要求她退学。时任立委的叶菊兰等人对教育部质询，加上妇女团体与众多女性学者，包括何春蕤、夏林清等在内，连署投书后，师大校方仅让该教授自行辞职离校。之后，教授妻子对女学生以防碍家庭跟通奸罪提告，女学生被判有罪，判罚五十万元；教授则全身而退。

倘若同样的事发生在十多年后，光以教授承认“确实有发生性关系”这点，至少性平体制能以“利用权势”、“不当使用权力”等缘由做出处份，并将该教授移送教评会。校方依性平法也有责任自我约束，以保护学生就学权为先，制止国文系师生一味以“维护校誉”为由，霸凌女学生。

在针贬性平制度的缺失前，不该忘记它诞生的背景与初衷。所有对平权的努力，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教育对人心的改变；制度、立法，的确都无法消除歧视和不友善。但不可否认的是，制度本身能提供弱势者最低生存和安全所需；即使形式大于实质，至少也有救生圈的功能──迫使加害者怯步、让受害者不至完全求助无门。性平体制并不完美，但回到原点，它那一代参与性别运动的知识份子，透过立法来调整、修正社会结构的尝试。

性平体制的漏洞局限

虽说《性别平等教育法》立意良善，但上路十二年来，确实在“教育”和“救济”两个层面都面对不少困境。以目前的性平法，顶多能针对制止和处罚歧视性的行为或与授课内容，做出制止和处罚，却无法在义务教育期间确实完成尊重他人身体自主权、多元性别气质和性倾向的教育目标。虽然教育部明订有课纲，但规定授课时数每学期仅四小时，也未以实质规范确保授课内容的多元，造成有些具宗教背景的团体向学校承包课程后，混入自身信仰观。

性平教育的两大阻力：一是以升学为主的学校体制，以致“不考试的都不会受重视” ，不仅授课时数很有限，过去还常会被挪做其它“正课”之用；二是保守宗教团体利用家长和教友教职员，从内部进行干涉。2011年的真爱联盟事件，就是由台湾教会界强力动员，以移花接木的手法，将教师手册的补充内容当作教材，制作各种文宣恐吓家长、引起社会恐慌。

2013年，台湾各教会发起跨教派集结，所有主流教会都有不少成员走上街头，参与“守护幸福家庭行动联盟”（简称护家盟）的游行，随后更以此为基础成立政党“信心希望联盟”，以“守护家庭、维护二元性别价值”为职志，并与其随附团体，不断深耕学校家长会以及教职员网络。这群宗教保守派人士，只要一知道哪间学校安排了“多元性别”的课程，就透过民代施压、动员教友打电话瘫痪学校线路。也有由教会资金成立、训练教友担任师资的〈彩虹妈妈〉等团体，靠“生命教育”、“品格教育”（注5）等名目，成功进入不少校园，继续提供各种二元化、符合传统刻板价值的性别教育。

在“救济”方面，过去性平法刚实施时，曾被讥为“没有牙齿的纸老虎”──因为有法条，却没有相应罚则，校方负责人员可以相应不理。后来修法时为改善此情况，才加重了相关罚则，也强制教育人员必须定期进修、提升性别意识。此举的确改善校园性平事件的处理，不易再有“吃案”情形发生。

修法后的现行制度针对性平事件的处置细节，有了更详尽的指示，明确要求性平会在一定时限内选定调查小组，成员需涵盖外部专业人士以求中立公正；于此同时，校方也有义务提供被害人各种心理咨商、法律咨询与课业上的协助。此外，现制也极重视被害人隐私和相关工作记录，严格规定不得外流（注6）。

然而，在这次在辅大事件中，我们发现这个系统并不真的那样“有效”，上述规定几乎都被打破了。这突显的是不论我们对这套制度的看法如何，它都有被重新检修的必要。只是在民气正炙之际，如何避免只针对个案投射反应，而能把眼光拉远，全面性检讨制度实施至今的问题？

此外，罚则虽然显著提升了性平事件的呈报数字，但在处置和教育成效上，却很难说有呈正比的影响。尤其近年来，“严重性平事件”将影响学校评鉴，对大学而言也就关乎学费能否调整，和教育部补助款的比例。这些庞大的现实利益，让学校有了“依法呈报”，但想办法使其不致构成“严重性平事件”的诱因结构。

虽然性平法规定调查必须纳入校外公正人士及性别比例等细节，但学术圈毕竟是个封闭的小社会，若被指控者是教职员，有多少人愿意得罪同侪跟整个圈子，做出公正裁决？

当个案的当事人选择走上性平体制那一刻起，即使校内掌权者不能插手调查结果，却仍有各种团体相处的“眉角”，可以让当事人因流言、排挤等等，陷入孤立无援。许多人成长过程里，都见识过由师长带头的霸凌──不论是为了拉高班级平均成绩而创造的荣誉感，还是以集体力量排挤参与异议性社团、胆敢跟学校抗争的同学。同样的场景，当然也可能发生在性侵害或骚扰事件的双方当事人身上。

制度逻辑下，教育理想的妥协？

过去制定的相关罚则，也在实务上造成许多新问题。目前在教育现场的现实是，所有事件，包括拉肩带、阿鲁巴等，都可以呈报为霸凌或性平，也成为中小学教师与相关人员“摆脱教育责任”的巧门之一；若说学校辅导系统真能容纳、消化这些呈报的案件也就罢了，但往往只是登记在案，却没有人力去辅导。这样的呈报，很可能沦为教师保护自己的工具，毕竟登记在案后，若再“出事”，教师不容易再受额外处罚。

对于许多第一线教师而言，“不知道怎么教”的个案，还有很多两小无猜类型的性接触，若逐一介入处置，将带来巨大的心力负担；加上又有连带罚则，人很自然会选择“依法行政”而放弃教育责任。反正让双方家长去吵、让他们决定去循司法解决，一切就不再是学校的责任。

相关规定也减低了教师视个案情况弹性处理的意愿跟空间。有些孩子的行为是为引起注意，有的需要的可能只是一段时间的陪伴，找出校园或家庭生活中的影响因素，很多暴力和侵犯行为也就跟著消失了。然而在现行体制中，这等于要求有心为教育多做一点的教师，冒著违法、被检举的风险。

不可否认的，这些规定也扁平化了所有可能出于自愿的性探索。成长时期中，这样的探索对于个人学习性互动、理解自身性向、以健康视角认知情欲，有著无法取代的重要性。但在现下的刑法条文下，16岁以下的亲密行为，不论是否违反意愿，都算是性侵或猥亵，教师或学校辅导人员只能选择“不知道”、“不处理”，否则只有强制通报、进入司法流程一途。

制度有其必要性，制度的初衷是为防止任何人被错待、并能在伤害发生时发挥救济功能。而教育要面对的现实也是：不是每次弹性处理的尝试都能成功。有太多因素影响著学生辅导是否能达成目标，而过程中，对其他仍暴露在霸凌威胁或性伤害风险的学生来说，承受诸多不安，也不尽公平。现实上也无人可以保证万无一失，当因材施教的努力，对上制度对风险的防堵，孰重孰轻？这多重困境每天在校园里上演，让抱著教育热情的教师们挣扎。

我们很难苛责一线教师以通报作为简化负担的选择，毕竟他们承担著超量的行政工作、还要耗费巨大心力在备课、教学评鉴、与各种怪兽家长周旋。若想解决这个困境，需要被检讨的，不会仅仅是性平体制。

和司法相比，性平体制的优势是不受刑事侦审进度影响，能快速对校园内侵害、骚扰和霸凌事件做出反应，保护受害者、提供扶助，助其回归校园，并在其他人有受害疑虑时，先隔离加害嫌疑人。作为试图修正社会结构性质的立法，性平体制不可否认是更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法律，也被期待能提供多一些司法上无法给予的正义和补偿。

近期因辅大事件造成的社会争议，性平法及相关细则可能有再度有调整的契机。修法讨论中，如何能纳入更多教育现场面对的多重难题的经验，如何能顾及人性却不让制度失去功能，如何更落实教育的初衷、甚至不放弃对加害人的教育，都有赖关心相关议题者集思广义、贡献经验和心力。

四、体制外管道的必要与危险

体制接不住的，需民间补位

性侵事件对当事人造成的影响是深远、巨大的，甚至对其所属的社群也是。修补这个伤害，需要非常多资源的投入。司法跟性平制度涵盖的范围都很有限，也无法陪伴当事人日后的生活重建，势必需要平行于体制的各种团体、组织和工作坊，来承接制度无法做到的事，并帮助无法从制度寻求正义的人们，有重回社会、再站起来的力量。

健康的民主社会里，国家体制应该只占人民生活的一小部份，不该、也不可能提供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法律必须以无知之幕为原则，避免以受害者观点出发，影响刑事侦察与审判的公平性。但是教育辅导、咨商治疗、培力或赋权的努力，都是以当事人为中心的，不论当事人的位置是加害者还是被害人。

国家制度的网子接不住的，应由民间力量承担。我们必须容许体制外的尝试，同时，接受他们也有犯错的可能。如果没有容错的空间，所有体制外的尝试都会没人敢做，我们也不可能拥有健全的公民社会。

然而，目前社会对于“体制外尝试”的容错程度很低，社会还需要时间去成长，去习惯一个不该包山包海的国家，才是正常状态。社会容错程度低，也因为过去有太多体制外导致无从监督、成为黑机关或威权统治者白手套的例子。前段时间在台湾引起热议的红十字会、国民党在各领域的党产，甚至慈济财报“过于简单”之讥，引发民众的不信任感，都属此类。

任何平行于体制的尝试，要建立公众信任，格外需要自律跟自觉，也需要与不同领域、视角的人形成团队、彼此提醒，才能够在该停下的时候停下、该承认失败时退场，交给其它人接手。这世上没有一种助人的流派或信念，是要让伤者永远停留在无能状态的；要相信，不只你们在为伤者努力，你的放手，能让当事人在其它专业者的陪伴下，终有一天找到力量，走现在的他走不了的这一步。

当某些尝试失败时，其它人也不该嘲笑“看看你、你那套没用吧”。要知道，这样的失败可能会影响所有体制外努力，同样也会影响到每个在体制内试著争取一点弹性的人。所有的努力，都应以当事人的需求为中心，而非为证成谁的方法论、谁的流派较有效。

在制度和法律改革时，体制外的意见更不应缺席。近年来，有不少热心、愿意改变的公务员愿意搭桥，与民间团体交换意见。以台北市为例，市府每年会定期邀请性别团体与各局处座谈，讨论市政性别措施是否合理、何处有缺失待改进。而行政院下各部会及立法机关，也会在修法前举办座谈会、公听会，即使有些场合只是行礼如仪，但只要能争取发言，还是有机会影响政策法案。

大部份选择在体制外的倡议者和工作者，对国家制度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防，甚至是疑虑。然而，除非全然拥护无政府主义，否则我们只是不同程度的自由主义者。越反对国家体制对个人的箝制，其实越该争取参与制度制定和修改的机会，逼使国家后退，推进人权边界，和人性所需的弹性与空间。

要达成最小管制的目标，仍必须高度仰赖现代社会契约和宪法所提供的架构，才能避免政府权力过度扩张。换句话说，至少得肯认上述国家的最小功能，才可能长久维系私人领域的高度自由。改变制度，不是只有选择当“勇于违法的英雄”这一条路，事前参与、预防，也可以避免让制度成为压迫，制造很多不必要的痛苦。

体制外培力的权力与伦理

走体制外的路，除了高度自律、时时省察自己的角色位置，另一个考验是：如何进入个案的处境和脉络，又如何拿捏距离。不够靠近，难以体贴个案的生命情境，但太靠近，又可能太过同理所有行为跟心理状态；如何避免“存在即合理”，并成功区分结构成因和可以努力改进的路径，这是所有培力者、倡议者时时面对的难题。

再者，体制外的努力，难有明确监督究责，甚至可能产生如帮派般的团体动力，形塑出新的压迫。因此，这些尝试面对的最大考验，还不是政府法规或社会信任，而是人性。特别对性侵事件中的当事人或关系人而言，任何陪伴都是一种“介入”，都有可能重新形塑当事人对事件的认知，即便陪伴者是无意识的。因此，所有介入都有必须面对伦理问题，和不同程度的权力交织，必须警惕自身不可滥用权力、滥用当事人的信任，强迫对方接受我们的框架或性伦理。换句话说，好的陪伴/培力，是让人长成自己适合的、需要的样子，而不是进入施作者刻好的模子。

举例来说，在咨商领域，案主与咨商师都抽离了社会角色，让案主安心，也让咨商师得以抽离、客观。然而，也有学派不赞成这种方式，认为对人的培力、赋权，无法在真空处境下发生───特别是对那些需要翻转人际间权力关系的弱势者，格外需要在真实社会关系里进行教学训练。想要做这种实况实践的人，格外需要自律和自我提醒。

好比在极端情境下的边缘者，例如争取合法工作权的性工作者、争取就学权的爱滋感染者，培力也无可避免在“运动中”发生。这个情况下，培力者与当事人之间，会同时处于好几重社会关系里──既是受害人和协力者，也可能同时是朋友、是师生。这种现场情境中的培力，好处是相互能从对方身上学习，且贴近现况、随需要做出应变。

但这需要培力施作者高度自律，才能避免将自己的议程或政治目的，转嫁到当事人身上。特别是与倡议运动同步进行的培力，往往有时间压力；施作者需要不断确认当事人的状态是不是还在“战场”，也需要格外的敏锐，去分辨当事人是否准备好了、是否有展现出需要先处理自身痛苦和情绪的讯号，愿意随时停下脚步，免得让“运动”、“培力”成了当事人新的创伤。

权力关系交织高度复杂性，即使在体制外的尝试里，也是不可能避免的，特别在师生关系和倡议运动这两个场域，权力不是只有“对不对等”的单一样态。随著协助当事人的过程进行，权力的消长、流动、投射也是常态。好比双方相遇时，即使讲好了要关系对等，也设下各种权利义务清单及防火墙，但这份综合性的社会关系，仍无法避免学生跟当事者以信任、甚至崇拜的态度，来寻求指引──即使师长或运动倡议者本人没有操控意图，双方仍可能在期待无法契合后，发生新的冲突，产生断裂、受伤。

这说明一件事：权力的不对等，无法单纯从唯心的角度来消解。也就是说，这件事无法因为当事人相信彼此站在平等地位，相信自己在做的是教学相长、相互激励（斗争）就能达成。只要在现实条件上，一方仍掌握著成绩、升学、就业推荐，和能否继续下去的运动资源时，资源与阶产生的权力不对等，就是无法回避的伦理问题。

而必须被约束、必须更提醒自己自律、自觉的，必定是在现实中握有更多资源的一方。

（待续 2/3）

（乔瑟芬，曾任职媒体、出版业与表演艺术行政，长期关注性别与文化议题）

注5：1990年代台湾青少年自杀率迅速攀升，普遍认为课业与人际压力是主因。教育部开始筹备、试办《生命教育》计划，引进民间团体进入校园，协助教育学子珍惜生命、找到人生的意义和方向，后又扩增了《品格教育》计划。当时有不少基督教会苦于过去无法进入校园，眼见机不可失，纷纷成立相关的基金会、协会等组织，承接各校委外的《生命教育》和《品格教育》课程，佛教团体也随之跟上脚步。近年，《生命教育》更成了大专院校显学，争相成立“生命教育中心”，但背后都是不同宗教势力的运作。

注6 ：请参阅《性别平等教育法》第四章第20~27条，《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防治准则》第四章第9~33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