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周海燕：「盛世螻蟻」悲劇後，媒體能做什麼？

編按：2016年8月24日下午，生活在中國甘肅省康樂縣的28歲村民楊改蘭殺死了自己的四名子女之後自殺。料理完妻子與孩子的後事，丈夫李克英也服毒身亡，造成一出「滅門」慘劇。事件隨即在中國互聯網上發酵，並通過一篇評論文章「盛世中的螻蟻」掀起輿論漩渦。在圍繞這件慘案的種種討論中，我們能夠反思什麼？對中國農村處境，又能有怎樣的理解？《端傳媒》觀點版近日陸續刊載一系列評論文章，嘗試從各個角度關注「盛世螻蟻」爭議的公共意義。

2007年夏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短暫駐留。這期間，一起慘劇震驚全港：一位母親將一雙兒女捆綁手腳，自24樓一一推下，而後跳樓自殺。發生慘劇的家庭中，47歲的父親陳啟林罹患鼻咽癌，在醫院治療，兩個孩子一個12歲，一個9歲。親手將他們推出樓外的母親麥福娣，是領取失業綜援仍然生活艱難的內地來港移民，事發時36歲。報導認為，因貧病而致的巨大壓力，是讓麥福娣做出如此行動的原因。

隨之媒體進行的一系列調查發現，麥福娣的母親有精神病史，在懷着麥福娣期間，與前夫離婚，生下的麥福娣則跟隨繼父姓。麥的童年曾經遭受繼父虐待，後回到外婆家長大並與同村香港居民陳啟林結婚，生下兩個孩子後前往香港與陳定居，但生活貧苦，需要領綜援金度日。陳的患病，成為壓垮家庭的最後一根稻草。

以上這些信息，很容易讓人推導出：麥家的慘劇純屬家庭內部問題所致的偶發事件。但令我這個外來客印象深刻的是，當時的媒體報導，不僅僅只關注到此一家庭內部的特殊狀況，而是更多討論：類似天水圍這樣的新市鎮社區，如何能夠增加更多公共健康資源，如何增加更多社工服務，如何對面臨困境的家庭及時施以援手。媒體對現狀的調查、對政府的批評與建議、政府的自我檢討，都聚焦於公共議題而非麥家的個體，力求通過社區扶持和社會救助等公共產品，使麥福娣事件中透露出的天水圍「悲情城市」狀況有所改善。

以此來對比8月24日下午，最終導致一家六口人死亡的甘肅臨夏康樂縣楊改蘭殺子自殺事件，可以看到，中國大陸媒體對楊改蘭殺子的討論，經歷了從貧困問題轉向楊有無精神疾患的質證，而後再轉向楊家家庭糾紛，尤其是老人的「控制欲」問題。換言之，討論的焦點在於歸因：是制度問題？還是當事人的個人和家庭因素導致了這起極端事件？

這兩種不同的觀點，將討論導向兩極：一端是楊家應該為自身的悲劇負責，同時也暗示着外人（包括政府）的無能為力；另一端的論點則認為，長期貧窮和低保（政府提供的最低收入保障）資格被取消，是楊家發生慘劇的主因，從而將責任與政府的不作為相聯繫。於是毫不意外地，當地政府部門透露的信息，都着力於撇清自身責任，尤其是被視為導火索的「取消楊家低保資格」的責任。政府列出一系列精細計算的收入數字，試圖證明楊家不符低保申請標準。

已婚青年女性的自殺，很多時候出自無法獲得救助時的絕望。自殺本身並不是目的，而僅僅是她們的抗爭手段。外人眼裡「特別温柔」的楊改蘭，和以鐵斧錘殺四子而後餵灌毒藥以求必死的駭人行為，不可避免形成鮮明對比。楊改蘭本人是否存在潛在精神疾患這一疑問，成為議論紛紛的難解之謎。

但從目前披露的楊家狀況，可以看到，楊的行為無論是否因精神疾患發作所致，都和在艱難境況中贍養2位老人和撫養4個孩子帶來的巨大壓力密切相關。此外，村民反映，楊的家中老人有很強控制欲。如果情況屬實，「控制欲」恐怕也和無人養老送終的恐懼不無關係──老人要牢牢抓住楊改蘭夫婦這根唯一的救命稻草。

換言之，公共產品，如低保、養老、醫療、社區扶持乃至信息在鄉村的極度匱乏，是釀成這一家庭慘劇的重要原因。從這一點來看，楊改蘭的經濟狀況，雖然和香港領取綜援度日的新移民麥福娣不可同日而語，但無人伸出援手的絕望，才是楊改蘭、麥福娣們不堪重負最終崩潰的原因所在。

而目前媒體對家庭糾紛細節的討論，卻容易讓人忽視對公共政策的檢討，也忽略了由此基點出發，對相關信息的進一步調查和追問。也因此，採寫這一新聞可能轉向楊家的私領域，而非促進與公共利益相關聯的討論。從目前報導發展的走向來看，這種擔憂並非空穴來風。

在目前的報導中，尚未獲得可信調查質證的必要相關信息，包括以下幾點：

一、中央政府對康樂縣的轉移支付（財政補貼）總金額、使用方式如何？其中是否存在挪用、層層扣減等問題？

二、精準扶貧等一系列政策，如何判斷誰更貧困？更需要扶助？現有的村民評議的方式，是否存在利益衝突而致最需要扶助的家庭無法獲得幫助？具體到事發村落，究竟有哪些人獲得了低保，他們的生活水準相比起楊家如何？

三、在「低保」資格的認定中，人均純收入的認定是否合理？已經有多位網友指出，按照阿姑山村村主任的說法，楊家全年人均收入超過4000元，明顯高於2300元的標準。其中，李克英的打工收入按一年200個「工」計算，「至少2萬多元」，但實際上，打工農民在外時常面臨無工可做、拖欠工資等窘境，還需要支付沒有工作時的吃住費用，李克英真正能夠拿回家的收入，按照楊家的說法，不過六七千元而已。

此外，還有一系列相關公共議題需要追問。但遺憾的是，目前似乎還沒有足夠報導，進入到這些比推測楊家家庭糾紛更為重要的議題之中。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學者王春光，在一篇微信文章中說，僅僅是奶奶的強勢和抱怨，不至於讓楊改蘭走上絕路，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村內的社會排斥，與扶貧政策執行中的排斥相互疊加，產生了我們難以想象、體驗的壓力和絕望。

作為公共事業一部分的中國大眾媒體，理應履行自身議程設置的功能，調查極端事件中暴露出的問題，檢討救助制度鏈條的缺失，為改善政策設計和運作方案提供契機。由此看來，媒體對楊改蘭事件的報導中，與其着眼於事件歸因，不如討論如何及早辨識這類存在隱患的家庭，及時干預並通過公共政策的細緻設計和精細運作，給予他們有效的扶助。

（ 周海燕，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