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周海燕：“盛世蝼蚁”悲剧后，媒体能做什么？

编按：2016年8月24日下午，生活在中国甘肃省康乐县的28岁村民杨改兰杀死了自己的四名子女之后自杀。料理完妻子与孩子的后事，丈夫李克英也服毒身亡，造成一出“灭门”惨剧。事件随即在中国互联网上发酵，并通过一篇评论文章“盛世中的蝼蚁”掀起舆论漩涡。在围绕这件惨案的种种讨论中，我们能够反思什么？对中国农村处境，又能有怎样的理解？《端传媒》观点版近日陆续刊载一系列评论文章，尝试从各个角度关注“盛世蝼蚁”争议的公共意义。

2007年夏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短暂驻留。这期间，一起惨剧震惊全港：一位母亲将一双儿女捆绑手脚，自24楼一一推下，而后跳楼自杀。发生惨剧的家庭中，47岁的父亲陈启林罹患鼻咽癌，在医院治疗，两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9岁。亲手将他们推出楼外的母亲麦福娣，是领取失业综援仍然生活艰难的内地来港移民，事发时36岁。报导认为，因贫病而致的巨大压力，是让麦福娣做出如此行动的原因。

随之媒体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发现，麦福娣的母亲有精神病史，在怀着麦福娣期间，与前夫离婚，生下的麦福娣则跟随继父姓。麦的童年曾经遭受继父虐待，后回到外婆家长大并与同村香港居民陈启林结婚，生下两个孩子后前往香港与陈定居，但生活贫苦，需要领综援金度日。陈的患病，成为压垮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以上这些信息，很容易让人推导出：麦家的惨剧纯属家庭内部问题所致的偶发事件。但令我这个外来客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的媒体报导，不仅仅只关注到此一家庭内部的特殊状况，而是更多讨论：类似天水围这样的新市镇社区，如何能够增加更多公共健康资源，如何增加更多社工服务，如何对面临困境的家庭及时施以援手。媒体对现状的调查、对政府的批评与建议、政府的自我检讨，都聚焦于公共议题而非麦家的个体，力求通过社区扶持和社会救助等公共产品，使麦福娣事件中透露出的天水围“悲情城市”状况有所改善。

以此来对比8月24日下午，最终导致一家六口人死亡的甘肃临夏康乐县杨改兰杀子自杀事件，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媒体对杨改兰杀子的讨论，经历了从贫困问题转向杨有无精神疾患的质证，而后再转向杨家家庭纠纷，尤其是老人的“控制欲”问题。换言之，讨论的焦点在于归因：是制度问题？还是当事人的个人和家庭因素导致了这起极端事件？

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将讨论导向两极：一端是杨家应该为自身的悲剧负责，同时也暗示着外人（包括政府）的无能为力；另一端的论点则认为，长期贫穷和低保（政府提供的最低收入保障）资格被取消，是杨家发生惨剧的主因，从而将责任与政府的不作为相联系。于是毫不意外地，当地政府部门透露的信息，都着力于撇清自身责任，尤其是被视为导火索的“取消杨家低保资格”的责任。政府列出一系列精细计算的收入数字，试图证明杨家不符低保申请标准。

已婚青年女性的自杀，很多时候出自无法获得救助时的绝望。自杀本身并不是目的，而仅仅是她们的抗争手段。外人眼里“特别温柔”的杨改兰，和以铁斧锤杀四子而后喂灌毒药以求必死的骇人行为，不可避免形成鲜明对比。杨改兰本人是否存在潜在精神疾患这一疑问，成为议论纷纷的难解之谜。

但从目前披露的杨家状况，可以看到，杨的行为无论是否因精神疾患发作所致，都和在艰难境况中赡养2位老人和抚养4个孩子带来的巨大压力密切相关。此外，村民反映，杨的家中老人有很强控制欲。如果情况属实，“控制欲”恐怕也和无人养老送终的恐惧不无关系──老人要牢牢抓住杨改兰夫妇这根唯一的救命稻草。

换言之，公共产品，如低保、养老、医疗、社区扶持乃至信息在乡村的极度匮乏，是酿成这一家庭惨剧的重要原因。从这一点来看，杨改兰的经济状况，虽然和香港领取综援度日的新移民麦福娣不可同日而语，但无人伸出援手的绝望，才是杨改兰、麦福娣们不堪重负最终崩溃的原因所在。

而目前媒体对家庭纠纷细节的讨论，却容易让人忽视对公共政策的检讨，也忽略了由此基点出发，对相关信息的进一步调查和追问。也因此，采写这一新闻可能转向杨家的私领域，而非促进与公共利益相关联的讨论。从目前报导发展的走向来看，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在目前的报导中，尚未获得可信调查质证的必要相关信息，包括以下几点：

一、中央政府对康乐县的转移支付（财政补贴）总金额、使用方式如何？其中是否存在挪用、层层扣减等问题？

二、精准扶贫等一系列政策，如何判断谁更贫困？更需要扶助？现有的村民评议的方式，是否存在利益冲突而致最需要扶助的家庭无法获得帮助？具体到事发村落，究竟有哪些人获得了低保，他们的生活水准相比起杨家如何？

三、在“低保”资格的认定中，人均纯收入的认定是否合理？已经有多位网友指出，按照阿姑山村村主任的说法，杨家全年人均收入超过4000元，明显高于2300元的标准。其中，李克英的打工收入按一年200个“工”计算，“至少2万多元”，但实际上，打工农民在外时常面临无工可做、拖欠工资等窘境，还需要支付没有工作时的吃住费用，李克英真正能够拿回家的收入，按照杨家的说法，不过六七千元而已。

此外，还有一系列相关公共议题需要追问。但遗憾的是，目前似乎还没有足够报导，进入到这些比推测杨家家庭纠纷更为重要的议题之中。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学者王春光，在一篇微信文章中说，仅仅是奶奶的强势和抱怨，不至于让杨改兰走上绝路，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村内的社会排斥，与扶贫政策执行中的排斥相互叠加，产生了我们难以想象、体验的压力和绝望。

作为公共事业一部分的中国大众媒体，理应履行自身议程设置的功能，调查极端事件中暴露出的问题，检讨救助制度链条的缺失，为改善政策设计和运作方案提供契机。由此看来，媒体对杨改兰事件的报导中，与其着眼于事件归因，不如讨论如何及早辨识这类存在隐患的家庭，及时干预并通过公共政策的细致设计和精细运作，给予他们有效的扶助。

（ 周海燕，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