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廖偉棠：扶貧何以無用？螻蟻偷生的意義

甘肅農婦楊改蘭殺子女並自殺半個月之後，一篇《盛世中的螻蟻》刷爆了中國各階層的朋友圈，然而它的第一句是這樣的：「看到楊改蘭的事件時，格隆真實感受到一種無法呼吸的窒息，胃部陣陣痙攣絞痛，隨後淚水不由自主溢滿眼眶。」主語不是楊改蘭，而是作者「格隆」。

寫作者的本能，讓我警惕一切以作者名，代替第一人稱「我」來進行的敘述。這敘述明明是非常主觀的敘述，用自己的名字稱呼自己是一種非常矯情的表白體，在私人領域使用尚可理解為賣萌，在公共領域使用，則意味著他擺好要鼓動和煽情的架勢。

更難以理喻的是，「格隆」並非一個個體作者，行內人都知道那是一個寫作團體。既然這樣，那「真實」感受到的窒息、絞痛和淚水，是怎樣在團體中分配的呢？在文章一開頭就如此，接下來的論述還有幾分可信的？這裡的淚水注定是媚俗的淚水，它不是被楊改蘭一家的命運打動了，而是被它自己觀看楊改蘭一家命運悲天憫人的姿態打動了。

「螻蟻」是命定的嗎？

不過，這篇文章也許還有一點好處，是終於釋放了幾天前內地公眾被楊改蘭事件震撼的無語狀態，讓大家進入熱烈的討論氛圍。只有開放討論，才能讓我們的思維避免局限於，文章最後所給出的「不外乎兩條」的解決方法：

「一、改造社會階層流動與晉陞、資源佔有慾處理、財富創造與分配的機制，壓縮頂層，推動底層向中層演進，最終將我們的金字塔社會結構，改造成紡錘形社會結構；

二、默認並接受底層『弱勢群體』的現狀無可更改，繼續固化社會結構，但對弱勢群體輸血，在福利上對他們大力度定向傾斜。」

「格隆」說第一點不可行，卻沒有解釋原因。其宣稱第二點可行，但據我們對現實的了解，第二點的難度實際上並不比第一點更少。格隆選擇第二點，或許是因為後者更便於煽情。

「螻蟻」是命定的嗎？在我們認可「盛世」與「螻蟻」的二元對立關係時，無意就接受了螻蟻的不可更改。俗語說螻蟻尚且偷生，如果我們用這句話去責備楊改蘭，無疑是輕易甚至無情的，因為我們沒有告訴她偷生之後，還能幹什麼。

外婆被搶的蕃薯

類似楊改蘭的絕境，今年我外婆去世的時候，聽我母親描述過。大概在1957、58年的時候，母親一家生活在粵西農村，以外公的小學教員工資為生。反右運動開始，外公因為在49年前接受過民國的師範教育，被任教的學校作為第一個右派推出，狠狠批鬥、監視、停薪。

母親一家陷入困境，她8歲、我舅舅3歲，依靠外婆一人去「義務勞動」維生——為什麼是義務呢？外婆幹完一天的苦力（比如建水庫）後是不配得到報酬的，因為她是「地主子女成分」，接受她參與勞動，已經是對她的恩賜，她只能看監工幹部的心情，從工地上帶回一點別人不吃的剩食回家。

有一天，她的所得只有幾根小番薯，完工後回到自己村子天已漆黑，村口突然竄出幾個少年把她緊抱懷中的番薯搶走。外婆既沒有氣力也沒有勇氣去追這幾個少年，回到家徒四壁的茅屋，一家人已經一天沒有食物，母親的童年記憶中，那是外婆第一次當著孩子們失聲痛哭。

不到30歲的外婆和外公說：我實在忍耐不下去了，我們一起死吧。

絕境中的相濡以沫

是什麼讓外婆沒有選擇楊改蘭的命運？幸好我外公是一個心智清明的農村知識分子，他沒有對她曉以大義、寄望祖國未來之類，而是指著我母親和小舅舅對外婆說：「為了這對這麼乖的兒女，我們再忍忍，熬過去吧」——亂世之中，相濡以沫是唯一的人性微力。

楊改蘭和她的孩子們沒有這麼幸運，楊改蘭沒有任何一個支援者，她丈夫也沒有。從目前多個新聞的描述來看，楊改蘭起碼沒有嚴重的精神疾病。在她舉起斧頭之前的那一個崁，只要有一個人來傾聽她一下、支援她一下，也許就過了。

精神上的隔絕比物質上的更可怕──雖然兩者密不可分。楊改蘭繁重的家務、農務勞動使她完全沒有時間和精力結識朋友、維持最基本的社交（這也導致了她被村裡孤立、失去「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她過早肩負的母親身份，使她不可能像她堂姑那樣，還能玩玩手機接觸鄉村以外的世界。換言之，她連虛擬的出口都被堵截了。

鼓勵我外婆忍耐下去的，是她的母親身份；但刺激楊改蘭最後不能忍耐下去的，可能也是這種過早賦予、無力承擔的母親身份。

扶貧何以無用？

康樂縣景谷鎮是所謂「定點扶貧」之地，楊改蘭事件直截了當地揭示，這種扶貧方式的無用。

可笑的是，那篇大熱文章最後呼喚的依舊是「扶貧」——「既然是我們的社會機制必然性地『制造』了弱勢群體，社會就有義務和責任去善待他們，至少，讓他們的孩子有病能治，有書能讀……這實質就是給楊改蘭們留下一絲卑微而渺小的希望，也是給他們留下活下去的勇氣」。它所說的「善待」是楊改蘭們活下去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這時我想起了十年前，還在中國農村大有作為的基層非政府團體（ NGO ）。基層 NGO 團體比扶貧辦更重要的是：它不止扶貧，受過現代公民教育的 NGO 人員都懂，得從心理和人格尊嚴的角度，去切入他面對的個案，去理解個案作為具體的人的存在狀況，而不只是構成政績的一串數字。康樂縣的扶貧機構給出的帳單裡，對楊改蘭一家經濟狀況的「掌握」，精確到小數點後兩位那樣，但那絲毫改變不了楊改蘭在他們眼中的地位。

現代社會的錯綜複雜，反而造就了許多被遺忘在角落的邊緣人，楊改蘭並不算最邊緣的。但是一個成熟的社會理應存在的心理支援者，可能不止景谷鎮阿姑山村沒有，連整個康樂縣也沒有。從楊改蘭死後數天，她丈夫李克英也無人知曉地服毒自殺可以想見。

這個支援者的角色是不顯眼的，表面上看不出存在的必要，更和政績無關，甚至會惹惱相關的官方機構——比如扶貧機構會覺得他添麻煩、搶風頭，還會覺得他代表了外來的價值觀。但這個支援者是一個傾聽者，也是一個代言者，他起到的用處無形但熨貼，就像一首詩的用處。

偷生的意義

我曾經做過這樣的事：十年前，我曾經以攝影師的身份，參與一個 NGO 機構對香港的準來港女性（與港人結婚但尚未取得香港身份證的女性）的口述史整理工作。其中接觸過一個絕望的案例——一個內地女子，剛剛與港人結婚生子不久，在她未獲單程證來港期間，她的丈夫因病猝逝，荒謬的法律（需要配偶簽字）使她不能申請來港照顧年幼無依的兒子。我們和社工、NGO 員工費盡力氣，最終幫她取得例外「恩恤」，得到香港身份證。

幾年後的聚會上，她突然和我說，她在最絕望的時候，看到我在探訪她後為她寫的詩，感動大哭一場之後決定堅持下去。我猜是因為她覺得那首詩，把她的肺腑之言全部掏出來了，並且讓她想明白了是誰製造了她的困境，使她不再自責。

我的那首詩，叫做《不存在的女人》，描寫的是整個香港社會對她的視若無睹，可恰恰是這首詩的寫作，肯定了她的存在。這件事可以是一個隱喻，我們並非要每一個人成為詩人，或者遇見一個代言的詩人，我們也不可能真正代言這些困境中的真實受難者，但是讓她們獲得發聲的機會、獲得一點哪怕微弱得只有「我知道你的苦難，我明白你的艱難」這樣的共鳴，也許是她們堅持下去的決定性力量——

螻蟻偷生之後，必須知道偷生的意義何在，她們才能擺脫「螻蟻」這一被定義的身份。

（廖偉棠，詩人、作家、攝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