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廖伟棠：扶贫何以无用？蝼蚁偷生的意义

甘肃农妇杨改兰杀子女并自杀半个月之后，一篇《盛世中的蝼蚁》刷爆了中国各阶层的朋友圈，然而它的第一句是这样的：“看到杨改兰的事件时，格隆真实感受到一种无法呼吸的窒息，胃部阵阵痉挛绞痛，随后泪水不由自主溢满眼眶。”主语不是杨改兰，而是作者“格隆”。

写作者的本能，让我警惕一切以作者名，代替第一人称“我”来进行的叙述。这叙述明明是非常主观的叙述，用自己的名字称呼自己是一种非常矫情的表白体，在私人领域使用尚可理解为卖萌，在公共领域使用，则意味著他摆好要鼓动和煽情的架势。

更难以理喻的是，“格隆”并非一个个体作者，行内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写作团体。既然这样，那“真实”感受到的窒息、绞痛和泪水，是怎样在团体中分配的呢？在文章一开头就如此，接下来的论述还有几分可信的？这里的泪水注定是媚俗的泪水，它不是被杨改兰一家的命运打动了，而是被它自己观看杨改兰一家命运悲天悯人的姿态打动了。

“蝼蚁”是命定的吗？

不过，这篇文章也许还有一点好处，是终于释放了几天前内地公众被杨改兰事件震撼的无语状态，让大家进入热烈的讨论氛围。只有开放讨论，才能让我们的思维避免局限于，文章最后所给出的“不外乎两条”的解决方法：

“一、改造社会阶层流动与晋升、资源占有欲处理、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机制，压缩顶层，推动底层向中层演进，最终将我们的金字塔社会结构，改造成纺锤形社会结构；

二、默认并接受底层‘弱势群体’的现状无可更改，继续固化社会结构，但对弱势群体输血，在福利上对他们大力度定向倾斜。”

“格隆”说第一点不可行，却没有解释原因。其宣称第二点可行，但据我们对现实的了解，第二点的难度实际上并不比第一点更少。格隆选择第二点，或许是因为后者更便于煽情。

“蝼蚁”是命定的吗？在我们认可“盛世”与“蝼蚁”的二元对立关系时，无意就接受了蝼蚁的不可更改。俗语说蝼蚁尚且偷生，如果我们用这句话去责备杨改兰，无疑是轻易甚至无情的，因为我们没有告诉她偷生之后，还能干什么。

外婆被抢的蕃薯

类似杨改兰的绝境，今年我外婆去世的时候，听我母亲描述过。大概在1957、58年的时候，母亲一家生活在粤西农村，以外公的小学教员工资为生。反右运动开始，外公因为在49年前接受过民国的师范教育，被任教的学校作为第一个右派推出，狠狠批斗、监视、停薪。

母亲一家陷入困境，她8岁、我舅舅3岁，依靠外婆一人去“义务劳动”维生——为什么是义务呢？外婆干完一天的苦力（比如建水库）后是不配得到报酬的，因为她是“地主子女成分”，接受她参与劳动，已经是对她的恩赐，她只能看监工干部的心情，从工地上带回一点别人不吃的剩食回家。

有一天，她的所得只有几根小番薯，完工后回到自己村子天已漆黑，村口突然窜出几个少年把她紧抱怀中的番薯抢走。外婆既没有气力也没有勇气去追这几个少年，回到家徒四壁的茅屋，一家人已经一天没有食物，母亲的童年记忆中，那是外婆第一次当著孩子们失声痛哭。

不到30岁的外婆和外公说：我实在忍耐不下去了，我们一起死吧。

绝境中的相濡以沫

是什么让外婆没有选择杨改兰的命运？幸好我外公是一个心智清明的农村知识分子，他没有对她晓以大义、寄望祖国未来之类，而是指著我母亲和小舅舅对外婆说：“为了这对这么乖的儿女，我们再忍忍，熬过去吧”——乱世之中，相濡以沫是唯一的人性微力。

杨改兰和她的孩子们没有这么幸运，杨改兰没有任何一个支援者，她丈夫也没有。从目前多个新闻的描述来看，杨改兰起码没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在她举起斧头之前的那一个崁，只要有一个人来倾听她一下、支援她一下，也许就过了。

精神上的隔绝比物质上的更可怕──虽然两者密不可分。杨改兰繁重的家务、农务劳动使她完全没有时间和精力结识朋友、维持最基本的社交（这也导致了她被村里孤立、失去“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她过早肩负的母亲身份，使她不可能像她堂姑那样，还能玩玩手机接触乡村以外的世界。换言之，她连虚拟的出口都被堵截了。

鼓励我外婆忍耐下去的，是她的母亲身份；但刺激杨改兰最后不能忍耐下去的，可能也是这种过早赋予、无力承担的母亲身份。

扶贫何以无用？

康乐县景谷镇是所谓“定点扶贫”之地，杨改兰事件直截了当地揭示，这种扶贫方式的无用。

可笑的是，那篇大热文章最后呼唤的依旧是“扶贫”——“既然是我们的社会机制必然性地‘制造’了弱势群体，社会就有义务和责任去善待他们，至少，让他们的孩子有病能治，有书能读……这实质就是给杨改兰们留下一丝卑微而渺小的希望，也是给他们留下活下去的勇气”。它所说的“善待”是杨改兰们活下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这时我想起了十年前，还在中国农村大有作为的基层非政府团体（ NGO ）。基层 NGO 团体比扶贫办更重要的是：它不止扶贫，受过现代公民教育的 NGO 人员都懂，得从心理和人格尊严的角度，去切入他面对的个案，去理解个案作为具体的人的存在状况，而不只是构成政绩的一串数字。康乐县的扶贫机构给出的帐单里，对杨改兰一家经济状况的“掌握”，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那样，但那丝毫改变不了杨改兰在他们眼中的地位。

现代社会的错综复杂，反而造就了许多被遗忘在角落的边缘人，杨改兰并不算最边缘的。但是一个成熟的社会理应存在的心理支援者，可能不止景谷镇阿姑山村没有，连整个康乐县也没有。从杨改兰死后数天，她丈夫李克英也无人知晓地服毒自杀可以想见。

这个支援者的角色是不显眼的，表面上看不出存在的必要，更和政绩无关，甚至会惹恼相关的官方机构——比如扶贫机构会觉得他添麻烦、抢风头，还会觉得他代表了外来的价值观。但这个支援者是一个倾听者，也是一个代言者，他起到的用处无形但熨贴，就像一首诗的用处。

偷生的意义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十年前，我曾经以摄影师的身份，参与一个 NGO 机构对香港的准来港女性（与港人结婚但尚未取得香港身份证的女性）的口述史整理工作。其中接触过一个绝望的案例——一个内地女子，刚刚与港人结婚生子不久，在她未获单程证来港期间，她的丈夫因病猝逝，荒谬的法律（需要配偶签字）使她不能申请来港照顾年幼无依的儿子。我们和社工、NGO 员工费尽力气，最终帮她取得例外“恩恤”，得到香港身份证。

几年后的聚会上，她突然和我说，她在最绝望的时候，看到我在探访她后为她写的诗，感动大哭一场之后决定坚持下去。我猜是因为她觉得那首诗，把她的肺腑之言全部掏出来了，并且让她想明白了是谁制造了她的困境，使她不再自责。

我的那首诗，叫做《不存在的女人》，描写的是整个香港社会对她的视若无睹，可恰恰是这首诗的写作，肯定了她的存在。这件事可以是一个隐喻，我们并非要每一个人成为诗人，或者遇见一个代言的诗人，我们也不可能真正代言这些困境中的真实受难者，但是让她们获得发声的机会、获得一点哪怕微弱得只有“我知道你的苦难，我明白你的艰难”这样的共鸣，也许是她们坚持下去的决定性力量——

蝼蚁偷生之后，必须知道偷生的意义何在，她们才能摆脱“蝼蚁”这一被定义的身份。

（廖伟棠，诗人、作家、摄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