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徐瑾：王健林「一個億的小目標」為何引人矚目

中國首富王健林最近刷屏了。

這位萬達集團董事長，最近在一次節目中對採訪者陳魯豫表示：先定一個能達到的小目標 ，比如掙它一個億。

通過微信朋友圈以及微博等社交媒體，「一個億的小目標」衍生出各種版本。

一個億，多乎哉，不多也。尤其以首富身價而言，如果萬達上市，僅僅萬達商業市值估算就有 2000 億元，難怪金融界的人馬上就反應過來：一個億，不就是萬分之五麼，對於首富確實不夠多。其次，即使不是房地產大佬，幸運的一些中國中產或者拆遷戶，持有兩三套一線城市住房，身價數上千萬屬於必然，以一個億作為目標，好像也不算很離譜。

集體吐槽與假裝淡定背後，王健林的話對於什麼人傷害最大？除了各類房奴，心理陰影面積最大的，可能就是正在創業浪潮中的少年們了。至於網上「一個億小目標」的衍生調侃，基本以創業公司為主，比如小目標是服務一億企業，小目標是先做到一億的流水等等。

然而，這是一個獨角獸企業會餓死的資本寒冬，很難想象多少創業公司能夠淡定。因此在王健林段子刷屏之後，筆者目測朋友圈和各個創業群貌似安靜了一會。在資本寒冬之下，創業人員的心情可以想象，他們不少放棄了好的工作機會，錯了買房的時機，全身心（所謂 all in）之後，月薪數萬，公司存在，已經感激涕零。

王健林的話為什麼刷屏？除了喜劇效果，其實也在於其隱約戳中大家痛點，那就是階層固化與不平等之痛。正是從一億的數字中，可以看出差距。如我微信公號 econhomo 中所寫，美國作家費茨傑羅（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菲茨傑拉德）早就告訴我們，富人與你我不同。不信，回想一下《大亨小傳》（《了不起的蓋茨比》）吧，即使是珠光寶氣的蓋茲比，其實也難以進入上流社會。

貧富差距正在成為一個全球化新鏡像，這也導致不平等成為時代新熱點。以美國為例，《大亨小傳》發生在美國的爵士樂時代，這個時期主要是一戰之後與大蕭條之間的十餘年，那是美國貧富差距最大的時刻之一。費茨傑羅是那個時代的典型作家，他評價說：「這是一個奇蹟的時代，一個藝術的時代，一個揮金如土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嘲諷的時代。」

伴隨着大蕭條的來臨以及戰爭，貧富差距在主要國家開始縮小，而戰後的經濟發展，也給予不少白領工人以希望，城市中產開始崛起。然而到了 2000 年之後，情況發生變化。一方面經濟的滯漲難以消退，另一方面貧富差距開始拉昇，這一趨勢在 2008 年更加明顯，不少國家的工薪收入水平仍舊沒有回到危機之前，而收入增長的大部分，也被少部分金字塔頂層的人拿走，導致「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及各類反對收入頂端「百分之一」的抗議聲音。

如此境況之下，政治經濟學也在回歸，從皮凱迪（Thomas Piketty）《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炮而紅，可見人心所向。而不平等有其代價，那就是政治上民粹主義的興起，英國脱歐以及美國特朗普的上位，正是其反映。更為重要的是，「經濟民粹主義」其實也在興起，只是更為隱蔽，表現為主要國家公共債務比例呈現上升趨勢。

從經濟來看，以往看重效率的做法在社會變化之下也有所改變，不平等開始回歸關注中心。英國經濟學家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Barnes Atkinson）是研究不平等的大家，他也是皮凱迪的老師。他根據數據指出，在過去一百年中，前一階段主要趨勢是富裕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程度下降，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差距拉大；而現在的趨勢則是富裕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劇，而國家間的不平等差距在縮小，即國家內部的不平等水平呈現出「U」形，而國家間的不平等水平則呈現出「∩」形。

不平等，應該如何辦？或許更為温和的方式還是經濟手段，比如税收。以往，税收總是被認為增加政府收入，但其另一個重要作用──調節收入差距，或許在當下發揮更大作用。朱鎔基擔任中國總理的時候，看到「亞洲富豪榜」的第一反應是：他們納税了麼？他甚至直接表示其不滿：「為什麼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呢？這是不正常的，都不交税，國家哪裏有錢，怎麼辦事業呢？」

的確，這方面政府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除了千呼萬喚的個人所得税改革之外，如何令養老與醫療保險等基礎福利更平等地提供給國民，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徐瑾，青年學者，近期出版《有時》、《印鈔者》，微信公號 econho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