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感時憂國」：大國體育與盛世小粉紅

陳冠中在2009年撰寫《盛世：中國2013》，預言2012「世界末日」後，中國將在2013年走向國力全盛，西方因經濟危機而隕落，節節勝利的中國人民將特別高興──一種說不出所以然的喜悅。

陳冠中有關中國人民的預言，今天大概成立了一半：未實現的一半在於，我們中國人民最近特別「憤怒」，繼年初「帝吧出征」之後，天朝「小粉紅」們已經迫使過日本，韓國，乃至兩岸三地的藝人道歉了。而剛剛結束的如火如荼的奧運會上，與孫楊有言語衝突的澳大利亞運動員賀頓（Horton， 霍爾頓），很快就在自己 Facebook 上發現大量英語咒罵，向他討說法要道歉了。

而《盛世》的預言，部分實現了：我們中國人民在 08 年世界經濟危機和奧運會的機遇考驗之後，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爆棚，滿世界「買買買，玩玩玩」，愉悅心情緣來有自。而憤怒，恰恰是被打擾了美夢的民族自尊心的正面反擊──「誰讓你破壞了我的好心情！誰讓你胡說！」

人民心情好，自是我們所樂見。但國人何以如此敏感易怒，何以將許多日常問題置於「愛不愛國」的大框架下討論？在泱泱大國的盛世之下，「小粉紅」所敵視的雜音，真會寂滅於無形嗎？

奧運榮耀與「健忘」的人民

回看中國近代奧運史，主流媒體上充斥著這樣的「苦難」敘事：「1932年至1948年，中國共參加了3屆奧運會，均因國力衰敗而在運動成績上留下了零的記錄』。一批批志士仁人，為了強國強種和洗刷『東亞病夫』的恥辱，前赴後繼的奮鬥……但中國體育界為打破零的紀錄所進行的不懈努力，卻一次又一次遭遇了慘烈的失敗，艱辛苦澀的奧運夢成了令人心酸的痛苦回憶。」

這樣的文章，都描述當時的奧運團隊，如何一路表演一路籌措經費，運動員如何缺乏政府支持，導致疲勞作戰等等。並以「新社會/舊社會」式的對比，突出現今中國「體育大國」的盛世。

苦難敘述自是事實，但也頗為片面，抹殺了民國體育的一些亮點。比如1936年柏林奧運會，李惠堂帶領的中國足球隊表現出色，差一點力克英國，等等。通過今昔體育對比來簡單論證政權優越性，深化國族認同，並不具備足夠的說服力。

體育離不開政治，八十年代，中國重新參加奧運會，最為重要也最為成功的體育象徵，是中國女排和「體操王子」李寧。

中國女排五連冠，是國人記憶中最早的體育勝利之一，1981年11月，異軍突起的中國女排在第三屆世界盃女子排球賽中力挫日、美、蘇，摘取了世界冠軍。這是中國首次在集體球類專案中奪冠。此後女排又相繼在1982年世錦賽、1984年奧運會、1985年世界盃、1986年世錦賽中奪冠，成為世界女子排球史上第一隻連續五次奪魁的隊伍。「三連冠」、「四連冠」、「五連冠」也隨之出現在國人語彙中。身為國家隊主攻手的郎平，不僅獲得了「鐵榔頭」的美譽，還在《人民日報》上有了宣傳事跡的專欄，也成為民族英雄和女排精神的象徵。

女排取得的優異成績，令中國媒體以空前的熱情關注。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發揮通過國際通信衞星向國內現場直播比賽實況，製造了「萬人空巷」、「徹夜狂歡」的傳播效果。而報刊等平面媒體則以大版面、多數量、高規格，積極建構女排勝利的重要性。

如今女排再次奪冠，媒體熱炒之下，「女排精神」暌違多年又回到了觀眾視野中。雖然很多人依然不清楚排球參賽隊員人數，雖然很多人完全沒有經歷過女排五連冠的時代，但這一切並不會阻止女排再奪奧運金牌帶來的召喚功能，似乎每一個人都被召喚到這個原始情境，並為其深深打動：大院裡幾十個人圍在一台九寸電視，或一部信號不好的收音機旁，聆聽著老解說員宋世雄的激情解說，為郎平的每一個扣殺而歡呼吶喊，熱淚盈眶。

此時，一場運動的成敗已成為國家政治之象徵，比賽亦超過了運動中的十幾個人，上升成十三億人向全世界自我證明的戰場。九十年代，泳池五朵金花、鄧亞萍、女足「鏗鏘玫瑰」，田徑的「馬家軍」、本世紀的劉翔，姚明，乃至孫楊，在成為民族英雄的同時，也成為與大國崛起一榮俱榮的象徵。

然而，偉大的國家一榮再榮，競技體育卻有其週期，很多普通民眾，其實並不能容忍這些英雄們的失敗與情緒（當然，如今是越來越好了）。五朵金花時期國家游泳隊的興奮劑醜聞、銷聲匿跡的馬家軍、孫楊和寧澤濤的禁藥風波都被國內媒體冷處理。1988年，李寧在漢城奧運會上帶傷上陣，失誤連連，回國後他收到了雪片一樣的譴責信，甚至包括死亡威脅。

2004年，姚明曾在奧運會上怒批部分隊友出工不出力，換來全國媒體的口誅筆伐，然而最後涉險晉級，又被捧成了英雄。姚明08年奧運會在各方的壓力下強行復出，斷送整個職業生涯；劉翔兩屆奧運會上的退賽遭到譴責，還有人記得嗎？

民族與體育：從「感時憂國」與「女排精神」

六十年代，漢學家夏志清在論述中國現代小說時，用「感時憂國」批評現代中國文人。夏志清認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有著非常強烈的政治意識和道統觀念，國家際遇成為了他們思考創作的最主要基石。他們總認為中國是一個特殊的國家，視野也只放在中國：中國不過是個暫時落後的偉人，不遇的才子，晚發育的英雄，「東亞病夫」的帽子終將被揭掉，而屈辱和失敗終將被洗淨，鄙視和侮蔑也終將受到懲罰。

夏氏認為，知識分子對過往國家的苦難以及文化弊病，有種道義上的使命感，而將許多問題都視為政治鬥爭和民族存亡問題，無疑侷限了自己的思維。救亡圖存而召喚的民族主義，亦有可能流於狹隘的愛國主義，文人腦子裡只有本國政治，卻缺乏對現代更多問題的反思。

「感時憂國」的思想在體育上的表現具有代表性。梁啟超在1901年寫作的《中國積弱溯源論》中，即提出「強國新民」要倡導「尚武精神」：「誠欲養成尚武之精神,，則不可不具備三力即心力、膽力和體力」。

自梁啟超始，國體和國民身體的結合，百年來聯繫越來越緊密，在當代體育尤其是奧運舞台上，發展到了頂峰。體育成了國際政治的重要晴雨表，是政治對抗和民族主義的舞台。贏了就是中國的勝利，是我的勝利，是制度優越，農奴翻身；輸了就是中國的失敗，是帝國主義圍剿，亡我之心不死，是運動員辜負了祖國的培養。

這樣的情境，總有一種完美的道德化傾向：雖然條件差，但是只要有著樸素的愛國主義情懷，賺的不多，也精神富足，似乎是精神上有所洗禮升華，就足夠沉浸於安全的集體認同之中。重提女排精神，所繼承的其實是「精神原子彈」式的意識形態宣傳，認為主義、思想、理論有著超然的力量，可以克服難以想象的困難，完成難以想象的大事。

這種思路反推：則但凡我們完成了偉大壯舉，必然是某種精神的作用，是意識形態優越性的體現。主流媒體反復熱炒女排精神，其實就是為主流意識形態唱讚歌，就是「抽水」，佔便宜。運動基本上還是靠實力說話，對外界口中的「女排精神」，郎平自己就說：「我覺得不是靠講故事或者什麼心靈雞湯能解決的，關鍵還是從平時的訓練中就嚴格要求。」

當年的體育新聞和報告文學，特別喜歡渲染女排運動員的傷病。通過受難而獲得精神救贖，依舊是後文革時代熟讀「傷痕文學」的人們的心理需求。這種「感時憂國」的想法，延續至今，沒有絲毫減弱的趨勢。

八十年代如此尚可理解。如張曉舟所說：「……八十年代的中國，還是相對一元化的社會，處在封閉社會走向開放社會的前夜，那樣的社會有太少的精神出口和文化資源，卻有太多的閒工夫，這就是為什麼區區一場球或一首歌，就能引爆整個國家。」

如今互聯網時代，這種集體性的，自我催眠式的感動，又成幾何級數氾濫：女排主攻手，本屆女排 MVP 朱婷家境貧寒，農民家庭出生的她，還有兩個姐姐，是計劃生育的漏網之魚，小學畢業差點就去打工；郎平中年離異，與女兒大洋相隔，四海漂泊，一身傷病；女排隊長惠若琪，曾因心臟的問題做微創手術錯過了2015年的女排世界盃，這一屆的復出也有一定風險。然而，朱婷的家貧，郎平的家庭，惠若琪的心臟……運動員的個人情況，統統被歸結到一個抽象的「女排精神」，指向的其實是與她們無關的東西。

「吃了興奮劑」的小粉紅

今天的小粉紅，站在狹隘民族主義立場，與一切「敵對勢力」在語言和身體上鬥爭。他們成長在大國崛起的時代潮流中，吃過洋快餐，多少蘸過洋墨水，有著較為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對於長輩們那套「韜光養晦，戰而勝之」的套路不屑一顧，他們是《中國可以說不》讀者們的孩子，以「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為信條，在社交媒體上一呼百應，回答別人只有一句話：「我愛國，有錯嗎？」

狹隘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並不鮮見，然而小粉紅們，卻有著與他們相當不同的取向。如果說義和團的暴力是報復外國人，反抗壓迫，反日遊行是在表達一種不滿的態度的話，小粉紅們的心態大多是「該給他們點顏色看看了」，「要給他們一點教訓」。

這種從由下而上到由上而下的姿態轉變，顯示出一種大國或曰強國心態。曾經被人騎一頭，將來必得反過來騎人一頭才後快，這種報仇雪恨的心態多少來源於過往的傷痛和自卑。而從自卑到自信的過度膨脹，也是「強國人」這一惡名的重要立足之處。

就體育比賽而言，其本身很難超越政治，即便里約奧運會設立了難民代表團，但形式大於內容。而在體育比賽中，社會制度的壁壘，以及冷戰思維、鐵幕政治，從未缺席過。誤判、有色眼鏡、政治角力無處不在，俄羅斯代表團的被處罰即是一例。

而當國內對奧運的反應，其實也是如此。主流媒體的報道中國隊員遭受誤判時，大家情緒激動；而如果中國隊是得益者，又坦然接受。國內媒體帶有嘲弄色彩地報道朝鮮運動員向金正恩道歉，不也可以說是有色眼鏡嗎？這還是在同一個社會制度內，可見外媒對中國的偏見，自然也是不會少的。

以霍頓攻擊孫楊服用興奮劑為例，許多人覺得：「你攻擊了我們的運動員，不管說了啥對不對，都要誓死捍衞，這是國家榮譽。」即便這個運動員真的有問題，「可以我們關起門來自己罵，就是不允許你們亂說，一致對外。」

於是乎，就事論事就顯得很困難了。中國游泳隊九十年代開始就有惡名昭彰的服用興奮劑歷史，廣島亞運會上多人被查繳興奮劑和針頭，08年的歐陽鯤鵬，如今如日中天的孫楊，寧澤濤都有過「誤服興奮劑」的前科。

具體事實已難爭辯。但不得不說，來自西方的攻擊，未必全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需要人民團結出來反擊捍衞。真正的大國與盛世，豈是莫須有的詆毀與雜音所能撼動的？已經奪了這麼多金牌的大國，為何不能更坦然耐心呢。

評論員楊毅舉了一個例子來回應孫楊事件：「1990年代侯耀文和黃宏的小品中，兩個老同學在火車上相遇，用兜裏的名片打牌。侯耀文打出了幾張官員牌：『查查馬教練有沒有使用興奮劑』，黃宏憤怒了，他的台詞擲地有聲，『憑什麼我們中國運動員拿了冠軍就是使用興奮劑！我們中國，就是要像馬家軍一樣，永遠跑在世界的最前列！』這樣的台詞，贏得了台下觀眾的齊聲喝彩。那時如日中天的馬俊仁就坐在台下，神采飛揚。他和他以王軍霞為首的弟子們，曾經是這個國家驕傲的象徵。20年後，人們都已經知道，當初馬家軍「跑在世界最前列」的原因，除了狼狗和「中華鼈精」，還有大規模集體使用興奮劑。

如果不能甄別真相，正視得失，坦然平靜地面對帶有濃烈政治色彩的體育運動，而是無視理性規則，又和吃了興奮劑參加比賽有什麼兩樣？

小粉紅其實還有民族主義之外的更多複雜成色，而其中種種，其實也並非新鮮事，魯迅在《論掙了眼看》的文章中，對這樣的性格有著非常清楚的評議：

「……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兇，自衞，卻只顧歌詠那一群烈女。現在，氣象似乎一變，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讚頌。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只可以嚇啞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謂批評家的嘴，滿足地以為中國就要中興。可憐他在『愛國』大帽子底下又閉上了眼睛了——或者本來就閉著。」

然而，無條件信賴某種東西，似乎是比較簡單不費心的舉動。而敏感、反思的「幽暗意識」很難在人們的心中紮根，更為可悲的是：基於一些外部原因，這種「幽暗意識」大概只能體現在《北京折疊》這樣的科幻小說中了。

體育大國，還是奧運大國？

許多人說，今年已經沒有過去看奧運那樣迫切的心情。為什麼呢？奧運會也辦過，金牌榜第一也拿過，心態平和了許多。

不過，中國的體育事業也才起步不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對一個奧運大國而言，金牌戰略和舉國體制已經是老生常談。體育總局在08年奧運會的時候，更多考慮金牌，於是撥款給了超輕量級拳擊而非足球。如此一來，許多運動的開展和實際金牌競爭力不成正比。

奪得金牌固然可喜，可真實參加到運動中的愉悅才是奧林匹克的真諦。走向戶外的運動，真正的強身健體，絕對好過當個鍵盤俠。

（邵棟，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