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書展上週落幕。雖然文化界在展前指出，書展推廣閱讀的能力有限，不少書商亦唱淡市場，今年香港書展的入場人次仍漲至102萬人次，參展商達七百多間。
很多文章在商言商，討論書展如何拓展消費群。但這類分析，只把書展參加者當成買賣方，忽略很多人真的讀書。這種把出版生產跟書籍消費割裂的解讀，也讓人誤把書展當成一個各取所需的合理交易平台，忽略當中潛藏的權力關係。要拆解書展的本質，除了談文化和營銷策略，更重要的是點出「暢銷書」的本質。
展場充斥的暢銷書，總是針對普遍市民心中的問題，例如身份認同、健康危機，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法和指導意見。但這些意見看來時效短暫，不具收藏價值；當讀者渴望脫手，二手書店通常拒收，理由是退書的人如此之多，店內沒有空間囤積，也找不到人再買。
暢銷書的本質無疑是短期市場。隨著競爭越多，出版者提高市場佔有度，增加品牌價值（方便集資以至易手）和賺錢同樣重要。何況書商的利潤並不高，降低人員待遇和稿費等手段，也有其極限。要薄利多銷，不能依賴細水長流的高價作品，要抓住一些短期的社會熱點問題，讓書籍提供一套廉價又精美的答案，盡快回本。
從二手書店拒收暢銷書來看，書展之所以存在，除了會展新翼的廣闊空間，更因為動輒數十萬、不斷增加的基本客源，提供短週期暢銷書的流通平台。而許多香港讀者似乎也以為，自己心中的疑問在書展裡找到了答案
社會問題的包裝炒作
在1990年代，香港書展在時間規劃上經歷了兩大變化，其一是展期由四天增到六天，其二是星期五六的開放時間延至晚上十二時，但入場人次不過維持了穩定增長，徘徊在20萬至40萬之間。參加人數在下個十年才突然飛漲，由2003年的約43萬，遞增至2009年的90萬人。
遙想2003年沙士（SARS）病毒肆虐，坊間百業蕭條，觸發龐大民怨，香港政府為了人心回歸，大灑金錢去推廣維港巨星匯、幻彩詠香江等娛樂事業。這股氣氛下，香港書展迎來分水嶺，邀請各地作家，舉辦講座及展覽活動，吸引大批人流。這就是大型社會議題引領書展走向的開始。
社會的確有很多問題，但不一定奪人耳目。如何串連牽連甚廣的社會問題，進而結集成書，公然販賣答案，乃是一門學問。在2010年，陳雲反對雙非移民來港，表示自己如果不做出頭鳥，香港人就會在沉默中死去。經過一年的時間在 Facebook 等媒體醞釀，他寫出《香港城邦論》（2011）這本暢銷之作，催生無數討論本地文化及中港矛盾的文章。後來陸續推出《香港遺民論》（2013）、《城邦主權論》（2015），對前作理論的伸延和補充，不斷和香港本土思潮互為引證。
一連串的預言可能是先見之明，也可以是自我實現。高舉民族旗號、捍衞香港本土的，會是歷史必然下的勇士，還是受到影響和感召的一般人？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就表示，《香港城邦論》和黃毓民的議會表現，是他中學時的政治啟蒙老師。
更多的議題操作來自教育、健康這兩大區域。除了母語教學、DSE 考試、國民教育這些催生大量教材和練習的政策，屈穎妍《怪獸家長》（2010）所刮起的教育反思，更能示範一個來自日本的概念──如何透過媒體說動家長，促使他們在書裡尋找答案。近年，導演嚴浩在報紙專欄不斷描述病症，公開偏方，進而現身書展，推廣《嚴浩秘方治未病》（2015）這類著作，把未發之症，視為待治之病。
今時今日，電子媒體上的言論縱成氣候，仍需出版成書，才能把社會問題的答案，轉化為消費的實物，而在書展裡隆重其事首發開賣，更能觸動大眾神經，讓問題進一步滾存。事實上，我們明白《老懵董》（2000）的嬉笑怒罵，和《有一種幸福叫忘記》（2014）的小品抒情，都只是聊以自慰，難登大雅之堂。但它們在書展大賣，一石激起千層浪，又在讀者心中變得舉足輕重。
隨著政治形勢瞬息萬變，教育政策朝三暮四，健康問題更是無日無之──各種看似重要的問題，轉眼之間就要被新的問題蓋過，千言萬語，頓成廢紙。沒有人抽出半分鐘，反思問題本身的意義。這段尋問的旅程，就如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止。
毒害人心的問答文化
若然各項社會議題，真的切合事實，有深究之必要，上述不過談及了書籍啟迪群眾的作用，並無惡意。相反，市面所充斥的各種假命題，刻意營造了社會上的焦慮和不安，公眾在閱讀裡尋找答案的同時，就患上一種厭棄思辨的精神疲勞。
近20年來，香港特區政府及建制團隊不但鞏固既得利益者的權力，亦創造了一些駭人聽聞的所謂社會問題。在我處理社區組織工作時，就聽到不少危言聳聽的消息：香港金融地位將被新加坡和上海超越、大學的教育水平大幅下跌、最低工資導致過半中小企結業、佔領中環讓國際投資者離港、觸怒中國會失去龐大市場。
這些消息，後來證實只是危言聳聽的流言，卻令很多街坊惶恐不安，縈繞逾年。他們從未懷疑問題本身，只確信解答是存在的。當你用心引導思考，他們卻一再推卻，繼而反問：別說那麼多了，你要用什麼方法去解決？
這套問與答的文化，深深的毒害了人。日本福島核電事故之後，兩岸三地民眾搶水搶鹽，只談解決，不問原委。又像受鉛水問題困擾的啟晴邨，一萬三千人追究不了一個官員，反而被換水管這個解決方法所哄騙，被迫接受鉛水對下一代思維發展的傷害。
當政權有意識地利用政治能量，滾存虛假的需求，哄騙民眾去購買空殼似的解答，一場騙局就在眼前。民眾相信書籍可以提供答案，加入書展這場嘉年華，一起鼓吹消費。當虛假的社會問題被遺忘，答題就變得一文不值，但是在政權的操控中，新的社會問題、新的焦慮不安將再度襲來，吞噬人民的金錢和希望，週而復始，萬劫不復。出版界也日益依賴社會問題的推動，往往緣事而發，不能前瞻局勢。久而久之，政權一再製造災難，出版業被動地拆解，我們被動地讀，培養出問和答的默契，無了期地玩這個詭異的解謎遊戲。
書籍提供指導答案，協助人類解決生活中的困難，從來就不是罪孽。然而在急躁的問答文化下，再有價值的紙本，也因為錯誤的用法而成為凶器。從補習社到公開考試，填鴨式教育的影響可謂根深蒂固，除了迷信權威答案的可行性，社會也漸漸失去追索問題來源的能力，遑論去審視問題是否合理。在資訊爆炸的世代，如何篩選互聯網上的海量文字，成為新的困難；踏入書展反而是方便的，既有問答兼備的暢銷書，更有推銷員和人群去引導你找什麼答案，而又容易找得著。
這樣的香港書展，一年一度在夏天舉行。恰好，香港市民在歷經《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做過遊行、六四晚會等「例行公事」，經歷各種社會問題累積和爆發的過程後，得以湧入展場，跟無數放假的青年學子們，一同到場尋找答案。
問答之間的權力關係
回歸本源，每年一度的書展，應是在日常生活分割出一片暫時的寧靜，讓讀者可以專心去閱讀和交流。知識需要長期積累，智慧需要個人思考，《老子》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豈能聽信既定的問題，尋找既定的答案？
現實卻是，社會的一些短期問題，催生了書的短期市場，以問答制度，建立一套由上而下的權力關係，要讀者相信權威、委託他們解決生命中的各種問題。假如讀者只聽信問答的那一套，以知識的多寡來論斷是非，忽略了思考的薰陶，就會喪失主導論辨的方向。社交網站上的隻言片語，也是一個知識的短期市場，很多人即使走出書海，也只會成為網絡公知的盲信者。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拋棄對答案的迷信？畢竟，閱讀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提供觀察現實的方法，若要解決問題，仍需要親證的經驗和實踐。從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2016年的旺角騷亂，一切全賴群眾當下的判斷，正因為沒有金科玉律，我們才要思考，並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個世界亦不存在一套方便的理論，可以解開所有的難題。
我們就是太急功近利，每天閱覽各種評論，缺乏反省和沉澱的時間，才無法深究一本專書的系統性論述，並為自己的粗淺而愁苦不已。而我們的確太掉以輕心，沉迷網絡資訊，直到今天才發現，社會的問答框架形成之後，再沒有容許思考的空間。
要對抗問答制度的暴力，我們不能被動地尋問，反而要在閱讀中思考，創造自己的答案。
（李伯匡，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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