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香港三年》，與三十年香港民主路的跨時空對話

什麼是香港三年？看到《香港三年》書名的讀者，都可能會首先浮起這個疑問。

端傳媒和牛津大學出版社聯袂在2016年7月推出深度報導文集《香港三年》，用香港學者羅永生的話來說，是「以一種非常特別的方式編輯的正在發生的歷史」。特別之一就在於，它首先劃定了「三年」，又在同一本書裏，把「三年」與「三十年」並列而立，試圖營造跨時空對話。

三年，按照編者的說法，是自戴耀廷發起非暴力不合作的佔中倡議始，到旺角發生暴力騷亂止，中間所經過風起雲湧的三年：

2013年1月16日，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信報》發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拋下了一顆名為「佔領中環」的深水炸彈。

2014年8月31日，後來被稱為「8．31決定」的香港特首普選框架出爐，北京盡落三閘，決意將不受其信任的參選人篩走。「佔領中環」運動隨即發布新聞稿表示：「今天對話之路已經走盡，佔中必定發生」。

然而，世事不會依著劇本走。「佔領中環」最終沒有發生，87枚催淚彈，卻於9月28日催生了由學生帶領的「雨傘運動」——一場歷時79天、在金鐘政府總部外的大型佔領運動，近百萬市民參與。79天後，雨傘運動悄然落幕，沒有遭到血腥鎮壓，亦換不到北京任何讓步。運動「失敗」，令民主運動參與者或走向激憤難平、或走向鬱結創傷，「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成效備受挑戰，一度團結一起的公民社會，碎成更多板塊。

2015年6月18日，立法會否決了由北京指定的政治改革方案。不過，有別於2004年的那一次否決，北京表示「8．31決定」長期有效，儼然將一顆巨石，橫亘在爭取雙普選（特首和立法會普選）的路上。多年來習以為常的爭取民主路徑被堵，有人開始直指比爭取雙普選更前瞻的問題：2047香港前途。

同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傘兵」取得最少6席（編按：各媒體傘兵定義不同），傳統政黨「大佬」卻紛紛落馬，帶來一股「革新」和「政壇新人換舊人」的風潮。

2016年2月8日，原應喜氣洋洋的大年初一，卻在黑夜中，爆發了一場長達12小時的大型警民衝突。在「旺角騷亂」、「旺角暴亂」、「魚蛋革命」、「魚蛋暴動」等紛紜雜沓的命名爭議之中，香港人確確實實地見證了躁動民意如何催生暴力抗爭。

旺角騷亂將本來寂寂無名的本土派年輕人梁天琦帶上了舞台，在2月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中，從一個陪跑者，搖身一變成為決定非建制派與建制派誰勝誰負的關鍵人物，令泛民亦不得不緊張地勸告選民要「顧全大局」。2月29日，補選結果出爐，梁天琦高票落選，但其獲得的15%選票，已定下本土派的基本盤，亦令他有力劍指9月立法會選舉的議員席位。主張港獨的本土派，在「確認書」風波出來之前，一直被認為很大機會首次擠身議會。

從2013年初到2016年初，香港身處劇烈的政治變局，人們習以為常的慣性突然不適用了，「新」的香港前途討論、「新」的社會及政治運動模式、「新」的政治勢力，乃至「新」的身份認同開始出現，光譜洗牌，格局重組，「新」人類們浩浩蕩蕩，彷彿就要推翻舊有的一切。

香港三年，新在何處？

縱然風起雲湧，這三年香港所經歷的，真的如此的新、如此的特別嗎？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在《香港三年》的新書推介會中，這樣回答：這三年可說是挑戰了過去30至50年的香港。但是，這三年又不特別，因為「這樣的三年我們當年也經歷過」。

他說的是中英談判前的香港，無論是香港要改革還是要革命、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國族觀念，還是香港前途往何處去……種種今天在社會上重新被熱議的話題，「當年全部討論過」、「今天我們把很多當年的問題重新問一次，然後說新時代到來了」。羅永生的疑問是，這是因為30年前的討論未至徹底，還是因為今天與歷史之間割斷了聯繫？「也有原因是這三年變化太快，快到我們都不會問問題了。」

雨傘運動中的學聯成員之一、《香港三年》的編輯之一鍾耀華亦抱有同樣的疑問：今天很多人在呼喊新時代已來臨，「30年議會毫無寸進」、「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無用」，無論社運界還是本土派都瑯瑯上口，但到底新時代新在哪裡？當大家都在強調舊的民主運動模式已經失效，我們對舊的一套，其實又有多少理解？

他指出，回顧歷史可以看到，香港的街頭運動實際上由1970年代走到80年代，已經慢慢衰落。80年代港英政府開放區議會選舉，社運圈子掀起「是否應進入建制」的爭論，最終參選議會成為大勢所趨。同時間，《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談判桌的政治想像」擴充到最大範圍，港人可以進入不同委員會，參與政治議程，這樣的建制安排令很多民主運動參與者轉而投身其中。

鍾耀華認為30年後的今天，變化最大的，恐怕是「談判桌的政治想像」本身。緊迫的打壓與激烈的抗爭之間，還有談判桌嗎？他認為雨傘運動某種程度上，就是「希望從這種邏輯掙扎出來，打破多年來的民主運動困局」。不過，他坦承，這種掙扎也未知是好或是壞，誰也不知道是否能掙扎出新路。這亦促使了他不斷思考：今天所謂新的民主抗爭運動，是否真的與過往30年的民主運動相差很遠？不理解歷史，又如何明白我們所處的時代，究竟「新在何處」？

羅永生認為，正是這樣的問題意識，帶著《香港三年》將香港這三年發生的事，跟過去30年的民主運動道路並置，它不是從線性的角度講述歷史，而是試圖營造一個現實與歷史的對話空間，尋找當中相關及值得參考的地方，嘗試找回有用但被遺忘的東西。他亦重申，30年來民主運動的討論其實重複又重複，很多問題，當年已經提出過，只是未有充分解答。

鍾耀華追問羅永生：那為何1980年代後期，討論停止了，當時的民主運動領導者自然要所有人都放下其他東西，去成就其中一條道路？

羅永生說，今天我們回頭去看，會發現那時所有人都選擇了「權宜之計」──中共80年代前不收回香港，是權宜之計；80年代決定以「一國兩制」收回香港，也是權宜之計。香港當年的運動者們，在這些權宜之計中討論，以為找到了答案，蓋過了其他出路的思考，但其實一切都是「天跌落嚟」（「天」賜的）。例如，80年代，人們談議會道路，但當時是否真的有足夠成熟的條件走這條路？民主運動參與者並未有充分考慮過這些問題。

「三年的時間，還未有沉澱出任何答案……我們希望以『反對運動的集結與分裂』與『香港的記憶戰場與拾遺』，作為相互對照的兩條線索，可以盡可能準確地捕捉時代的氣息，梳理來時路，為面向自由未來的公共辯論，打下基礎。」這是《香港三年》兩位編輯在編者的話中所說。

風暴將我們不斷吹向未來，但答案可能亦藏在過去。

《香港三年》

出版時間：2016年6月

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編者：張潔平，鍾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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