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黃哲翰的《數位利維坦君臨的前夕》，端傳媒的評論總監曾柏文曾經如此引薦：「黃哲翰嘗試做的，是在台灣的科技樂觀主義氛圍中建立一種對抗論述，拉出討論張力。他筆下看似的厚重悲觀，是一種有意為之的『撞擊』。」
我認為，這是該文最重要的價值。過去我曾在其他地方反省過那種科技至上的正能量滿溢。這篇文章在勾動我的共鳴之外，也不禁讓人感嘆：這類「撞擊」恐怕終究難撼那隻不僅龐大，還一直裝睡的樂觀主義巨獸。
為此，我想要再拉出另一條軸線，為剛硬的撞擊之外，添上一股柔韌力道。稱數位利維坦一文「剛硬」絕非貶意，而是取其偏向技術決定論的姿態。同樣地，稱其「偏向技術決定論」更非批評，即便黃哲翰於文末有一點想要與此保持距離（也就是強調並非主張工具邏輯將主宰人類社會發展），但我反而認為，正是技術決定論式的觀點，才可能有如此強大撞擊力道的啟發：它讓我們得以直視德國哲學家海德格（Heidegger）曾指出的，現代科技的危險深淵。
所謂的柔韌力量則是去問：除了撞擊外，我們還有沒有扭轉未來的可能？在「數位利維坦君臨的前夕」，渺小的我們是否有改變的「機緣」？我想要提供另一種視野。
科技結構下，人的共謀
數位利維坦一文，雖然在最後總括網際網路的「工具邏輯」為問題根源，但其整個論述其實更細緻地將問題指向：數位化作為新工具帶來的影響，與所謂「消費邏輯」的結合。
用我比較習慣的方式來說，這就是科技特性與社會文化互動的結果。
任何科技物雖然都一定有其特性，但它所帶來的影響，必然與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相關。換言之，網際網路或數位化科技本身的特性，並不「就」導致極端主義對立態勢等種種問題，而是在結合「消費邏輯」下，導致人們快速地、反射性地偏向了對立的極端。
不過，數位化工具帶來的影響，不只是科技與文化互動下的產物。我們作為使用者日常持續、反覆的使用，也進一步維繫了這整體的文化現象。例如，我們持續使用臉書，當然就維繫了它所導致的極端化對立、同溫層等效應。這聽起來像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但其實並不必然。
抽象來說，這是一種「結構－建構」間的循環。也就是說，在鉅觀層次上，每種科技物的普及使用在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互動下，都將帶來結構性的影響；但同時，這樣的影響並非單純「決定論式」的力量。實際上，它要能持續作為「事實」，需要透過人們日常使用的實作才能不斷再製。
以臉書為例，臉書就是利用演算法生產「投其所好」的資訊來吸引使用者的依附。而之所以是「投其所好」而不是其他形式的資訊，正是當代消費文化的互動作用。但是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上，也是因為使用者不斷為臉書標記（按讚、分享）「其所好」，重複實踐著「消費文化」，整個同溫層才會構築起來。也是如此，過去臉書才能「厚顏」地卸責說：這不是我演算法的責任，而是使用者的選擇。
換言之，如果我們都只看「結構－建構」循環的其中一半，就無法真正理解發生了什麼事情。臉書的卸責方式正是跳到「建構」那一半，巧妙地忽略自身演算法帶來的結構效應。而對我而言，認識到「結構－建構」完整循環的意義是：既然我們今日面對的種種問題，都不單純是網際網路或數位化工具造成的，而是我們自身同時也（可能有意或無意）「共謀」地參與其中，那麼，我們是不是也就有改變的能力與可能呢？
我認為，這個改變的起點不僅是揭露數位利維坦的身形，進而了解數位化工具如何與特定文化互動帶來了結構性的影響，更是要先認識到自身其實「選擇」（而非必然）參與其中，同時也正維繫其作用。接著，我們才有可能反問自身：有沒有不必然如此的其他選擇？有沒有另一種「使用方式」？
也就是說，臉書（以及其他所有科技物）雖然有其既定的運作方式，但那並不是鐵板一塊。人作為使用者並不是一種機械式的延伸，只會或只能「跟著規則走」。實際上，正相反的情況是，我們經常看到使用者「挪用」科技物。
例如，前陣子我看到的經典例子是智慧手機的挪用。雖然智慧手機一般被認為是消費式電子產品，讓人們能夠享受各種個人式多媒體娛樂，以及即刻連結的滿足。但雨林連結組織（Rainforest Connection, RFCx）就「挪用」其即刻接收、傳遞聲音的技術機緣，將舊智慧手機改造成智慧型雨林監測器。
臉書也是如此。雖然在消費文化的籠罩下，我們習慣了臉書不斷餵食自身「所好」的資訊。但如同我剛剛說的，這是透過使用者的選擇才產生的結果。而就像黃哲翰也看到的，其實我們還是可以在一些案例（例如318運動）看到，使用者挪用臉書的可能性。
向深淵行去，更巨大的挑戰
現實地說，不管是揭露數位利維坦的「撞擊」，或是上述談到的那種探索「不必然如此」的轉向，可能真的都效果未知。原因不僅在於數位利維坦的強大，更在於當我們再深入探索下去，便會撞上更高的那道牆：不是數位獨裁，而是籠罩人類社會已久的「科技極權」。
網際網路、數位化科技絕非突然之間帶來全面壓迫性的「獨裁」現象。相反地，比較適切的方式應該是將其視為「接班人」。換言之，我們可以說它是科技極權政體中即將登基的新主。
美國傳播學者 Neil Postman 在其經典著作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中，說明了科技極權政體是如何在過去幾世紀間形成的。簡略來說：十七世紀以前，所有工具的發明與使用都受文化導引的時期；之後，工具開始逐漸脫離文化的控制，甚至開始企圖取代文化的「科技統治」時期；以及最後，完全取消了其他文化的「科技極權」時期，也就是從約莫十九世紀末直到今天。
用一種比較簡單的方式來理解，這個過程，就是科技以及科技內蘊的理性，逐漸取得主宰地位的過程。從原本由宗教、神話等信念引導人如何過生活、如何使用工具，到「理性」開始宣稱其有別於宗教、文化信念的獨立地位，並且帶給人們關於「進步」的理念，加速了科學與科技的發展。最後，科技極權政體中，科技與技術理性甚至幾乎取得了「唯一」世界觀的權威，指導著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務。
我認為，數位利維坦正是這一科技極權政體的新主。Postman 指出，科技極權政體中爆炸的資訊量，取代了傳統信念體系，解答人們生活的各種疑惑。數位利維坦則不僅是回應問題，更是引導甚至決定我們的認識與行動。這大概可以從現今各種「智慧裝置」預先為人搜尋、篩選甚至完成各種行動中看見。
若是如此，一方面，挑戰數位利維坦等同於挑戰籠罩人類社會幾世紀的科技極權政體。其中的問題，恐怕不是反思網際網路或數位化工具就可以解決的，它更涉及了長久以來對於科技及技術理性的反省。（註1）也就是說，即便我們可能跨過同溫層的阻礙，在效率與利益計算至上的技術理性面前，恐怕尋求「共識」仍是難如登天。
也正是因為如此，像是義大利哲學家 Gianni Vattimo 才早已轉向探尋理性、共識外的其他出路。在他看來，也許不是溝通、共識，而是「多元性」才可能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規範性判準。延伸地說，這意味著在正視、尊重多元的前提下，與其強求透過溝通達到唯一的共識，也許「對話」帶來的視野擴大更可能避免我們走向極端。（註2）
另一方面，也唯有認識到這一更巨大的挑戰，我們才不會認為問題只出在「某個」科技物（例如網路或臉書）上。或者，才不會單純地認為：既然不爽就不要用就好。因為，「不爽不要用」這種個人（消費）式的解答，最終只會帶人們走向窮途。在科技極權的政體中，我們只會退到什麼都不再能用的末路。
因此，反過來，我們不該輕易「退用」。相反地，如同我上文所說的，作為使用者，我們必須清楚認識到自己選擇使用了什麼，進而才可能思考如何「不必然如此」使用。如同法國社會學家 Michel de Certeau 所說的，也許我們無法輕易逃離這個系統（科技極權政體），但我們仍有可能在其中進行戰鬥。
（曹家榮，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博士，專長資訊社會學）
（註1） 前陣子，政大哲學博士紀金慶就剛好有一篇好文章在反省技術理性帶來的問題，可以參考：〈現代社會解救方案：消解「技術理性」的神話，重新定義「什麼是理性」〉。
（註2） 關於Vattimo的論點，可以參考政大社會系黃厚銘教授的討論：〈資訊時代的最低限倫理：G. Vattimo《透明社會》的詮釋倫理與多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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