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一遊行」由2003年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倒董」（要求特首董建華下台）開始，到今年經已是第14回。曾幾何時，董去曾（曾蔭權）來，由2005年起，參加人數急跌至民陣公布的二萬，此後一直在低位徘徊，而七一遊行也變了社運團體的「許願樹」，由原本政治性運動變成公民社會活動。
直至2012年梁振英上台，人數突然大幅增加至四十多萬。2014年底爆發「雨傘運動」，佔領78日後以清場作結。民主運動短期目標全部落空，本土派抬頭聲稱要「拆大台」，年輕人將憤怒指向香港傳統民主運動的集團：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民主黨、支聯會、職工盟、教協及被指為「左膠」的社運團體。反建制陣營內部分裂，社運陷入低潮，失敗主義抬頭，市民認為無論如何，梁振英不會下台，共產黨也不會改變強硬政策，2015年七一遊行人數，民陣宣布是48000人，比2014年減少達九成！
內地批遊行僭越「一國兩制」
2016年7月1日，酷熱當空，我站在灣仔天樂里幫手做廣播，見到一層又一層密密麻麻的人群走過，認識的朋友會揮揮手、打個招呼。我觀察到有很多中年人，沒有大量團體的旗幟及標語，跟2012、13年有分別，而人數也明顯是比去年多。民陣宣布有11萬人，是去年人數的一倍有多。
今年最大的分別不是人數，而是七一遊行重新回到起初的政治性活動，本來帶頭的三人是林榮基、程翔及劉山青，是不同年代因政治原因被內地囚禁的香港人，最後關頭林榮基指自己人身安全受威脅而宣布不參加遊行。
而內地《環球時報》在6月29日發表社評，指由三人領帶遊行「給這一活動染上了對抗內地政治制度和司法體系的色彩。」該報又指出，「香港反對派本來應當主要圍繞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事務開展政治活動，對內地事務採取謹慎的建設性態度為宜，不能將香港這座城市變成攻擊內地現行政治體制和法律制度的策源地。然而實情是，香港的反對派政治越來越從內部指向轉為以內地和中央為攻擊目標，他們有把自己從高度自治下的區域性反對派變成『全中國反對派』的傾向。」
同一時間，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接受《紫荊》訪問，批評泛民中有些人的行為，常希望在內地變革中扮演某程度角色，企圖利用香港給國家製造麻煩，是僭越「一國兩制」。
這些內地言論，是衝著今年七一而來。香港人見到「銅鑼灣書店」事件，已經有所憂慮，直至林榮基回港公開揭露自己被囚寧波的細節，更震撼香港人心，深感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香港特區政府亦無法保護人身安全。
從不滿特區施政到針對內地威脅
原本民陣定下「決戰689」為遊行主調，也要因應時勢，決定由三人帶隊。然而，內地眼中見到的是七一遊行出現了「質變」。
七一的傳統，是針對特區內部事務，即使「倒董」、「倒梁」也好，都是衝著特區施政而來。2003、04年民眾對董建華施政的不滿，也沒有升級變成反對支持董建華的北京中央政府，群眾反而是要求「皇上英明」趕走董建華。但今年七一主調，變成銅鑼灣書店事件及林榮基，直接衝著內地而來。過去十年，內地及特區政府對七一遊行均已經統一了回應口徑，就是將其政治性一面刻意淡化，定性為嘉年華會式許願樹，指各方團體有不同政策性訴求，政府會聆聽社會不同意見云云。
然而，今年因林榮基被囚細節公開， 香港人直面大陸政權的威脅，而特區政府又唯命是從，什麼通報機制全屬謊言，內地一方根本是為所欲為。這在政制民主化之外，開啟了另一個中港矛盾戰場。七一遊行由此變成以針對內地威脅一國兩制、香港自由為焦點。這情況其實早在2012年梁振英當選翌日拜訪中聯辦那張照片刊登後已開始，香港人察覺到高度自治逐漸消失。自九七以來，特區政府在中港之間一直扮演緩衝角色，中央隱身特區政府之後，中港矛盾變成特區內部矛盾。
但梁振英上場後，特區政府形象變了中央傀儡，市民對其政治信任急跌，緩衝角色消失，香港人開始對「 赤化」存在憂慮，而內地亦一改過往在中港矛盾上的低調作風，黨報喉舌頻頻「亮劍」，批評香港人、煽風點火。香港人在焦慮以外，加多了一層憤怒。在銅鑼灣書店事件中，那些電視認罪、回港銷案的演出，香港人早已看在眼裡，林榮基回港「爆大鑊」（將真相曝光），焦慮最後變成了憤怒。
九月立法會選舉在即，從泛民及建制派已經開展的宣傳所見，本來泛民主打是反對梁振英連任，將選舉比作對梁連任的公投，而建制派則突出其陣營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不過，這兩個議題現在都可能錯置了。九月選舉，相信是以中港矛盾為主軸，對維護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政治性投票。簡而言之，就是回到1989年之後的第一次立法局直選，那種恐共、反共及厭共的氛圍，而這形勢是極之不利建制派，而有利泛民主流。
（劉細良，香港跨媒體時事評論員，曾任職民主黨智囊，其後從事傳媒，曾任香港政府屬下的香港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
讀者評論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