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一游行”由2003年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倒董”（要求特首董建华下台）开始，到今年经已是第14回。曾几何时，董去曾（曾荫权）来，由2005年起，参加人数急跌至民阵公布的二万，此后一直在低位徘徊，而七一游行也变了社运团体的“许愿树”，由原本政治性运动变成公民社会活动。
直至2012年梁振英上台，人数突然大幅增加至四十多万。2014年底爆发“雨伞运动”，占领78日后以清场作结。民主运动短期目标全部落空，本土派抬头声称要“拆大台”，年轻人将愤怒指向香港传统民主运动的集团：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民主党、支联会、职工盟、教协及被指为“左胶”的社运团体。反建制阵营内部分裂，社运陷入低潮，失败主义抬头，市民认为无论如何，梁振英不会下台，共产党也不会改变强硬政策，2015年七一游行人数，民阵宣布是48000人，比2014年减少达九成！
内地批游行僭越“一国两制”
2016年7月1日，酷热当空，我站在湾仔天乐里帮手做广播，见到一层又一层密密麻麻的人群走过，认识的朋友会挥挥手、打个招呼。我观察到有很多中年人，没有大量团体的旗帜及标语，跟2012、13年有分别，而人数也明显是比去年多。民阵宣布有11万人，是去年人数的一倍有多。
今年最大的分别不是人数，而是七一游行重新回到起初的政治性活动，本来带头的三人是林荣基、程翔及刘山青，是不同年代因政治原因被内地囚禁的香港人，最后关头林荣基指自己人身安全受威胁而宣布不参加游行。
而内地《环球时报》在6月29日发表社评，指由三人领带游行“给这一活动染上了对抗内地政治制度和司法体系的色彩。”该报又指出，“香港反对派本来应当主要围绕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事务开展政治活动，对内地事务采取谨慎的建设性态度为宜，不能将香港这座城市变成攻击内地现行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策源地。然而实情是，香港的反对派政治越来越从内部指向转为以内地和中央为攻击目标，他们有把自己从高度自治下的区域性反对派变成‘全中国反对派’的倾向。”
同一时间，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接受《紫荆》访问，批评泛民中有些人的行为，常希望在内地变革中扮演某程度角色，企图利用香港给国家制造麻烦，是僭越“一国两制”。
这些内地言论，是冲著今年七一而来。香港人见到“铜锣湾书店”事件，已经有所忧虑，直至林荣基回港公开揭露自己被囚宁波的细节，更震撼香港人心，深感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香港特区政府亦无法保护人身安全。
从不满特区施政到针对内地威胁
原本民阵定下“决战689”为游行主调，也要因应时势，决定由三人带队。然而，内地眼中见到的是七一游行出现了“质变”。
七一的传统，是针对特区内部事务，即使“倒董”、“倒梁”也好，都是冲著特区施政而来。2003、04年民众对董建华施政的不满，也没有升级变成反对支持董建华的北京中央政府，群众反而是要求“皇上英明”赶走董建华。但今年七一主调，变成铜锣湾书店事件及林荣基，直接冲著内地而来。过去十年，内地及特区政府对七一游行均已经统一了回应口径，就是将其政治性一面刻意淡化，定性为嘉年华会式许愿树，指各方团体有不同政策性诉求，政府会聆听社会不同意见云云。
然而，今年因林荣基被囚细节公开， 香港人直面大陆政权的威胁，而特区政府又唯命是从，什么通报机制全属谎言，内地一方根本是为所欲为。这在政制民主化之外，开启了另一个中港矛盾战场。七一游行由此变成以针对内地威胁一国两制、香港自由为焦点。这情况其实早在2012年梁振英当选翌日拜访中联办那张照片刊登后已开始，香港人察觉到高度自治逐渐消失。自九七以来，特区政府在中港之间一直扮演缓冲角色，中央隐身特区政府之后，中港矛盾变成特区内部矛盾。
但梁振英上场后，特区政府形象变了中央傀儡，市民对其政治信任急跌，缓冲角色消失，香港人开始对“ 赤化”存在忧虑，而内地亦一改过往在中港矛盾上的低调作风，党报喉舌频频“亮剑”，批评香港人、煽风点火。香港人在焦虑以外，加多了一层愤怒。在铜锣湾书店事件中，那些电视认罪、回港销案的演出，香港人早已看在眼里，林荣基回港“爆大镬”（将真相曝光），焦虑最后变成了愤怒。
九月立法会选举在即，从泛民及建制派已经开展的宣传所见，本来泛民主打是反对梁振英连任，将选举比作对梁连任的公投，而建制派则突出其阵营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不过，这两个议题现在都可能错置了。九月选举，相信是以中港矛盾为主轴，对维护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政治性投票。简而言之，就是回到1989年之后的第一次立法局直选，那种恐共、反共及厌共的氛围，而这形势是极之不利建制派，而有利泛民主流。
（刘细良，香港跨媒体时事评论员，曾任职民主党智囊，其后从事传媒，曾任香港政府属下的香港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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