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林佩諭：大學校歌的轉型正義

2016年5月20號第十四任中華民國總統就職典禮上，國歌領唱由排灣族古調開場，才接入國人熟悉的「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兩種旋律的交織，讓人驚艷。典禮結束時，也安排集體合唱戒嚴時期禁歌《美麗島》；熟知這首旋律歷史者，無不動容。

當天見證那一刻，我或許比許多人多一份感動。

因為在過去一年，我在政治大學極力爭取把「新創校歌」與舊校歌並列，納入「政大文化盃」校歌比賽指定曲。從國歌到校歌，都有許多昔日特定歷史的痕跡；也召喚著現代人對這些傳統的再發明，賦予新的意義。

校歌與政治意識型態

台灣現在各級學校校歌，有許多都和國歌一樣，因歷史因素而帶著「光復我中華民族之榮耀」的意識型態。校歌承載意識形態並非偶然──從日治時期皇民化政策下灌輸天皇思想，到國民黨時期注入大中華意識，皆如是。

張倍純在《異調的弦歌──台灣日治時期與國民黨時期學校校歌之比較研究》指出，台灣學校校歌源於日治時期。日本受到西方的影響，體認到音樂教育的重要，並配合同化、皇民化等對台殖民政策，利用「校歌」灌輸意識形態。當時許多學校校歌因此沾上日本殖民色彩，如當時的新竹高等女學校（即今日的新竹女中）的校歌唱道「我們生為天皇的子民（大御代の　御民と生くる）」；建國中學前身「台北第一中學校」歌詞也有「受到天皇恩惠的光輝照耀（照らむ限りなき大君の　惠の光身にうけて）」等句。

根據賴彥甫的《校歌的地理學分析》，教育部在1966年規範「校歌傳達學校之心聲，校徽則為學校之標誌。各校均應制定校歌與校徽，使諸生耳濡目染之餘，之所興起。」政策之下，各校也紛紛制定符合「時代精神」的校歌，包括大學。

然而，大學為一追求學術精進的教學場域，作為最終目的為追求知識、培育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的大學，真的需要一首具備特定意識形態的「歌」，去定義一個時代的歷史，並作為當權者傳遞意識形態的工具嗎？

校歌承載的「想像共同體」

2015年5月第三屆政大公民論壇上，黑手那卡西樂團前主唱陳柏偉提出：當歌詞被唱出來之前，準備好的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以「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為開頭的政大校歌，假設了一個「人民的共同體」中的「菁英共同體」。「音樂是一個奇妙的東西，當其在成為一個載體傳遞意識形態、政治的同時，它本身就成了政治的，而不只是中介物。」

印刷技術擴大了文字作為載體的影響力，始得以承載「民族」這個想像共同體。音樂蘊含歌詞，亦是政治意識形態的載體，而「校歌」的象徵地位，使特定歌曲重複被演唱，亦加深其對外界的影響力。台灣的校歌在日治時期到國民黨時期的大量出現與修改，就是校歌作為想像共同體載體的證明。

另一方面，從各式「非官方」校歌的發展，又可看見國民黨當年創造的想像共同體，在台灣的逐漸褪色。例如民國六零年代，台灣外交情勢屢屢受挫，台北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北一女）的學生唱起民歌〈小草〉有感，又因小草與北一制服顏色相近，該曲便漸演變成北一的地下校歌。

類似的地下校歌頗常見；每當歌聲響起，總引起校友們對於校園的美好記憶。不過「地下」這詞，總有點比官方校歌層級低了點的意味。中山女高的「第二校歌」〈快樂中山人〉則是新舊校歌「平行並存」的例外，該曲是在百年校慶時，由當時的校長邀請黃國倫譜的，現在學校正式場合都會演唱新舊兩首校歌。

此外，賴彥甫的《校歌的地理學分析》也提到，台灣大學的校歌自日治時期到現在換過三首，分別確立於 1943 年（昭和 18 年）、1947 年及 1968 年。在2008年的校慶音樂會，陸續演唱這三首官方校歌和地下校歌〈望春風〉，承認不同時代的官方校歌與曾為禁歌的地下校歌，都是台灣大學歷史象徵的一部分。

由此可見，校歌並非自古皆有，也非一成不變，當權者的更迭使官方校歌更換，不同世代學子的心聲創作出非官方校歌的多元，校歌絕對是豐富、與時俱進，且可以相互並存的。

舉辦創作校歌比賽之後的保守勢力反撲

國立政治大學校歌在1940年底由教育長陳果夫作詞，作曲家李抱枕譜曲，其中「實行三民主義為吾黨的使命，建設中華民國是吾黨的責任」兩句常被批評具備黨國色彩，在民主化的台灣，不免顯得格格不入。

其實早在2004年，政大前校長鄭瑞城就曾在任內推動修改校歌、校訓，希望能將校歌中「吾黨」兩字去除。不過該案歷經兩年討論，仍未能在校務會議上通過。

2014年九月我入學政大，加入了學生會權益部。2014年12月，我與夥伴製作了一份全校性問卷「校歌，你怎麼看?」，收到2199份回應。其中有48%的人認為校內文化盃合唱比賽指定曲應為校歌，卻有過半的人認為：校歌有更改或新編的需求。

當時我們覺得，既然過半同學支持校歌有更改或新編的需求，何不舉辦一個創作校歌比賽，廣邀學生們創作校歌。即便當時校內對「更換校歌」仍無共識，至少可以把新編校歌與原校歌並列，放入校歌比賽指定曲。我們希望藉此改善多年來校歌一直被批評為「（國民黨） 黨歌」的窘況，也盼望能促使更多對於校歌議題的思辨。

在與校方溝通過後，我們在2015上半年舉辦了政大創作校歌比賽。宣傳期三個月，投稿期三周，共八件作品投稿，最後在六月上旬經全校投票選出第一名作品《領航》，並在9月文化盃總召會議上，由各系總召以22票贊成、9票反對通過「創作校歌納入校歌比賽指定曲二擇一」的決議。

意外的是，9月30日那天，校方卻以行政疏失等理由，否決將領航納入比賽指定曲的決議。

許多政大學生感到憤怒與失望。有學生創作了政大悼歌，以小調演奏政大校歌。社會系學生也創作「walking on the road（行一條路）」以rap的方式改編歌曲，道出對這次校歌爭議的憤怒與無奈，兩部影片都在臉書的「NCCU政大學生交流版」引起眾多討論。政治系與民族系團隊更先後發表罷唱聲明。

12月5日文化盃當天，更有許多系以舉標語、罷唱指定曲等方式表達訴求。最後總計32系中，8系罷唱指定曲，共14系在校歌比賽場上，對此爭議作出不同程度（舉標語、罷唱、行動劇等）的意見表達。

當初舉辦創作校歌的目的，並非廢除現有校歌，只是期望藉比賽促使更多人思辨校歌議題。因此，我們爭取的是指定曲二擇一，提供一個原校歌之外的選項。後來演變成一場體制外的抗議，許多人都始料未及。

回顧 2015年這場校歌爭議，有人理解為青年學子抵抗威權的行動，有人說挑戰「黨歌」是轉型正義的實踐，而也有人只是單純想換一首好聽點的指定曲。從中，我看到了我們這個世代對校歌意義的多元理解；也在後來與校方的拉扯中，看見不同世代價值觀的牴觸。

校園內的轉型正義#3

校園內的轉型正義，近年來在全球呼聲四起，不只我們，各地都有學生極力與校方溝通，爭取自己的政治價值觀受到更多的尊重體現。

今年三月，哈佛大學法學院院徽因為學生組織長達五個多月的示威抗議而予以拆除，理由是院徽中有圖案代表奴隸制度，隱含種族歧視色彩。英國的牛津大學日前爭論羅德雕像是否拆除，經諮詢後，雕像所屬的歐瑞爾學院（Oriel College）決定不拆，但校方將會提供雕像在此的歷史脈絡。

自去年秋天，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有學生開始要求將威爾遜的名字從「威爾遜公共政策暨國際事務學院」的名稱中刪除，普林斯頓大學在今年四月初宣布名稱不會更動。校方認為，即使身為種族隔離與歧視主義者，威爾遜仍有其可敬之處。

哈佛院徽、牛津雕像、普林斯頓院名，一個拆了、另外兩個保留。校園內價值觀的衝突，有的學生達成訴求，有的則不，但其中相同的是世代價值的差異與溝通，學生與校方站在對立面拼命努力，只希望自己所認同的價值，能在校園這個場域內被認可體現。

回到台灣，許多大專院校編寫於戒嚴年代的校歌，也面臨類似的挑戰。我們這代學生面對早已過時的歌詞，即便不修改，也希望至少能兼容新世代的創作校歌，以顯多元尊重。正如《台師大、政大學生翻轉校歌聲明》，對校歌多元詮釋的追求做出的闡述：「憲法保障大學學術及學習等相關自由，大學校歌應該保存並進一步體現自由多元的價值。大學作為一個教學場域，不應只擁有單一永久的校歌詮釋。」

轉型正義的其中一個重點為還原歷史真相，威權時代的校歌只是歷史的一部分，故廢除校歌，抹去一段歷史，並非轉型正義的真諦。

「追求轉型正義的目標是在追求社會的真正和解，讓所有台灣人都記取那個時代的錯誤。」新總統蔡英文在就職典禮上，這麼闡述轉型正義；她更承諾三年內要完成轉型正義調查報告書。我尋思的是：我們對轉型正義的反省，是否包含大學校園裡的轉型正義呢？回溯全台各校的歷史，分析校園內存在的政治符碼，深入思考世代價值是否被充分溝通與公平體現，也許是教導學生實踐轉型正義的一種方式。

（林佩諭，十六屆政大學生會權益部幹部、2015年政大創作校歌比賽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