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一名軟心腸共產主義者的煉成與毀滅：瞿秋白

【編者按】半個世紀前，文學評論家夏濟安就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左翼作家們做過一番分析解讀。他所著的《黑暗的閘門》（The Gate of Darkness）自1968年英文版問世以來，便在海外產生極大影響，成為中國左翼文學研究領域一本劃時代的著作。書中細緻梳理文學與時代政治的糾纏，深入揭示左翼文學運動的兩難境地。夏濟安獨特的角度，呈現了這些革命鬥士文人的另一面貌：軟心腸的共產主義者瞿秋白，名為左聯文學領袖，實則在內部四面受敵的魯迅......

夏濟安（1916 –1965）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曾任教西南聯大、北京大學外語系和香港新亞書院。1950年赴台後任教於台灣大學外文系，為小說作家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葉維廉等人的啟蒙老師；1959年赴美國後，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黑暗的閘門》就是他這一時期研究成果的精彩呈現。夏濟安與弟弟夏志清是20世紀中國文壇罕見的雙子星。夏氏兄弟都擁有廣博的文學見識與寫作才華，作為文學研究者，兩人眼光也都很犀利。夏志清肯定了張愛玲、錢鐘書等作家的文學地位，而夏濟安則被認為在小說創作上天賦異稟。

2016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對《黑暗的閘門》英文版全書重新翻譯，增錄夏濟安另一篇相關的重要論文，並邀請翻譯學研究專家王宏志教授對譯稿全文審訂，首次推出這本經典著作的完整中文版。

如王宏志所說，夏濟安研究左翼文學，摸索「複雜的政治環境和人際關係下、黨爭當中，文學作家能否團結一致？這些左翼文人如何在講求集體意識、要求絕對服從的黨領導下生存？文學與政治的矛盾如何調和融合？在政治勢力前，文藝和作家能保留多少獨特性？」令人歎息的結論是：「政治和文學的角力中，文學始終是失敗的。」「原來，一直以來，根本沒有什麼巨人能夠肩住黑暗的閘門，把作家放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本文節選自本書第一章，獲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刊出。

共產黨對整風運動所投注的重視恰恰說明，黨內的的確確存在紛爭，有隱秘的，也有公開的紛爭。那些持異議的人士有的另立派系，對共同的信仰提出別樣的見解；而有的則是對這一信仰的根基產生懷疑。

他們是懷疑者、幻滅者和理想主義者；他們發覺，新的秩序並沒有比舊的好多少。人們為了獲取參加革命的權利，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們失去了人身自由。也有部分人開始對這慘重的代價怨恨不已。

我們對「硬心腸」共產主義者的內心生活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們能夠得心應手地應對黨所制定的教條與紀律。他們有的甚至就是這些教條與紀律的制定者。他們成功地重塑了自身的人格，是近乎完美的自我調適者。

但我們可以想象，一名「軟心腸」共產主義者是十分悲慘的。儘管他故作強硬，但始終是太軟弱，沒發成為一名優秀的革命戰士，企圖全身而退又會招致許多現實的困難，而且，他們對黨可能多少還有些留戀。

但是在黨內繼續呆下去則意味着要忍受一切挫敗、侮辱與偽善。他那依舊活着的良心，沒法使他擺脫這樣的兩難困境；對自身的悲劇性錯誤以至整個黨的錯誤，他一直都心知肚明，同時也飽受孤獨的侵擾。

相互猜疑的氛圍籠罩他的生活，他無法與同志們分享自己真實的感受，但他已跟往昔的非共產主義的世界隔絕。作為一個個體，在實力上，他絕對沒法與整個黨組織匹敵，而且他或許也無法提供一套可以替代共產主義制度的方案。

然而，這種種的軟弱使得他維持住一小片個人主義的島嶼，這個島嶼拒絕被周遭黑暗、洶湧的海洋所吞沒。作為一個懷疑者、一個憂慮者、一個沉默而內省的反抗者，他比那些強硬的同僚要有意思得多。

正是這些孤立無援、飽受困擾的靈魂的存在，讓他對極權主義運動發出了靜默的抗議。他可怕的經歷可謂是最值得紀念的人間戲劇，他個人的命運連同人類的命運都在接受審判。

《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

出版時間：2016年1月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作者：夏濟安

譯者：萬芷均 / 陳琦 / 裴凡慧 / 陶磊 / 李俐 等合譯 / 王宏志 審訂

……

無論如何，沒有人能夠把瞿秋白（1899﹣1935）歸為不忠誠的共產主義者，但他是個特別有意思的研究對象，因為他是個文人，而且詳細地記述了個人心聲。在1923年至1934年期間，瞿秋白寫了大量作品，雖然字裏行間有時也流露出他對所寫內容的個人信念，但內容全都與黨有關。

然而，他在首次赴蘇聯（1920﹣1922）時所寫的兩本書，《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卻是以驚人的坦誠而著稱。這兩部作品並不是一般的見聞遊記或者宣傳材料，它們包含了作者當時的心理狀態。瞿秋白那會兒身處的俄羅斯窮困潦倒，民不聊生，而那幾年對他而言非常關鍵，正是那時那地，他從一個非共產主義者變成了一名共產主義者。

在十多年的艱苦奮鬥之後，瞿秋白在福建長汀的監獄中回顧自己的一生，創作一些詩詞，還寫下自己的遺書，即《多餘的話》。他這最後一部作品，就我們現有的版本來看，最為忠實和細膩地記錄了一名共產主義者的靈魂。

……

瞿秋白同時也是一個出色的文人，毫無疑問，他勇敢而勤奮地用筆桿為黨做出了貢獻。他的名字與上海的左翼文學運動密不可分。他很清楚知道怎樣用簡練易懂的漢語表述自己的想法，嫻熟的俄語使他在那個年代的中共領導人中顯得格外出挑。

除闡釋共產主義理論，尤其是文藝方面的，他還致力於斟酌文字，使之成為鼓勵和宣傳的利器。他想要為更多的讀者書寫，於是他提倡「群眾的語言」，以此來區別於五四以來的白話。在瞿秋白看來，白話並沒有比「鬼話」文言顯得更有生機，白話沒能真正地把文言驅逐到鬼門關裏面去。……

瞿秋白所做的這些有益的工作得到了黨的認可。縱然並非他所有的批評意見如今都為黨所接受，但隨着他的文藝著作（並非政治理論）以厚厚的四卷本形式出版，他已經成為一位公認的不朽文人。

他實際是一個真摯可親、多愁善感、喜愛沉思的人，有一點理想主義，懂得欣賞大自然的美景，有時內向到顧影自憐的地步，同時又常常被一種孤獨感緊緊縈繞。

……然而，在瞿秋白被冠以永垂不朽的光環之前，他在早期的兩部作品中所呈現出的自己是截然不同的形象，全然不是向蜂擁而至的人潮揮舞戰筆的英雄形象。總體而言，他的性格要複雜和孤僻得多。

對於革命，他確實有滿腔的熱情，但那只是他複雜性格中的一個面向。在這兩部作品中，我們或多或少能夠全面深入地了解他，他實際是一個真摯可親、多愁善感、喜愛沉思的人，有一點理想主義，懂得欣賞大自然的美景，有時內向到顧影自憐的地步，同時又常常被一種孤獨感緊緊縈繞。

這些性格特質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傳統的中國詩人，而很難與一位革命家掛鉤。不過，瞿秋白的革命生涯那時才剛剛起步，他有充足的時間去克服自己的弱點，把那多愁善感並且染上嚴重肺病的脆弱身軀淬煉成第一流的鬥士。

一位軟心腸的共產主義者只不過是心猿意馬，三心二意而已，所以往往也是蹩腳的共產主義者。我們不禁要問：「他的性格轉變有多麼成功和徹底呢？」很難想像這個在文字中表現出對父母、表親、友人以及野花和月夜濃濃愛意的年輕文人，會搖身一變，變成一位讓人聯想到恐怖主義、盲目狂暴以及冷酷無情的革命家，尤其在他領導和發動那一系列臭名昭著的武裝暴動之後。

為了這脫胎換骨的轉變，他一定把自己軟心腸的一面完全抹煞了，因為性格中的這兩面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這裏就涉及一個耐人尋味的心理問題：一個人真的可以和自己的過去徹底一刀兩斷嗎？能否把早期所受的教育和訓練連同過往的記憶一道清空，脫胎換骨般重新塑造自己的心理習性？

憑藉強大的意志力量，他或許能夠達到某種程度上的成功。但是，他真的可以控制自己的潛意識嗎？繁重的工作對此也許有所幫助。為了防止危險思想滋生，一個公認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迫使自己忙得焦頭爛額、身心俱疲。

瞿秋白的絕大多數時間就是這樣度過的。可是，他偶爾也要無奈地面對閒暇，因為肺病時不時會復發，就需要他停下工作、休養治療。在病床上度過的日子或許讓他的內心無法平靜下來。後來，他被捕入獄，被迫再度面對閒散，更要應付很多情況，比如國民黨官員的審問。

就這樣，他漸漸放鬆了對舊時光的防備。他喪失了人身自由，但心靈卻獲得了解放，這也是挺吊詭的。隨著思緒的奔騰蔓延，他又找回表達自我的衝動。入獄期間他所寫的那幾首詩詞本質上都是懷舊的，在《多餘的話》中，他承認自身有著「兩元化的人格」，他終於能夠更好地理解自己了。

究竟哪一個才是真正的瞿秋白呢？是那個革命鬥士還是那個不斷沉思的多愁善感者呢？或許兩者皆是吧，只要我們相信，就算是共產主義者也有可能存在分裂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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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的陳述可以發現，他有很多的嚮往，但這些都是一個革命者絕對不該有的。甚至當他喋喋不休地述說著光明的未來，「紅光」籠罩邊宇宙，「遍地的紅花染著戰血」，他發覺，自己與「黑甜鄉」這個家庭關係和審美理想都錯綜複雜的舊中國，很難斬斷聯繫。

對那些自小就很珍視的人、事與地方，感懷之情油然而生，但他必須強行抑制。像這樣的人性弱點必定是他「內在需求」的一部分，然而，這些弱點對他想要傳播社會主義革命的「衝動」造成了多麼大的阻礙啊！

當「餓鄉」（編者注：蘇聯）的生存狀況變得不堪忍受時，重回「黑甜鄉」（編者注：暮氣沉沉、貪圖安逸的中國）的渴望變得越來越強烈。「餓鄉」和「黑甜鄉」，代表兩種不同的生活態度，兩套不同的價值觀，這兩個詞把瞿秋白夾在中間，進退維谷。這種矛盾折磨了他一輩子，永遠沒有得到解決。

「餓鄉」和「黑甜鄉」，代表兩種不同的生活態度，兩套不同的價值觀，這兩個詞把瞿秋白夾在中間，進退維谷。這種矛盾折磨了他一輩子，永遠沒有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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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是瞿秋白個人「心波」的紀錄，書中的語句大量借鑒他之前頗有研究的詩詞和佛經。他的這兩本書不是寫給無產階級和略微識得幾個字的人的，而是寫給他所屬的這個階級，即有一定文化修養的讀者，他們讀四書五經長大，而今又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重新調整自身。這些讀者的趣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由「五四」運動所促生的新文學的風格與內容。

……

在俄國，病痛、寂寞，以及人生的陰鬱和自然段慘淡給瞿秋白平添不少憂愁。但是，更嚴重的是他發覺自己陷入一個困境。他的憂愁不只是因為他是一個敏感而思鄉的年輕人，病弱的肺讓他時有怨言，而且身處一個令人不快的異鄉。

他的憂愁體現在他的理想上。他可以離開這討人厭的地方，但不願輕易就放棄自己的理想。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依舊處於試驗階段，暫時還沒有什麼讓人歡欣和安慰的結實成就，而公眾的不滿和冷漠反而十分顯著。他需要在寫作中為之辯護，以此說服自己以及中國的讀者，俄國正在發生的一切都是真實且美好的。

他需要在寫作中為之辯護，以此說服自己以及中國的讀者，俄國正在發生的一切都是真實且美好的。

這給瞿秋白造成了極大的精神壓力。自從進入西伯利亞之後，他就不得不關注革命沉重的事實。這些事實無疑給這個「五四」運動中的熱血青年澆了一盆冷水。自然之和諧曾是他早年研究的形而上學的基本信條，但在此時此地卻無處找尋。

他的這兩種人格都需要專一的忠誠，但是對之投入相同的精力是不可能的。一種衝動是要追隨自己天性，滿足自己對溫和、柔情、美麗的物件和舒適的氛圍的渴望。而另一種衝動則是追隨理性，做理智認為正確的事情，毫不遲疑地從整體上來接受革命，接受革命所伴隨的嚴酷、醜惡和變態。

如果不能做出妥協，那麼他必定要做出選擇。值得注意的是，他加入共產黨的時候，也正是他體力陷入最低潮的時候，當時他需要的應該是更多的休息，而不是更多的戰鬥。不過，對他來說，只有內心獲得了安寧，才算真正的休息。

通過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他進入一種新的人生。他曾經病弱且孤獨，但現在有了黨組織力量做後盾。他曾經有兩個分裂的人格，但現在革命者的人格已經完全佔了上風。在入黨之前關鍵的幾個月內，他飽受失眠的痛苦，這也是他內心掙扎的一種症候。

……

事實證明，在《多餘的話》這部私密的自傳中，我們看到的不是為馬克思主義辯護的瞿秋白，而是剖析自我的瞿秋白。不過，我們不能妄下定論說，他最終感到了幻滅。或許他到死都還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雖然對馬克思主義也有微詞，但終究還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他用毫不含糊的說法坦承自己是個「二元人物」，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他：他是一位搞革命的抑鬱症患者；一個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唯美主義者；一個憎惡舊社會的多愁善感者；一個在莫斯科受過訓練的「菩薩行」人生觀的實踐者；一位追尋「餓鄉」卻又受不了黑麵包的朝聖者。

或者，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位軟心腸的共產主義者。

革命的烈火並不能把革命者淬煉成鋼鐵那樣的金屬，而人的天性，無論人們對之如何定義，它即使在最徹底的思想改造之下也不可能全然改變。

《多餘的話》並沒有記錄他性格上新的發展，只是再度確認了他早期的兩本書留給我們有關他的印象。不過，對瞿秋白以及其他面臨相似困境的共產黨員，這部自傳還是給我們提供了新的認識，那就是：革命的烈火並不能把革命者淬煉成鋼鐵那樣的金屬，而人的天性，無論人們對之如何定義，它即使在最徹底的思想改造之下也不可能全然改變。

無論是作為共產黨的書記、理論家、左翼作家中的領軍人物，或是國民黨的階下囚，他依舊還是那位年輕的秋白，對莫斯科那被雲影遮住的月亮，慨歎不已；對那神秘而可怕的俄雪，發出絕望的哀嚎。

……

《多餘的話》供認了瞿秋白不適宜從事政治工作，這一點在李克長（編者注：瞿秋白在獄中唯一接受過訪問的記者）的訪問記中得到了證實。除此之外，犀利的自我剖析在《多餘的話》中也佔了很大篇幅，這恐怕只有瞿秋白本人寫得出來，假使真的有偽造者的話，那這個偽造者在直覺和想象力方面肯定是天賦異稟。

我們可以說，《多餘的話》是一個虛度了一生的人的輓歌；它也是對自身懦弱、怠惰和虛偽等弱點的招供，即使他已經充分意識到自身的弱點，但還是因之犯下了一堆錯誤；同時，它又是對可笑命運的抗議（儘管這抗議略顯無力），命運之神將最艱巨的任務降於他肩頭，然後又嘲笑他赤裸裸的無能為力。

儘管這部作品包含大量的材料可以用進瞿秋白政治傳記中（我有和中共「官方」傳記作者同樣的顧慮，所以也沒有用），《多餘的話》沒有怎麼涉及政治。在它的作者看來，政治代表了世間一切醜惡：精力的耗竭、致命的疲乏、心靈的死亡、感官的麻木、永恆的謊言，以及自然情感的毀滅。

作為一個軟弱且疲倦的自我的悲哀陳詞，這部作品超越了政治，超越了階級鬥爭，超越了任何的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