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許家屯，前中共中央委員、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前中共港澳工委書記。1991年，許家屯因「六四」事件中默許當時中國政府的駐港機構支持學運，被開除中共黨籍。「六四」期間，他轄下的《文匯報》，以開天窗形式發表社論，刊出的「痛心疾首」四個大字，成為歷史印記。從1990年流亡海外至今的許家屯，一直關注中國，自認忠於國家，等待「落葉歸根」。許家屯作為中共黨內的開明官僚，在香港要融入社會完成統戰任務，必須對抗同儕和上級中的極左勢力。1993年他寫下《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一段香江往事中，包含了香港各界、中英雙方在1980年代來往博弈的千頭萬緒。時至今日中方的治港思路，也從當年有跡可循。2016年6月29日凌晨，許家屯在美國洛杉磯家中辭世，享年100歲。
以下節選自書中第二章 初到香江，獲聯經出版社授權刊出。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
出版時間：1993年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作者：許家屯
穿什麼服裝，坐什麼車
列車緩緩駛入香港九龍紅磡車站。
陪同我和李儲文到香港赴任的，是廣東省委第八辦公室（新華社香港分社在廣州的後方機構）主任李相國。
動身前，李相國通知我，第二社長李菊生會到車站接我。
火車停穩後，我看到新華分社副社長李啟新、曹維廉、港府政治顧問麥若彬（後英國駐北京大使）在月台等我。李菊生並沒有來。
和麥若彬在火車站貴賓室寒暄幾句之後，他們告訴我，一群香港記者在大堂外等候，可能要我講幾句話。我毫無思想準備，立即說「不接受採訪」。
當我隨着新華分社保安人員匆匆步出禁區時，沒想到香港記者一下子便圍了上來，保安人員和我走得很快。他們也追得快，邊追邊問：「你為何來港？」匆忙之間我只好從實說：「為祖國統一而來。」沒想到我到港第一天在紅磡火車站的首次亮相，給香港人的印象竟是個大陸「土」高幹。
幾十年來，我從未穿過西裝。即使七十年代出國幾次到羅馬尼亞、澳大利亞、日本訪問，穿的都是「中山裝」。八三年春節前，心血來潮，在南京做了平生第一套西裝，做好了一直放着沒動。來港上任，把西裝也帶過來。
動身前一天，首次穿上，並請李相國品評。那幾天，李相國很照顧我，為我打點一切，李相國看了，很正經地說：「不行不行，這是冬天的料子。」其實，這不僅是冬裝，而且是很不合身的冬裝。
鏡子裏，我看到衣服既肥且短，十分難看。一時無法，便打開衣箱找，李相國指着一件短袖襯衫說：「這件可以。」第二天，我就穿了這件香港傳媒稱為「夏威夷裝」的短袖襯衫來港。我夏天經常戴墨鏡，赴任這天，我也習慣性地戴了。
想不到這身打扮竟變成話題。當時有報導形容：「當他步出紅磡火車站時，他的打扮令人生疑，他戴着一副黑眼鏡，身穿不稱身的襯衫，披着一頭亂髮，完全是一個共乾的典型打扮。」
社會上對我戴墨鏡反應很強烈。一些報刊專欄著文正面規勸、側面諷刺都有，新華分社也接到多封「人民來信」，建議我摘掉墨鏡。信中指出：「在香港戴墨鏡，人們一般視為黑社會人物，有損中國政府幹部形象。」
當時，在大陸，高級幹部夏天戴墨鏡很普遍，想不到在香港成了嚴重問題。這使我強烈意識到注意形象絕不是隻關個人的小事情。
在形象問題上，《百姓》雜誌社社長、資深記者陸鏗還為我上了專門一課。經過社內一個較開放的同仁的介紹，我會見了陸鏗。這是我們第一次會面，我知道他坐過中共廿多年的牢，有意讓他多講，給他發抒一下。
兩個多小時的會談，多是聽他的。陸鏗姿態高，不提個人恩怨，所談多屬批評中共之意見。最後，他直率批評我不懂資本主義禮儀，特別指出我有時見客不打領帶之不當。
他說：「資本主義社會很注意形象，您的意見要人能接受，影響上佔的分數很高。美國總統雷根每次見記者，上電視發表講話，都有專門的形象顧問負責為他打扮。」
這是我聞所未聞的，我當即真誠地表示：「謝謝你的好意見。」以後，打領帶就成為我見客的必修課了。
到港第二天，頭一件事便是到國貨公司做了一套西裝。用國貨公司發給新華分社人員購貨的八折卡，花了六百元港幣。我感到很不錯了。可是過了不久，有個幹部好心地對我說：「外面有反映，說你的西裝式樣陳舊，料子也差，不合你的身分。」
我也注意到副社長們在機關裏都穿便服，外出時才換穿西裝，且看來多屬穿着已久的。我在開會時談到這件事，大家認為靠現在的低薪，沒有辦法解決。國務院規定，副社長以上，每年每人補助一套服裝。
在香港社會，特別是上層社會，衣着不但分春夏秋冬，每年還要轉換新款式，這個規定使我們根本無法適應。這次談論，雖然無法解決問題，卻增加了我的穿衣常識。一年後，經過爭取，徵得財政部同意，新華分社副部長以上幹部都有一套衣着補貼，副社長以上則增加一套。
在香港社會，特別是上層社會，衣着不但分春夏秋冬，每年還要轉換新款式，這個規定使我們根本無法適應。
不僅穿着打扮，連座車也有考究。行政處主管徵求我的意見，喜歡坐什麼型號的車，我回答他，在江蘇用的是日本車「皇冠」。還是用「皇冠」好了。他不同意，理由是「和社長的身分不稱」。有些地方的大門都進不了，要我坐「平治」。
還問我座車用什麼顏色，我不理解，難道座車顏色也有什麼考究？他解釋說，原來社長們用的車是黑色，與港英政府高管用車同一顏色，港英政府的警署向新華分社保安部門提意見，要求改成他色，王匡社長沒有同意。
他還介紹有關用車的安全問題，如預防港英政府情報部門利用保養、修車、停車機會，安防竊聽器，分社自設了修車廠、社外停車不離人等。我便說：「為了安全，可以不再用黑色，也照顧了英方要求。」
……
考察九龍城寨
我做過地方工作，帶過兵，打過仗，每到一個新地方，都要先看看「地形」。到香港頭兩個多月，香港島、九龍、新界，能通汽車的地方，都「跑」了一遍。引起社會注意的，首推九龍城寨。
一八九八年，英國租借九龍北部，即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地區，清廷堅持保留九龍城寨不讓，派官員鎮守。但租借第二年開始，就沒有再派官員駐守。
關於城寨的管轄權，晚清至民國初年，交涉頻仍。由於城寨地位特殊，港英政府人員不能進入，成為三不管地區：國民黨政府不管，中國政府不管，英國政府也不能管，成為「黃、賭、毒」肆虐地區。
分社副秘書長黃文放，是老香港，他對城寨情況比較熟悉。我提出要去城寨參觀，請他介紹情況。他告訴我，現在城寨黑社會勢力已減弱，「黃、賭、毒」情況較前改善很多，「城寨街坊福利事業促進會」是居民自己成立的自治社團。
城寨裏有幾個中共黨員，和自治組織的秘書——自治社團實際負責人，私人關係較好。他認為，我去參觀，安全不會有問題。
八月七日我在辦公室主任陳偉陪同下，驅車前往，我們在城寨邊下車，步入狹小街道，只見兩旁樓房破舊，抬頭望去，上空被床沿、走廊蓋滿，黑暗潮濕，一線天空也看不到。保安人員不讓我停下來去找居民訪問。
走不多久，出乎我意料，陪同的保安人員說，已經出了城寨了。我詫異地問：怎麼這樣短！陳偉建議去街坊福利事業促進會訪問，我跟他沿城寨外邊街道走去，看到不少牙醫招牌。陳偉介紹，這些多為無牌照醫生，港英政府管不到，收費便宜。「我們分社職工，也有到這裏看牙的。」
走過一道狹窄的樓梯，在一間約十多平方米的房間裏，見到自治組織的辦公室秘書劉子群，他年輕精幹，熱情地接待我們。他說居民比較團結，但生活條件差，飲水特別困難。在居民申請下，港英政府也曾解決了一些問題，但與實際要求差得很遠。
我同情他們的處境，表示在現在情況下，還只能靠他們自己向英國政府爭取改善。我也考慮適當時候向港英政府提出交涉，但當時沒有公開承諾。劉子群還說，不少大陸逃港居民擔憂九七後，會遭「秋後算帳」。也擔心將來香港同胞會歧視他們。
我知道香港不少大陸出來的人，都有這種顧慮，就利用此機會說：「香港市民同大陸來港人士都是同胞，香港很多市民本來就是從大陸出來的，大家要團結起來，來了就來了，不管什麼原因，只要贊同祖國統一，就是愛國的，就是在大陸有問題出來的，也不會『秋後算帳』。」
不管什麼原因，只要贊同祖國統一，就是愛國的，就是在大陸有問題出來的，也不會秋後算帳。
新華分社內專責新聞通訊的機構——「小分社」的資深記者殷新誠陪同我一起訪問。原來約定，此行只發「內部參考」，不發新聞稿，他聽了我這一段講話，建議發新聞，對安定從大陸出來的人，可能起些作用。
我感到他說的有道理，同意了，想不到一石激起千層浪，竟引起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
第二天，香港多數日報在主要地位刊登了這個消息，有些報刊還發表評論。同天港英政府發表聲明，指街坊福利事業促進會非註冊團體，其會員數目及選舉程序亦無記錄，並說政府對城寨居民情況向表同情關注，因環境所限，政府所提供的服務受到限制等。
聲明特別強調，我在訪問前，沒有知會港府。布政司夏鼎基也立即到城寨邊沿地區「視察」，還許諾改善對城寨的供水。想不到，我的訪問還意外地使居民改善了生活條件。
港英政府的反應，顯然過份。城寨屬中國地方，社團為何要向你英國註冊？我「跑」了香港那麼多地方，沒有觸犯香港政府法令，我到中國城寨參觀，為何須「知會」港府？
我和新華社外事部商量最後決定對港府聲明「置之不理」。但外事部提醒我：「還是向外交部報備一下為好。」我同意，用分社外事部名義發文向外交部報備。
對於輿論界的批評，宣傳部認為有些報刊為了配合港英，對我這次訪問批評得過份，主張「反擊」。我初來乍到，不知深度，不僅同意，還主張對過份者可以點名反批評。從而又引起反批評，說我們「隨便給人扣帽子」，反應很差。
我接受教訓，與宣傳部商量，以後對批評謾罵中國共產黨的文章，一般不做反批評，特別是點名反批評，須採「正面宣傳」作法。我體會到，大陸、香港一個樣——越批越香。
我體會到，大陸、香港一個樣——越批越香。
我以為事件就過去了，九月回北京述職，去看望國家主席李先念。
李問：「你去看了九龍城寨？」我答「是」。李先念說：「自己的兒子，為什麼不能去看！」我感到北京高層，似乎有人不同意我去城寨，對我有批評。李先念是在保護我，為我抱不平。
後來有人告訴我，港澳辦和外交部為此事都寫了報告，就是說，向中央告了我的狀。
接着又發生一件事，香港重光日（紀念二次大戰後日本無條件投降，英國政府重新恢復對香港統治的節日），副社長陳達明擬會同東江縱隊（共產黨抗戰時在香港附近的武裝游擊隊）在港同志，在新界抗日烈士紀念碑前參加紀念活動，工委會議研究後同意了。
《大公》、《文匯》等報做了報導，《文匯報》還發了專頁。當時我在北京開會，會上，李後將《大公》、《文匯》的相關剪報拿給我看，附有李後的批條：「請鵬飛、家屯同志閲，李後。」
我意識到，李後不同意陳達明參加紀念活動，不同意公開報導。我立即向李後解釋：「紀念活動，不違背香港法律，有助於提高香港同胞民族意識，是經過工委討論同意的，報紙這樣處理，並非工委授意，但我看也沒有什麼不妥。」
李後聽了沒有表態，隨機將剪報拿給姬鵬飛看。姬鵬飛正在討論問題，只看了一眼便放下。我奇怪為何事情已發生了一個多星期，李後現在才發覺有問題？後來還是港澳辦的工作人員透露：香港有人「告狀」。
我開始意識到，我處在一個「內憂外患」的環境中。
我開始意識到，我處在一個「內憂外患」的環境中。國務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在一次和我漫談時，帶開玩笑的口吻對我說：「香港碼頭這口飯，可不好吃呀。」
我理解他話的意思。
新華社的功能
到香港後才知道，香港社會知道新華分社的人並不多，即使知道，大多以為它是個新聞機構，真正了解這個特殊形態組織的人很少。
說是個新聞機構，但它發的新聞不多；說不是，出去的人拿出名片都說是記者、編輯；更多的人連名片也沒有，既不像記者，也不像編輯。總之，在很多人心目中，新華社很神秘。
新華分社同外界有接觸，但圈子窄，領導人也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我到港後，拜會一些外國駐港機構，包括領事機構時，發覺部分人士竟然不知道新華分社還負責外交職務。
一九六七年所謂「反英抗暴」（香港左派暴動）後，香港有些人對新華分社，對中資機構還產生恐懼心理，本地幹部形容：「一個時期，中國的國貨公司，香港市民都不敢進去買東西，有些甚至繞道而行，避免接近。」「我們與外界接觸也不敢公開身分，社會上對中資機構的人另眼看待，有鄙視心理，背後稱呼為『左仔』。」
一個時期，中國的國貨公司，香港市民都不敢進去買東西，有些甚至繞道而行，避免接近。
我問「左仔」是什麼意思，他們告訴我，這是「反英抗暴」後，香港社會對「左派」機構中言行「極左」的人的貶稱。他們還反映：社會上對新華分社有幾種形容，一種稱謂「城隍廟」。城隍是陰間小鬼的頭子，城隍廟既神秘又陰暗，顯然是個貶詞。
坊間還有一種說法是新華分社幹部不接近人，很少接受社會上的宴請，主動請人吃飯就更少。有人形容新華分社的人，是「屬虎的」，不請人吃飯，卻專門「吃人」，反映了同新華分社有來往的人的不滿。
在分社新聞機構和中資機構內工作的幹部，也有不滿情緒。他們反映，分社領導限制他們活動，對大陸派出幹部如同對駐外使館外交人員，規定不許一個人單獨上街，必須三人同行，任何事情、任何關係都要彙報；香港本地幹部也要彙報自己的行動。
這些人在社會上有家庭、親戚、朋友，怎麼可能有什麼行動、有什麼關係回來都要彙報？這是很難做到的，做不到，硬要做，因此機關人員很有意見。中資機構的人說，他們對分社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怕招惹是非。
這些反映，使我感到必須改變作風，讓新華分社和分社幹部同社會接觸，讓他們了解社會，也讓社會了解分社，了解中國機構的幹部，只有放開幹部的手腳，廣泛開展社會活動，才可能把黨和政府的主張、政策，向社會人士宣傳，爭取他們接受我們試圖建立的新形象，包括幹部個人以及機關的形象。要香港社會接受我們這批人，我們必須地方化。必須與地方「同俗」。
……
要打開香港工作局面，我知道必須解放思想，打破以往港澳工委在工作上「一左二窄」的種種設限和禁忌。
長期以來，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大樓被視為「深似海」的「侯門」，有人說，過去幾位社長大都是「閉門不出」的神秘人物，形容不免有點誇張，形象保守則無可置疑。我決定打破「侯門」，把客人請進新華分社裏面。
我決定打破「侯門」，把客人請進新華分社裏面。
我到港後十天，就在新華分社大樓裏設宴招待剛奪得世界超級女子排球賽冠軍的中國隊，藉此邀請了香港體育界的知名人士。
邀請香港人士進新華分社大樓，也不只是參加社交活動，更多情況下是為了交換意見。九月十二日，我邀請香港大學學生會代表來新華分社見面，陳達明、楊奇一起參加。
這批學生是八月中旬來分社遞交請願書，對時局提了他們和中共不同的意見，並要求與我會面討論。我希望藉此會面，讓外界知道我們不只聽所謂「親中」人士的意見，也聽其他反對的意見。我耐心傾聽他們的意見，回答了他們提問的問題。
青年們熱心社會，關心祖國，天真純情，十分可愛，和他們在一起，自覺也年輕很多。會上我首次公開表示，中共容許將來香港存在不同政見，「右派」可以繼續活動，出版報紙刊物，甚至批評中國共產黨。這件事報刊進行了廣泛地報導。
……
為了爭取接觸社會，融入社會，很多場合如某些公司企業開幕或週年紀念、建築物平頂、展覽會開幕、酒會宴客、體育比賽、戲劇活動，我都出席。
八四、八五年的時候，此類活動一年出席五百多次。我動員大家改變作風，多參加社會活動，多接觸社會人士。特別希望中資機構的負責人，他們生意來往多，接觸人也多，我不要求他們見人就談政治，能多交朋友，就是工作。
我也入境問俗，逢年過節，對重要的朋友和統戰對象送禮問好，一則聯絡感情，一則也讓對方覺得受尊重。開始時我請統戰部門擬了三、四十名對象，送中國名產水果，荔枝上市送荔枝、哈密瓜應市送哈密瓜。這是大陸出產水果中，少數可送人的禮品。
香港水果供應豐富，世界各地的水果應有盡有，但大陸產水果，有資格上席面的只有兩個半：荔枝、哈密瓜，還有半個是天津鴨梨，這是大陸多年執行「以糧為綱」方針，忽視水果培植，品種退化的惡果。
隨着朋友越來越多，送禮對象也擴增至一百人。每年春節、元旦，必發賀年卡，從一千多張增至三、四千張，對少數社會名人我們又贈送牡丹花，送果送花對象，包括港督、布政司等港英政府高層，這都是新華分社過去未曾做過的事。
香港社會交朋友、談公事，談生意，多通過吃早茶、午餐，更多是晚飯進行。我在工委會上提議，要將主動請人吃飯，也接受被請，列為我們主要的工作方法。並規定分社領導幹部及各部的負責人請客人吃飯的標準。
有專欄作家嘲笑：新華分社把毛澤東的「紅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戲改為「革命就是請客吃飯。」我不以為忤：一字之改，改得好，改得符合實際。
……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是毛澤東的名言。一九四三年中共「整風」運動後，成為我黨性的一部分。從那以後，我做過政治、軍事、經濟、科技以及地方上的黨政領導工作，每到一個新的工作崗位，每接受一個新的任務，每接觸一個新情況我都會全力以赴，都要先調查研究一番。
來港前，我對主管香港事務那些同志介紹的情況，深感不足，覺得介紹浮面現象多，深入分析少。例如，他們估計香港同胞普遍擁護香港迴歸祖國，並以英首相戴卓爾夫人北京談判回到香港機場，遭香港學生抗議為例。
事實上，這隻能視為學生的愛國活動，並不能代表香港所有人都贊成迴歸。我到香港後，才知道香港同胞內心極為複雜，真正擁護迴歸的並非多數。
我到香港後，才知道香港同胞內心極為複雜，真正擁護迴歸的並非多數。
我痛感不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香港社會的真實情況，就不能正確決策，也就必定做不好工作。幾天後，在港澳工委的會議上，我提出重新認識香港問題，建議把調查研究列為工作的首要任務，要求大家都動手。
這時中英第二輪談判即將開始，新華分社作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派出機構，我認為調查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配合談判鬥爭，摸清楚英國將在談判桌上採用什麼戰略、策略，什麼戰術等，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可是李菊生不冷不熱地說：「我們和英國鬥爭，從來都是『後發制人』的。」當時我對分社的情報工作還不知底細，沒有和他爭論。
經過一個多月的了解，我知道在「反英抗暴」鬥爭後，我們的情報系統遭港英政權嚴重破壞，已無可能事先掌握情況。李菊生所謂的「後發制人」是完全被動的。
於是我在工委會上做了評論，我認為「後發制人」必須事先掌握對手的基本情況，知道其鬥爭策略、手法、步驟，而後制訂我方的鬥爭策略、方法、步驟，待對方出手後，予以還擊，才能主動地「後發制人」，控制全局。
如果我們事先不知對方底細，待對方出手後，才一點一點明朗情況，再予還手，雖「後發」，卻不見得能「制人」，更無法主動控制全局。這種沒有主動權的所謂「後發制人」策略，應極力避免。
……
情報工作
整理情報機構。中共中央規定，鄧小平也指示，中國駐外機構不搞情報工作，但香港新華分社不在這範圍內。
中共在香港的情報組織，以往頗有基礎，港英政府內部，有較高層的關係。例如目前廣東省某位省級官員，就層在港英政府任高級警司，因暴露身分撤回大陸。
大陸在港澳的情報工作，也滲入台灣在港澳的特工人員內。在「反英抗暴」以前，大陸公安部門靠港澳情報，對台灣派遣到大陸的特工活動，瞭若指掌。
在「反英抗暴」以前，大陸公安部門靠港澳情報，對台灣派遣到大陸的特工活動，瞭若指掌。
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及中外記者在香港稱作印航包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去印尼參加萬隆會議，台灣方面認為周恩來在飛機上，趁飛機在港停留時放置定時炸彈，台灣這項行動事先已為中國獲悉，通知英國注意預防，英方不信，結果出事。
飛機爆炸後，大陸又加強對台情報工作，記不清哪一年的國慶，台灣擬趁遊行活動，毛澤東登天安門城樓觀禮的機會，謀殺中共領導人。大陸據香港情報偵知情況，在台灣特工人員從香港攜帶武器過羅湖橋之後，即予逮捕。
那幾年，台灣特工進入大陸，多隨即被捕，港澳反特情報工作，做得很有成績。然而「反英抗暴」時，對台的情報工作也遭嚴重破壞，重建也沒有達到原來水平。
在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中，港英政府大肆逮捕了三千多人入獄，香港地下黨員及情報組織成員為港英偵破極多。在港英政府內部、社會各方面的情報組織瀕於瓦解。
大陸派到香港管理情報工作的人員，大都安排在新華社內的保安部。成員來自公安部與國家安全部。公安部的任務主要負責新華分社（港澳工委）、中資機構的保安工作，也管理少數情報工作人員。國家安全部派出人員，主管社會情報工作。
軍事部門也有派出管理情報的人員，軍委總參謀部、總政治部，派出人員寄職在新華分社或中資部門。如總參派來某人，以新華分社文化體育部副部長面目出現，管理該部在港的情報人員。八十年代後期他年屆退休調回。又被派來香港，自組公司掩護其工作。
社會上的情報人員，他們滲透在社會各方面，多數是香港本地人，大陸也派出一部分。發展情報人員的慣用手法，是「派出去，打進來」。
有一個曾任香港政府行政局議員的某人，通過關係請我到他家裏吃飯，要和我交朋友。我去了，坐下來才閒聊了幾句，他突然申明：「我不會給你們做情報。」我感覺奇怪，這人怎麼會這樣說話？既不禮貌，也不自重。
我正經地回答：「我們是交朋友，朋友就是朋友，絕不會有對不起朋友的要求。」但更奇怪的是，隨後的談話中，他又講了不少港英政府內部，也可說屬於情報的故事。
我深感香港社會的複雜，人們性格中的矛盾；同時也警惕到，我們發展情報人員是否過多過濫，引起如此嚴重的反應。
我們發展情報人員是否過多過濫，引起如此嚴重的反應。
回北京我和人大副委員長彭衝談及此事，彭衝曾任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法委員會書記，主管過公安、安全、政法部門。離任後，因他好客，原下屬部門一些負責人還時常來往。
這次談話，在座的有主管這方面工作的負責人，他們聽了我的故事，既嘲笑了「這位仁兄」，也感歎香港的情報工作有些做法的不當。
據我了解，沿海一些省，如江蘇、浙江、福建的國家安全廳，一些大軍區如廣州軍區、南京軍區，都派有情報人員在港澳。南京軍區司令員向守志，曾介紹軍區聯絡部長與我認識，要求我給他的情報關係予以支持。
有些香港商人為了做大陸生意有靠山，也樂意接受。結果是多頭派出，管理混亂，數量雖多，質卻不高。一個關係替幾家做事，向幾家送情報，拿幾家的錢，我就不止一次接到幾家送來同一內容的情報，還看出其中有一份是我認識的人提供的。
有些香港商人為了做大陸生意有靠山，也樂意接受。結果是多頭派出，管理混亂，數量雖多，質卻不高。
我同分社主管情報工作的副秘書長商量如何整頓。他主管情報工作多年，有經驗，公安部已決定他退休，我取得國家安全部長凌雲同意，留下他當分社保安部長。
我問他可否統一管理在港澳的情報工作，以加強香港方面，特別是高層方面的情報。他說，鄧小平也曾有過指示，對外情報儘量避免重複。
……
我把香港所有的報刊都瀏覽了一遍，了解全貌後選擇訂閲十二份港澳出版的中文報紙，連內地報刊在內，每天必讀二十份左右。又請分社宣傳部、外事部將每日的英文報紙社論及主要新聞譯成簡報供我閲讀，此外，還訂了十多種雜誌。
從我的沙發椅在六年內更換兩次，就可知我整天勤坐沙發閲讀傳媒材料的程度。每天早上起來，我先瀏覽大標題、要聞、社論。晚上酒店後或應酬以後，再用三至四小時邊看電視邊詳細閲讀，久而久之居然也能理解廣東話了。
偶爾出差內地，回港後便要「惡補」。香港情況變化速度太快，幾天不閲讀報刊，便有脱節之感，非「惡補」不可。每日坐沙發數小時，八七年沙發坐壞換成皮沙發，不到三年，新沙發又給我坐壞了。
我閲讀報刊的方法，幾乎是遍及各版，不僅看新聞、評論，還看專欄、娛樂新聞，連馬經也掃一掃。一些看似不重要，實際很有用的情況，往往從中可得。
讀「馬經」能知道社會上某些人士的脾氣、嗜好等等。
讀「馬經」能知道社會上某些人士的脾氣、嗜好等等。《信報》曹超仁的《投資者日記》，往往透露一些重要的社會、政治、金融動態。他講某些聞人，多用代號，如稱王某某為「紅色肥貓」，邵某某為「排骨」……
香港還有一份半公開的小報，姑隱其名，它專好揭工商名人隱私，據說，有些知名人士因此曾被要挾。閲讀此報，可獲知一些坊間流行傳聞。
例如它曾刊登大陸某公子在港奢侈、闊綽的生活消息，報導他有高級住宅、數輛名牌汽車、兩艘遊艇、高級音響、打高爾夫球入會費就花了一百多萬港幣等等。
有人把這張報紙送到北京，趙紫陽、張勁夫都看過。某公子聲稱該報捏造，到處喊冤，聲明要上法庭控告它誹謗，後來不了了之。
此外我還廣泛接觸社會，與社會各方人士會談，不管他們說什麼我都傾聽，了解他們的心態。接觸越多，互信越增，了解越深，掌握的第一手資料越多。我就這樣逐步加深對香港社會的認識，也交了不少朋友。
……
香港共產黨組織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有組織活動的歷史已很久，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依靠蘇聯援助進行北伐，從那時起，香港就有中共地下組織的活動。
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的組織活動一直沒有停止。一九三八年中共在香港公開成立八路軍辦事處，由廖承志負責。港英政府之所以允許中共機構在港存在和活動，是迫於當時日本軍國主義的威脅，希望得到中共抗日武裝——東江縱隊九大隊的配合，保衞香港。
香港淪陷時，中共遊擊隊曾拯救了不少英國人逃出香港，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南方局曾設在香港。
一九四七年，新華社香港分社設立。同時中共南方局成立了港澳工委，以新華分社的面目出現，第一任社長是喬冠華，他也是工委的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南方局撤銷，中央委託廣東省委代管港澳工委。
文化大革命前，港澳工作一直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管理，小組長是廖承志，黨的工作由廣東省委管理。一九七八年，國務院成立港澳辦公室，廖承志為主任，直接管理港澳工作，港澳工委也改由中央直接領導，實際上是由廖承志代表中央領導。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八三年廖承志去世，我上任之前。
長期以來，香港始終是中共活動的重要據點。香港一直在英國管治下，中共只能秘密活動，是「白區黨」。新中國成立後，形勢起了變化，中國共產黨成了執政黨，但在處理上不得不有所改變。同時，隨着中國在香港的外派機構逐步增多，外派人員增多，黨員也增多了。
隨着中國國力的增強，國際影響的發展，特別是中英兩國進行關於收回香港的談判以來，英國統治香港已時日不長，香港共產黨的基層組織雖未公開活動，港澳工委的領導機關——即新華分社——的一些活動已經半公開化了。中共在港澳有組織存在，一直在進行有組織的活動，已成公開秘密。
中共港澳工委在我的前任王匡領導時期，領導班子的組成，有書記、副書記、工委委員，約四十人。工委委員中，除了書記、副書記外，還包括工委機關各部負責人、內地在港企業機構的黨員領導幹部。
如當時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主任蔣文桂，華潤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張建華，招商局代董事長袁庚等，都是工委委員。中國旅行社香港分社對內是中央僑委在香港設的港澳僑務領導小組，其負責人也是工委委員。
在澳門，設有中共澳門區分黨委，直屬港澳工委領導。對外活動，由「南光有限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出面——這是澳門的特殊情況，葡萄牙澳門政府柯正平是中國政府代表。——分黨委書記是鄭華，他和柯正平都是工委委員。
香港共產黨的組織，在廖承志主管期間，大體分兩部分，也可以講分為三部分。一是當地的秘密地下組織，完全是地下黨的做法，通過個人單線領導，直接向廖承志負責。
另一部分是工委機關，即新華分社和中央及內地派出機構，派出人員中的黨員。中央有不少部門在香港有外派機構或外派人員。所謂機構，有大的，比如外交部外派的簽證處；有小的，如軍委總參在港有一小組，專門收集國外的書報、刊物。
各省也有派出機構，往往是在他們組成的香港公司裏。這些黨員由工委組織部管理，由工委直接領導。
還有一部分是由中央僑委派出，以及在香港由他們管理的那部分黨員，他們自成系統，按照中國共產黨黨章，所有在一個地方的黨員都由當地的黨委或支部來領導，因此，僑委委託工委來領導這部分黨員，人事由僑委自己負責。
一九八三年，香港、澳門有中共黨員六千多人，從內地去的不到三千人，二分之一以上是當地黨員。
雖然這些黨的組織歸港澳工委領導，但實際上，當時的工委只能管理黨員的組織生活、學習、傳達中央的指示、新黨員的發展等。至於業務上、人事上一直是雙重領導。這種雙重領導執行起來情況很複雜，問題也多。
……
統戰工作
在香港做統戰工作，不接觸社會，不接觸各種不同的政治團體；做外事工作，不接觸各國政府在港人員，能團結絕大多數嗎？領導對幹部的工作接觸不放心，甚至懷疑，令幹部人人自危，擔心被誤解、被調查，工作如何開展？局面如何能打開？
我決定快刀斬亂麻。我在工委會議和全體機關幹部會上宣布：今後必須遵照中央規定，在內部不允許搞黨員、幹部的「情報」，調查幹部的工作、生活情況，不管什麼人，違者必究。
但發現某人有叛逃、叛黨、叛國行為，可向領導人檢舉，也可越級檢舉。如果須進行審查立案，仍須經工委集體討論批准。就此安定了內部。
基層黨組織問題也很多，當地的地下黨員百分之七十是文化大革命前發展的，年齡大、文化水平低、藍領工人多、分布面不廣。在「反英抗暴」鬥爭中，相當多的黨組織暴露了，被破壞。但又不清楚究竟哪些暴露了，哪些人沒有。
據李啟新向我介紹，地方黨組織分兩大線（即兩大部分，工委稱之為「線」），工業線和學校線，兩條線的主要負責人家裏，港英當局都曾安過竊聽器。其中一線的負責人，不僅家中被裝竊聽器，他的身邊工作人員中，也有被港英「策反」的。
地下黨員情緒普遍不振，認為「反英抗暴」出於愛國，現在反而受批評，心中憤憤不平，工作沒有積極性，也不知怎麼做工作，發展新黨員的工作已有好幾年陷於停頓。
眼見香港黨組織和黨的幹部處於這樣一個狀況，我感到十分焦慮，依靠這樣的隊伍來貫徹中央交給的香港迴歸任務，實施「一國兩制」方針的試驗，太困難了。我下定決心要徹底整頓黨組織。
整頓從調整機關部門開始。工委經過討論，決定把統戰部改名為協調部，因為香港人對統戰這個名詞反感；把國家安全部、公安部的工作由保安部統一起來；成立青年工作領導小組、婦女工作領導小組，以開展青年與婦女工作。
最重要的調整是在港島、九龍和新界成立三個分區工作委員會，作為港澳工委的派出機構，領導這三個地區的組織和黨員，展開群眾、社團和屋邨居民工作。
對黨的基層組織也進行調整，改變了原來地下黨和機關、企業黨兩條線的做法，把兩條線合併起來，以期讓地方上的黨組織進一步發揮作用。
估計港英方面已相當了解地下黨組織情況，繼續依靠他們來發展新的組織，不可能保密，因而改變原工委不准他們公開活動的決定，讓他們在公開場合下，不以共產黨員的面目開展活動，發揮作用。
為了今後鬥爭的需要，有必要發展一個絕對秘密的新組織，決定在原地下黨組織裏，篩選一些估計港英可能沒發覺身分的黨員在社會中、上層做工作。
這部分人仍然實行單線領導，採取地下黨嚴格的秘密做法。其餘的合併以後，歸三個分區工委管理。
隨着機構、部門的變動，對一些部門的負責人也作了相應調整，也任命了一些新的部門負責人。
（大標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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