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许家屯，前中共中央委员、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前中共港澳工委书记。1991年，许家屯因“六四”事件中默许当时中国政府的驻港机构支持学运，被开除中共党籍。“六四”期間，他辖下的《文汇报》，以开天窗形式发表社论，刊出的“痛心疾首”四个大字，成为历史印记。从1990年流亡海外至今的许家屯，一直关注中国，自认忠于国家，等待“落叶归根”。许家屯作为中共党内的开明官僚，在香港要融入社会完成统战任务，必须对抗同侪和上级中的极左势力。1993年他写下《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一段香江往事中，包含了香港各界、中英双方在1980年代来往博弈的千头万绪。时至今日中方的治港思路，也从当年有迹可循。2016年6月29日凌晨，许家屯在美国洛杉矶家中辞世，享年100岁。
以下节选自书中第二章 初到香江，获联经出版社授权刊出。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
出版时间：1993年
出版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作者：许家屯
穿什么服装，坐什么车
列车缓缓驶入香港九龙红磡车站。
陪同我和李储文到香港赴任的，是广东省委第八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在广州的后方机构）主任李相国。
动身前，李相国通知我，第二社长李菊生会到车站接我。
火车停稳后，我看到新华分社副社长李启新、曹维廉、港府政治顾问麦若彬（后英国驻北京大使）在月台等我。李菊生并没有来。
和麦若彬在火车站贵宾室寒暄几句之后，他们告诉我，一群香港记者在大堂外等候，可能要我讲几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立即说“不接受采访”。
当我随着新华分社保安人员匆匆步出禁区时，没想到香港记者一下子便围了上来，保安人员和我走得很快。他们也追得快，边追边问：“你为何来港？”匆忙之间我只好从实说：“为祖国统一而来。”没想到我到港第一天在红磡火车站的首次亮相，给香港人的印象竟是个大陆“土”高干。
几十年来，我从未穿过西装。即使七十年代出国几次到罗马尼亚、澳大利亚、日本访问，穿的都是“中山装”。八三年春节前，心血来潮，在南京做了平生第一套西装，做好了一直放着没动。来港上任，把西装也带过来。
动身前一天，首次穿上，并请李相国品评。那几天，李相国很照顾我，为我打点一切，李相国看了，很正经地说：“不行不行，这是冬天的料子。”其实，这不仅是冬装，而且是很不合身的冬装。
镜子里，我看到衣服既肥且短，十分难看。一时无法，便打开衣箱找，李相国指着一件短袖衬衫说：“这件可以。”第二天，我就穿了这件香港传媒称为“夏威夷装”的短袖衬衫来港。我夏天经常戴墨镜，赴任这天，我也习惯性地戴了。
想不到这身打扮竟变成话题。当时有报导形容：“当他步出红磡火车站时，他的打扮令人生疑，他戴着一副黑眼镜，身穿不称身的衬衫，披着一头乱发，完全是一个共干的典型打扮。”
社会上对我戴墨镜反应很强烈。一些报刊专栏著文正面规劝、侧面讽刺都有，新华分社也接到多封“人民来信”，建议我摘掉墨镜。信中指出：“在香港戴墨镜，人们一般视为黑社会人物，有损中国政府干部形象。”
当时，在大陆，高级干部夏天戴墨镜很普遍，想不到在香港成了严重问题。这使我强烈意识到注意形象绝不是只关个人的小事情。
在形象问题上，《百姓》杂志社社长、资深记者陆铿还为我上了专门一课。经过社内一个较开放的同仁的介绍，我会见了陆铿。这是我们第一次会面，我知道他坐过中共廿多年的牢，有意让他多讲，给他发抒一下。
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多是听他的。陆铿姿态高，不提个人恩怨，所谈多属批评中共之意见。最后，他直率批评我不懂资本主义礼仪，特别指出我有时见客不打领带之不当。
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很注意形象，您的意见要人能接受，影响上占的分数很高。美国总统雷根每次见记者，上电视发表讲话，都有专门的形象顾问负责为他打扮。”
这是我闻所未闻的，我当即真诚地表示：“谢谢你的好意见。”以后，打领带就成为我见客的必修课了。
到港第二天，头一件事便是到国货公司做了一套西装。用国货公司发给新华分社人员购货的八折卡，花了六百元港币。我感到很不错了。可是过了不久，有个干部好心地对我说：“外面有反映，说你的西装式样陈旧，料子也差，不合你的身分。”
我也注意到副社长们在机关里都穿便服，外出时才换穿西装，且看来多属穿着已久的。我在开会时谈到这件事，大家认为靠现在的低薪，没有办法解决。国务院规定，副社长以上，每年每人补助一套服装。
在香港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衣着不但分春夏秋冬，每年还要转换新款式，这个规定使我们根本无法适应。这次谈论，虽然无法解决问题，却增加了我的穿衣常识。一年后，经过争取，征得财政部同意，新华分社副部长以上干部都有一套衣着补贴，副社长以上则增加一套。
在香港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衣着不但分春夏秋冬，每年还要转换新款式，这个规定使我们根本无法适应。
不仅穿着打扮，连座车也有考究。行政处主管征求我的意见，喜欢坐什么型号的车，我回答他，在江苏用的是日本车“皇冠”。还是用“皇冠”好了。他不同意，理由是“和社长的身分不称”。有些地方的大门都进不了，要我坐“平治”。
还问我座车用什么颜色，我不理解，难道座车颜色也有什么考究？他解释说，原来社长们用的车是黑色，与港英政府高管用车同一颜色，港英政府的警署向新华分社保安部门提意见，要求改成他色，王匡社长没有同意。
他还介绍有关用车的安全问题，如预防港英政府情报部门利用保养、修车、停车机会，安防窃听器，分社自设了修车厂、社外停车不离人等。我便说：“为了安全，可以不再用黑色，也照顾了英方要求。”
……
考察九龙城寨
我做过地方工作，带过兵，打过仗，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要先看看“地形”。到香港头两个多月，香港岛、九龙、新界，能通汽车的地方，都“跑”了一遍。引起社会注意的，首推九龙城寨。
一八九八年，英国租借九龙北部，即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地区，清廷坚持保留九龙城寨不让，派官员镇守。但租借第二年开始，就没有再派官员驻守。
关于城寨的管辖权，晚清至民国初年，交涉频仍。由于城寨地位特殊，港英政府人员不能进入，成为三不管地区：国民党政府不管，中国政府不管，英国政府也不能管，成为“黄、赌、毒”肆虐地区。
分社副秘书长黄文放，是老香港，他对城寨情况比较熟悉。我提出要去城寨参观，请他介绍情况。他告诉我，现在城寨黑社会势力已减弱，“黄、赌、毒”情况较前改善很多，“城寨街坊福利事业促进会”是居民自己成立的自治社团。
城寨里有几个中共党员，和自治组织的秘书——自治社团实际负责人，私人关系较好。他认为，我去参观，安全不会有问题。
八月七日我在办公室主任陈伟陪同下，驱车前往，我们在城寨边下车，步入狭小街道，只见两旁楼房破旧，抬头望去，上空被床沿、走廊盖满，黑暗潮湿，一线天空也看不到。保安人员不让我停下来去找居民访问。
走不多久，出乎我意料，陪同的保安人员说，已经出了城寨了。我诧异地问：怎么这样短！陈伟建议去街坊福利事业促进会访问，我跟他沿城寨外边街道走去，看到不少牙医招牌。陈伟介绍，这些多为无牌照医生，港英政府管不到，收费便宜。“我们分社职工，也有到这里看牙的。”
走过一道狭窄的楼梯，在一间约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见到自治组织的办公室秘书刘子群，他年轻精干，热情地接待我们。他说居民比较团结，但生活条件差，饮水特别困难。在居民申请下，港英政府也曾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与实际要求差得很远。
我同情他们的处境，表示在现在情况下，还只能靠他们自己向英国政府争取改善。我也考虑适当时候向港英政府提出交涉，但当时没有公开承诺。刘子群还说，不少大陆逃港居民担忧九七后，会遭“秋后算帐”。也担心将来香港同胞会歧视他们。
我知道香港不少大陆出来的人，都有这种顾虑，就利用此机会说：“香港市民同大陆来港人士都是同胞，香港很多市民本来就是从大陆出来的，大家要团结起来，来了就来了，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赞同祖国统一，就是爱国的，就是在大陆有问题出来的，也不会‘秋后算帐’。”
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赞同祖国统一，就是爱国的，就是在大陆有问题出来的，也不会秋后算帐。
新华分社内专责新闻通讯的机构——“小分社”的资深记者殷新诚陪同我一起访问。原来约定，此行只发“内部参考”，不发新闻稿，他听了我这一段讲话，建议发新闻，对安定从大陆出来的人，可能起些作用。
我感到他说的有道理，同意了，想不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竟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第二天，香港多数日报在主要地位刊登了这个消息，有些报刊还发表评论。同天港英政府发表声明，指街坊福利事业促进会非注册团体，其会员数目及选举程序亦无记录，并说政府对城寨居民情况向表同情关注，因环境所限，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受到限制等。
声明特别强调，我在访问前，没有知会港府。布政司夏鼎基也立即到城寨边沿地区“视察”，还许诺改善对城寨的供水。想不到，我的访问还意外地使居民改善了生活条件。
港英政府的反应，显然过份。城寨属中国地方，社团为何要向你英国注册？我“跑”了香港那么多地方，没有触犯香港政府法令，我到中国城寨参观，为何须“知会”港府？
我和新华社外事部商量最后决定对港府声明“置之不理”。但外事部提醒我：“还是向外交部报备一下为好。”我同意，用分社外事部名义发文向外交部报备。
对于舆论界的批评，宣传部认为有些报刊为了配合港英，对我这次访问批评得过份，主张“反击”。我初来乍到，不知深度，不仅同意，还主张对过份者可以点名反批评。从而又引起反批评，说我们“随便给人扣帽子”，反应很差。
我接受教训，与宣传部商量，以后对批评谩骂中国共产党的文章，一般不做反批评，特别是点名反批评，须采“正面宣传”作法。我体会到，大陆、香港一个样——越批越香。
我体会到，大陆、香港一个样——越批越香。
我以为事件就过去了，九月回北京述职，去看望国家主席李先念。
李问：“你去看了九龙城寨？”我答“是”。李先念说：“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不能去看！”我感到北京高层，似乎有人不同意我去城寨，对我有批评。李先念是在保护我，为我抱不平。
后来有人告诉我，港澳办和外交部为此事都写了报告，就是说，向中央告了我的状。
接着又发生一件事，香港重光日（纪念二次大战后日本无条件投降，英国政府重新恢复对香港统治的节日），副社长陈达明拟会同东江纵队（共产党抗战时在香港附近的武装游击队）在港同志，在新界抗日烈士纪念碑前参加纪念活动，工委会议研究后同意了。
《大公》、《文汇》等报做了报导，《文汇报》还发了专页。当时我在北京开会，会上，李后将《大公》、《文汇》的相关剪报拿给我看，附有李后的批条：“请鹏飞、家屯同志阅，李后。”
我意识到，李后不同意陈达明参加纪念活动，不同意公开报导。我立即向李后解释：“纪念活动，不违背香港法律，有助于提高香港同胞民族意识，是经过工委讨论同意的，报纸这样处理，并非工委授意，但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妥。”
李后听了没有表态，随机将剪报拿给姬鹏飞看。姬鹏飞正在讨论问题，只看了一眼便放下。我奇怪为何事情已发生了一个多星期，李后现在才发觉有问题？后来还是港澳办的工作人员透露：香港有人“告状”。
我开始意识到，我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环境中。
我开始意识到，我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环境中。国务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在一次和我漫谈时，带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香港码头这口饭，可不好吃呀。”
我理解他话的意思。
新华社的功能
到香港后才知道，香港社会知道新华分社的人并不多，即使知道，大多以为它是个新闻机构，真正了解这个特殊形态组织的人很少。
说是个新闻机构，但它发的新闻不多；说不是，出去的人拿出名片都说是记者、编辑；更多的人连名片也没有，既不像记者，也不像编辑。总之，在很多人心目中，新华社很神秘。
新华分社同外界有接触，但圈子窄，领导人也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我到港后，拜会一些外国驻港机构，包括领事机构时，发觉部分人士竟然不知道新华分社还负责外交职务。
一九六七年所谓“反英抗暴”（香港左派暴动）后，香港有些人对新华分社，对中资机构还产生恐惧心理，本地干部形容：“一个时期，中国的国货公司，香港市民都不敢进去买东西，有些甚至绕道而行，避免接近。”“我们与外界接触也不敢公开身分，社会上对中资机构的人另眼看待，有鄙视心理，背后称呼为‘左仔’。”
一个时期，中国的国货公司，香港市民都不敢进去买东西，有些甚至绕道而行，避免接近。
我问“左仔”是什么意思，他们告诉我，这是“反英抗暴”后，香港社会对“左派”机构中言行“极左”的人的贬称。他们还反映：社会上对新华分社有几种形容，一种称谓“城隍庙”。城隍是阴间小鬼的头子，城隍庙既神秘又阴暗，显然是个贬词。
坊间还有一种说法是新华分社干部不接近人，很少接受社会上的宴请，主动请人吃饭就更少。有人形容新华分社的人，是“属虎的”，不请人吃饭，却专门“吃人”，反映了同新华分社有来往的人的不满。
在分社新闻机构和中资机构内工作的干部，也有不满情绪。他们反映，分社领导限制他们活动，对大陆派出干部如同对驻外使馆外交人员，规定不许一个人单独上街，必须三人同行，任何事情、任何关系都要汇报；香港本地干部也要汇报自己的行动。
这些人在社会上有家庭、亲戚、朋友，怎么可能有什么行动、有什么关系回来都要汇报？这是很难做到的，做不到，硬要做，因此机关人员很有意见。中资机构的人说，他们对分社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怕招惹是非。
这些反映，使我感到必须改变作风，让新华分社和分社干部同社会接触，让他们了解社会，也让社会了解分社，了解中国机构的干部，只有放开干部的手脚，广泛开展社会活动，才可能把党和政府的主张、政策，向社会人士宣传，争取他们接受我们试图建立的新形象，包括干部个人以及机关的形象。要香港社会接受我们这批人，我们必须地方化。必须与地方“同俗”。
……
要打开香港工作局面，我知道必须解放思想，打破以往港澳工委在工作上“一左二窄”的种种设限和禁忌。
长期以来，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大楼被视为“深似海”的“侯门”，有人说，过去几位社长大都是“闭门不出”的神秘人物，形容不免有点夸张，形象保守则无可置疑。我决定打破“侯门”，把客人请进新华分社里面。
我决定打破“侯门”，把客人请进新华分社里面。
我到港后十天，就在新华分社大楼里设宴招待刚夺得世界超级女子排球赛冠军的中国队，借此邀请了香港体育界的知名人士。
邀请香港人士进新华分社大楼，也不只是参加社交活动，更多情况下是为了交换意见。九月十二日，我邀请香港大学学生会代表来新华分社见面，陈达明、杨奇一起参加。
这批学生是八月中旬来分社递交请愿书，对时局提了他们和中共不同的意见，并要求与我会面讨论。我希望借此会面，让外界知道我们不只听所谓“亲中”人士的意见，也听其他反对的意见。我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回答了他们提问的问题。
青年们热心社会，关心祖国，天真纯情，十分可爱，和他们在一起，自觉也年轻很多。会上我首次公开表示，中共容许将来香港存在不同政见，“右派”可以继续活动，出版报纸刊物，甚至批评中国共产党。这件事报刊进行了广泛地报导。
……
为了争取接触社会，融入社会，很多场合如某些公司企业开幕或周年纪念、建筑物平顶、展览会开幕、酒会宴客、体育比赛、戏剧活动，我都出席。
八四、八五年的时候，此类活动一年出席五百多次。我动员大家改变作风，多参加社会活动，多接触社会人士。特别希望中资机构的负责人，他们生意来往多，接触人也多，我不要求他们见人就谈政治，能多交朋友，就是工作。
我也入境问俗，逢年过节，对重要的朋友和统战对象送礼问好，一则联络感情，一则也让对方觉得受尊重。开始时我请统战部门拟了三、四十名对象，送中国名产水果，荔枝上市送荔枝、哈密瓜应市送哈密瓜。这是大陆出产水果中，少数可送人的礼品。
香港水果供应丰富，世界各地的水果应有尽有，但大陆产水果，有资格上席面的只有两个半：荔枝、哈密瓜，还有半个是天津鸭梨，这是大陆多年执行“以粮为纲”方针，忽视水果培植，品种退化的恶果。
随着朋友越来越多，送礼对象也扩增至一百人。每年春节、元旦，必发贺年卡，从一千多张增至三、四千张，对少数社会名人我们又赠送牡丹花，送果送花对象，包括港督、布政司等港英政府高层，这都是新华分社过去未曾做过的事。
香港社会交朋友、谈公事，谈生意，多通过吃早茶、午餐，更多是晚饭进行。我在工委会上提议，要将主动请人吃饭，也接受被请，列为我们主要的工作方法。并规定分社领导干部及各部的负责人请客人吃饭的标准。
有专栏作家嘲笑：新华分社把毛泽东的“红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戏改为“革命就是请客吃饭。”我不以为忤：一字之改，改得好，改得符合实际。
……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的名言。一九四三年中共“整风”运动后，成为我党性的一部分。从那以后，我做过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以及地方上的党政领导工作，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每接受一个新的任务，每接触一个新情况我都会全力以赴，都要先调查研究一番。
来港前，我对主管香港事务那些同志介绍的情况，深感不足，觉得介绍浮面现象多，深入分析少。例如，他们估计香港同胞普遍拥护香港回归祖国，并以英首相戴卓尔夫人北京谈判回到香港机场，遭香港学生抗议为例。
事实上，这只能视为学生的爱国活动，并不能代表香港所有人都赞成回归。我到香港后，才知道香港同胞内心极为复杂，真正拥护回归的并非多数。
我到香港后，才知道香港同胞内心极为复杂，真正拥护回归的并非多数。
我痛感不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香港社会的真实情况，就不能正确决策，也就必定做不好工作。几天后，在港澳工委的会议上，我提出重新认识香港问题，建议把调查研究列为工作的首要任务，要求大家都动手。
这时中英第二轮谈判即将开始，新华分社作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派出机构，我认为调查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配合谈判斗争，摸清楚英国将在谈判桌上采用什么战略、策略，什么战术等，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可是李菊生不冷不热地说：“我们和英国斗争，从来都是‘后发制人’的。”当时我对分社的情报工作还不知底细，没有和他争论。
经过一个多月的了解，我知道在“反英抗暴”斗争后，我们的情报系统遭港英政权严重破坏，已无可能事先掌握情况。李菊生所谓的“后发制人”是完全被动的。
于是我在工委会上做了评论，我认为“后发制人”必须事先掌握对手的基本情况，知道其斗争策略、手法、步骤，而后制订我方的斗争策略、方法、步骤，待对方出手后，予以还击，才能主动地“后发制人”，控制全局。
如果我们事先不知对方底细，待对方出手后，才一点一点明朗情况，再予还手，虽“后发”，却不见得能“制人”，更无法主动控制全局。这种没有主动权的所谓“后发制人”策略，应极力避免。
……
情报工作
整理情报机构。中共中央规定，邓小平也指示，中国驻外机构不搞情报工作，但香港新华分社不在这范围内。
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组织，以往颇有基础，港英政府内部，有较高层的关系。例如目前广东省某位省级官员，就层在港英政府任高级警司，因暴露身分撤回大陆。
大陆在港澳的情报工作，也渗入台湾在港澳的特工人员内。在“反英抗暴”以前，大陆公安部门靠港澳情报，对台湾派遣到大陆的特工活动，了若指掌。
在“反英抗暴”以前，大陆公安部门靠港澳情报，对台湾派遣到大陆的特工活动，了若指掌。
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及中外记者在香港称作印航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去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台湾方面认为周恩来在飞机上，趁飞机在港停留时放置定时炸弹，台湾这项行动事先已为中国获悉，通知英国注意预防，英方不信，结果出事。
飞机爆炸后，大陆又加强对台情报工作，记不清哪一年的国庆，台湾拟趁游行活动，毛泽东登天安门城楼观礼的机会，谋杀中共领导人。大陆据香港情报侦知情况，在台湾特工人员从香港携带武器过罗湖桥之后，即予逮捕。
那几年，台湾特工进入大陆，多随即被捕，港澳反特情报工作，做得很有成绩。然而“反英抗暴”时，对台的情报工作也遭严重破坏，重建也没有达到原来水平。
在所谓“反英抗暴”斗争中，港英政府大肆逮捕了三千多人入狱，香港地下党员及情报组织成员为港英侦破极多。在港英政府内部、社会各方面的情报组织濒于瓦解。
大陆派到香港管理情报工作的人员，大都安排在新华社内的保安部。成员来自公安部与国家安全部。公安部的任务主要负责新华分社（港澳工委）、中资机构的保安工作，也管理少数情报工作人员。国家安全部派出人员，主管社会情报工作。
军事部门也有派出管理情报的人员，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派出人员寄职在新华分社或中资部门。如总参派来某人，以新华分社文化体育部副部长面目出现，管理该部在港的情报人员。八十年代后期他年届退休调回。又被派来香港，自组公司掩护其工作。
社会上的情报人员，他们渗透在社会各方面，多数是香港本地人，大陆也派出一部分。发展情报人员的惯用手法，是“派出去，打进来”。
有一个曾任香港政府行政局议员的某人，通过关系请我到他家里吃饭，要和我交朋友。我去了，坐下来才闲聊了几句，他突然申明：“我不会给你们做情报。”我感觉奇怪，这人怎么会这样说话？既不礼貌，也不自重。
我正经地回答：“我们是交朋友，朋友就是朋友，绝不会有对不起朋友的要求。”但更奇怪的是，随后的谈话中，他又讲了不少港英政府内部，也可说属于情报的故事。
我深感香港社会的复杂，人们性格中的矛盾；同时也警惕到，我们发展情报人员是否过多过滥，引起如此严重的反应。
我们发展情报人员是否过多过滥，引起如此严重的反应。
回北京我和人大副委员长彭冲谈及此事，彭冲曾任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法委员会书记，主管过公安、安全、政法部门。离任后，因他好客，原下属部门一些负责人还时常来往。
这次谈话，在座的有主管这方面工作的负责人，他们听了我的故事，既嘲笑了“这位仁兄”，也感叹香港的情报工作有些做法的不当。
据我了解，沿海一些省，如江苏、浙江、福建的国家安全厅，一些大军区如广州军区、南京军区，都派有情报人员在港澳。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曾介绍军区联络部长与我认识，要求我给他的情报关系予以支持。
有些香港商人为了做大陆生意有靠山，也乐意接受。结果是多头派出，管理混乱，数量虽多，质却不高。一个关系替几家做事，向几家送情报，拿几家的钱，我就不止一次接到几家送来同一内容的情报，还看出其中有一份是我认识的人提供的。
有些香港商人为了做大陆生意有靠山，也乐意接受。结果是多头派出，管理混乱，数量虽多，质却不高。
我同分社主管情报工作的副秘书长商量如何整顿。他主管情报工作多年，有经验，公安部已决定他退休，我取得国家安全部长凌云同意，留下他当分社保安部长。
我问他可否统一管理在港澳的情报工作，以加强香港方面，特别是高层方面的情报。他说，邓小平也曾有过指示，对外情报尽量避免重复。
……
我把香港所有的报刊都浏览了一遍，了解全貌后选择订阅十二份港澳出版的中文报纸，连内地报刊在内，每天必读二十份左右。又请分社宣传部、外事部将每日的英文报纸社论及主要新闻译成简报供我阅读，此外，还订了十多种杂志。
从我的沙发椅在六年内更换两次，就可知我整天勤坐沙发阅读传媒材料的程度。每天早上起来，我先浏览大标题、要闻、社论。晚上酒店后或应酬以后，再用三至四小时边看电视边详细阅读，久而久之居然也能理解广东话了。
偶尔出差内地，回港后便要“恶补”。香港情况变化速度太快，几天不阅读报刊，便有脱节之感，非“恶补”不可。每日坐沙发数小时，八七年沙发坐坏换成皮沙发，不到三年，新沙发又给我坐坏了。
我阅读报刊的方法，几乎是遍及各版，不仅看新闻、评论，还看专栏、娱乐新闻，连马经也扫一扫。一些看似不重要，实际很有用的情况，往往从中可得。
读“马经”能知道社会上某些人士的脾气、嗜好等等。
读“马经”能知道社会上某些人士的脾气、嗜好等等。《信报》曹超仁的《投资者日记》，往往透露一些重要的社会、政治、金融动态。他讲某些闻人，多用代号，如称王某某为“红色肥猫”，邵某某为“排骨”……
香港还有一份半公开的小报，姑隐其名，它专好揭工商名人隐私，据说，有些知名人士因此曾被要挟。阅读此报，可获知一些坊间流行传闻。
例如它曾刊登大陆某公子在港奢侈、阔绰的生活消息，报导他有高级住宅、数辆名牌汽车、两艘游艇、高级音响、打高尔夫球入会费就花了一百多万港币等等。
有人把这张报纸送到北京，赵紫阳、张劲夫都看过。某公子声称该报捏造，到处喊冤，声明要上法庭控告它诽谤，后来不了了之。
此外我还广泛接触社会，与社会各方人士会谈，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倾听，了解他们的心态。接触越多，互信越增，了解越深，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越多。我就这样逐步加深对香港社会的认识，也交了不少朋友。
……
香港共产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有组织活动的历史已很久，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依靠苏联援助进行北伐，从那时起，香港就有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的组织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一九三八年中共在香港公开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由廖承志负责。港英政府之所以允许中共机构在港存在和活动，是迫于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希望得到中共抗日武装——东江纵队九大队的配合，保卫香港。
香港沦陷时，中共游击队曾拯救了不少英国人逃出香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南方局曾设在香港。
一九四七年，新华社香港分社设立。同时中共南方局成立了港澳工委，以新华分社的面目出现，第一任社长是乔冠华，他也是工委的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南方局撤销，中央委托广东省委代管港澳工委。
文化大革命前，港澳工作一直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管理，小组长是廖承志，党的工作由广东省委管理。一九七八年，国务院成立港澳办公室，廖承志为主任，直接管理港澳工作，港澳工委也改由中央直接领导，实际上是由廖承志代表中央领导。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八三年廖承志去世，我上任之前。
长期以来，香港始终是中共活动的重要据点。香港一直在英国管治下，中共只能秘密活动，是“白区党”。新中国成立后，形势起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但在处理上不得不有所改变。同时，随着中国在香港的外派机构逐步增多，外派人员增多，党员也增多了。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的发展，特别是中英两国进行关于收回香港的谈判以来，英国统治香港已时日不长，香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虽未公开活动，港澳工委的领导机关——即新华分社——的一些活动已经半公开化了。中共在港澳有组织存在，一直在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已成公开秘密。
中共港澳工委在我的前任王匡领导时期，领导班子的组成，有书记、副书记、工委委员，约四十人。工委委员中，除了书记、副书记外，还包括工委机关各部负责人、内地在港企业机构的党员领导干部。
如当时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蒋文桂，华润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建华，招商局代董事长袁庚等，都是工委委员。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对内是中央侨委在香港设的港澳侨务领导小组，其负责人也是工委委员。
在澳门，设有中共澳门区分党委，直属港澳工委领导。对外活动，由“南光有限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出面——这是澳门的特殊情况，葡萄牙澳门政府柯正平是中国政府代表。——分党委书记是郑华，他和柯正平都是工委委员。
香港共产党的组织，在廖承志主管期间，大体分两部分，也可以讲分为三部分。一是当地的秘密地下组织，完全是地下党的做法，通过个人单线领导，直接向廖承志负责。
另一部分是工委机关，即新华分社和中央及内地派出机构，派出人员中的党员。中央有不少部门在香港有外派机构或外派人员。所谓机构，有大的，比如外交部外派的签证处；有小的，如军委总参在港有一小组，专门收集国外的书报、刊物。
各省也有派出机构，往往是在他们组成的香港公司里。这些党员由工委组织部管理，由工委直接领导。
还有一部分是由中央侨委派出，以及在香港由他们管理的那部分党员，他们自成系统，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所有在一个地方的党员都由当地的党委或支部来领导，因此，侨委委托工委来领导这部分党员，人事由侨委自己负责。
一九八三年，香港、澳门有中共党员六千多人，从内地去的不到三千人，二分之一以上是当地党员。
虽然这些党的组织归港澳工委领导，但实际上，当时的工委只能管理党员的组织生活、学习、传达中央的指示、新党员的发展等。至于业务上、人事上一直是双重领导。这种双重领导执行起来情况很复杂，问题也多。
……
统战工作
在香港做统战工作，不接触社会，不接触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做外事工作，不接触各国政府在港人员，能团结绝大多数吗？领导对干部的工作接触不放心，甚至怀疑，令干部人人自危，担心被误解、被调查，工作如何开展？局面如何能打开？
我决定快刀斩乱麻。我在工委会议和全体机关干部会上宣布：今后必须遵照中央规定，在内部不允许搞党员、干部的“情报”，调查干部的工作、生活情况，不管什么人，违者必究。
但发现某人有叛逃、叛党、叛国行为，可向领导人检举，也可越级检举。如果须进行审查立案，仍须经工委集体讨论批准。就此安定了内部。
基层党组织问题也很多，当地的地下党员百分之七十是文化大革命前发展的，年龄大、文化水平低、蓝领工人多、分布面不广。在“反英抗暴”斗争中，相当多的党组织暴露了，被破坏。但又不清楚究竟哪些暴露了，哪些人没有。
据李启新向我介绍，地方党组织分两大线（即两大部分，工委称之为“线”），工业线和学校线，两条线的主要负责人家里，港英当局都曾安过窃听器。其中一线的负责人，不仅家中被装窃听器，他的身边工作人员中，也有被港英“策反”的。
地下党员情绪普遍不振，认为“反英抗暴”出于爱国，现在反而受批评，心中愤愤不平，工作没有积极性，也不知怎么做工作，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已有好几年陷于停顿。
眼见香港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处于这样一个状况，我感到十分焦虑，依靠这样的队伍来贯彻中央交给的香港回归任务，实施“一国两制”方针的试验，太困难了。我下定决心要彻底整顿党组织。
整顿从调整机关部门开始。工委经过讨论，决定把统战部改名为协调部，因为香港人对统战这个名词反感；把国家安全部、公安部的工作由保安部统一起来；成立青年工作领导小组、妇女工作领导小组，以开展青年与妇女工作。
最重要的调整是在港岛、九龙和新界成立三个分区工作委员会，作为港澳工委的派出机构，领导这三个地区的组织和党员，展开群众、社团和屋邨居民工作。
对党的基层组织也进行调整，改变了原来地下党和机关、企业党两条线的做法，把两条线合并起来，以期让地方上的党组织进一步发挥作用。
估计港英方面已相当了解地下党组织情况，继续依靠他们来发展新的组织，不可能保密，因而改变原工委不准他们公开活动的决定，让他们在公开场合下，不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开展活动，发挥作用。
为了今后斗争的需要，有必要发展一个绝对秘密的新组织，决定在原地下党组织里，筛选一些估计港英可能没发觉身分的党员在社会中、上层做工作。
这部分人仍然实行单线领导，采取地下党严格的秘密做法。其余的合并以后，归三个分区工委管理。
随着机构、部门的变动，对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也作了相应调整，也任命了一些新的部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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