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105歲的楊絳先生走了，中國的社媒圈子上，又是一陣刷屏。
縱觀各家媒體推送的悼詞，如澎湃新聞、財新網，都回顧了楊絳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細節詳實，梳理簡潔，以其學術生平作為着力點，中規中矩。生前與楊絳先生有過交往的文人、媒體人，也都紛紛發文，懷念這位百年老人的生活細節，懷念其私德的美好與清澈。這些書寫，無外乎學術、作品、為人待物幾個角度。
在中國的人情社會裏，死者為大。對一個人的離世，總是要表達緬懷和紀念。蓋棺定論中，帶着公允與公義的批判想法，會被看做相當不討好甚至不厚道。但對楊絳這樣一位著名學者，百歲老人的離去，必然引發無數的討論和口水。對逝者的評價中，又頗顯露出生者的境界和價值觀，也因此有必要多說幾句。
但我們應該如何評價一位知識分子的生命遺產呢？除了哀傷，怎樣的悼念才體現真正的尊重和生者的尊嚴？
從翻譯家到「心靈雞湯大餐」
楊絳先生其實是翻譯大家，英法中文俱佳，又在46歲的年紀，為了翻譯《堂吉訶德》（Don Quijote de la Mancha）而學習西班牙文，並譯出世間公認的最好漢譯本。不過相比翻譯，更令世人熟悉的是她的小說《洗澡》，散文隨筆《我們仨》和《走到人生邊上》。
除此之外，楊絳先生的知名，還來源於作為大學者錢鍾書夫人的身份。關於二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鳴的愛情，她對錢先生的寵溺，將家庭作為人生第一秩序的選擇，用一句 「最才的女，最賢的妻」，也是準確和常用的概括。
網上提到最多的，是楊絳先生書寫與丈夫錢鍾書、愛女錢媛家庭生活的作品《我們仨》。這本書之所以令世人喜愛，是因為從細節處體現了做人的智慧與通透，更體現了她做妻子與母親的練達能力。楊絳先生105歲的人生完美謝幕，幾乎符合中國人對美好女性的所有角色預設。
而更多的人，在轉發楊絳先生的散文節選。 其中一篇600字的文章，名為楊絳《一百年感言》，其中充滿人生金句，此刻正在社交媒體中刷屏：
「上蒼不會讓所有幸福集中到某個人身上，得到愛情未必擁有金錢；擁有金錢未必得到快樂；得到快樂未必擁有健康；擁有健康未必一切都會如願以償。」
這樣的句子，在這篇文章中比比皆是。就在筆者撰寫此文之時，「中國新聞網」發文證偽：這篇文章實際上是網友拼湊的「心靈雞湯」，是篇「偽作」。 於是有人提問，轉發紀念楊絳的這群人裏，有多少是讀過她的作品的？也難怪在微信朋友圈裏，文學記者們在嘲諷——對楊絳的紀念又要成為一頓心靈雞湯大餐。
作者不會死去，因為他們可以在自己的文字裏永恆。所以，當所有人都在緬懷作者的逝去，我們就不得不為文字的生命而擔憂了。
知識分子：苦難與「無爭」
在所有如潮水般湧出的紀念文字和楊絳語錄摘抄中，屢次被強調和稱頌的美德，是楊絳錢鍾書夫婦的「活出自己，與世無爭」。
回顧中國百年，與錢鍾書、楊絳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們，在若干次政治運動中，多少人經歷了人性的洗禮，政治的壓力與生存條件的窘迫——夫妻舉報，父子相殘，為了苟且性命和謀得政治上的暫時平靜，自我批評，反覆檢討，同事戰友同道彼此檢舉揭發。自污成為常態，害人也未必獲得懲罰。例如在反右運動中，無數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而在同為右派的知識分子老派文人裏，「告密」這件令人不齒的行為，成為被組織不再信任的文人過關和自保的手段。
2009年，中國「大右派」章伯鈞之女、著名作家章詒和先生，曾在《南方週末》上發文記述一件告密往事，指出書畫家黃苗子等人曾檢舉揭發詩人聶紺弩，造成這位詩壇奇才，被打為右派，遭遇牢獄之災。此文在彼時中國文壇和「老右派」群體中極為轟動。儘管五十多年過去，可章詒和對父輩長輩告密行為的揭露，仍然極度不合時宜。她因此引上文人官司，被黃苗子後人以名譽侵權告上法庭。
回看過去的政治鬥爭風起雲湧的年代，知識分子能夠不自污、不說違心話，不為自保而站隊和表忠心，保持有尊嚴的私人生活，就已然是在抵抗宏大政治。再仍然有些能留下來的思想和作品，也很不容易。楊絳先生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線，在上世紀60到70年代全盤底線淪喪的浩劫中，用自處的方式保存高潔。
但這種「高潔」，其實是時代的悲劇。在一個安靜平和的社會裏，與世無爭，不議是非，這樣的品質未必能得到如此讚譽，甚至有明哲保身之嫌。更甚，長壽至百歲，迴避媒體，退回陋室，幾乎徹底放棄公共性與公共表達，老人越活得通透練達，越顯出時代對這樣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的不公。奈楊絳先生多麼冰雪聰明才華橫溢，又能如何！又奈何！
很多人會說，在今天的中國，學術界也好思想界也罷，說真話，對公共話題表明關注，對政治與資本權力保持警惕，還是相當有風險的，還是明哲保身的好。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說也罷」，「討論什麼政治呢？」， 「學者就做好學問讀好書就可以」。
是這樣嗎？上世紀的政治浩劫中，個體的生存狀況遠遠惡化於今日，尚且有有骨氣的錢鍾書、楊絳先生用退回私人生活來抵禦政治對頭腦和思想的徹底異化。然而，彼時他們拼命守住的底線，實則是今日互聯網時代小中產奉行的「精緻利己主義」罷了。知識分子在苦難面前死守的「無爭」，今天變成了苟且的藉口。
百歲的沉重
經歷了文革之後的中國，整個時代翻篇。但在這個國家裏，「翻片兒」這件事，做得太快，太容易了。政治洪流中的個人選擇與幾代人的記憶，與這個國家的政治歷史和黑白曲直一道，被壓抑，被強行掩埋，與之相伴的是全社會的緘默與遺忘。八十年代的「傷痕文學」中，有對個人在政治運動中經歷的記錄，但描寫傷痕和苦難的居多，更像是自己舔舐傷口，治癒個人的創傷，而不再追究責任。出於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擔當，誠實面對時代，對中國的政治體制與領導人的對錯得失做出反思，追問鞭撻乃至批評的個案和書籍，都非常少。而能夠承認個人在政治洪流中的錯誤和「平庸之惡」的文字與公開論述，就幾乎沒有。
幾周前，我與一位相交多年的法國捷克籍的好友Filip進行了一場非常嚴肅的談話。 他說，縱觀東歐和法國知識分子發展史，你會發現，歐洲的知識分子是有公共性的，而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極少公共寫作，更少公共擔當。這是為什麼呢？
這個問題拋給中國知識分子，可能不太公平。畢竟他們曾經深深捲入家國政治。然而，在受到政治的傷害之後，那些家國之間的愛恨恩仇，識相者咬牙嚥下，轉身跳上經濟改革大船；絕望者轉身而去，更多的人帶着記憶和仇恨，繼續苟活。
楊絳夫婦沒有換船，沒有離去，也並不苟活。他們選擇繼續沉浸在書齋裏。中央領導關懷他們，知識界景仰他們，他們也和和氣氣，按今天的話說，屬於「零差評」。中國知識分子信奉「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以後者論，楊絳夫婦做得近乎完美。
然而，當紀念老先生的離去成為一件新聞和微信朋友圈裏的聲浪，知識人與思想家的區別，甚至學者與知識分子的區別，也應當被深入討論。讀書再多，沒有批判性思考，又如何？學富五車，沉浸在書齋中「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有沒有可能和知識分子理想中的公共義務相協調？讀書人不對社會的進步和人類的智慧貢獻力量，並有勇氣擔當與推動，是否會變成另一種「平庸之惡」？
楊絳先生似乎在學者和知識分子之間有過搖擺。回顧她的作品，有一本《幹校六記》記錄文革生活，今天偶有媒體訴諸文字，對這部作品的評價是，沒有「大放悲聲」。她，所做的，是平靜地敘述一家人如何走過浩劫。不過在這裏，她仍然在強調個人的潔身自好，不同流合污。與幾乎所有同時代在浩劫中「被打倒」的知識分子一樣，她並沒有大聲問一句：「你們憑什麼打倒我們！」
但到了寫作《走到人生邊上》時，96歲的楊絳先生開始試圖反思，或者說試圖與讀者一同思考和討論困擾其一生的問題。這些問題中，有個人悲劇，更有時代命題。楊先生花了很多篇幅探討「命」，討論面對命運的態度與哲學。大約也在那幾年，她翻譯柏拉圖的《斐多篇》（Phaedo） ，思考死亡。她的人生思考，已經上升到哲學境界。語言也是哲學語言，很多問題沒有點破也沒有說透。在《走到人生邊上》裏，她自問自答般寫到：「等待着聰明的讀者，對這篇『自問自答』的批評，等待他們為我指出錯誤。 希望在我離開人世之前，還能有所補益。」
但是，知識分子的思索就止於此了嗎？在小說《洗澡》的序言裏，楊絳先生說：「假如說，人是有靈性、有良知的動物，那麼，人生一世，無非是認識自己。」這句話，乍看起來像是對古希臘哲學的回聲。然而，在柏拉圖卷軼浩繁的對話錄裏，楊絳先生挑出了最無涉城邦政治的一篇《斐多》——討論死亡，來平靜晚年孤獨的心靈。她對描述政治的《申辯》（Apology）與《克利同》（Crito）會有什麼評價？我們無從知曉。而在今天的紀念裏，就連《斐多》的譯本，也鮮有提及。人們紛紛重複着《我們仨》裏，那個在時代大潮中存系的三口之家。
個人幸福固然重要，可是處在2016年的我們，如果還用上世紀知識文人在政治高壓與運動浩劫中的自保原則，評價一個學者留給生者的生命遺產，到底是逝者的不幸，還是生者的無知、懦弱與犬儒？更令人痛心的是，居然還有悼文，通篇讚揚楊絳作為錢鍾書遺孀的身份，好像她的一生，是因為嫁了這樣一個男人而偉大似的。
青年學者蘇小和在朋友圈裏寫到：「楊絳先生安息。錢鍾書先生和楊絳先生的問題是，雖然讀書很多，但卻思想得太少。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或許有兩點，其一是缺乏先驗真理的引導，導致思想缺乏方向，只好在書頁之間孤芳自賞；其二是肉身沉重，損耗了思想的勇氣。如果一個人不解決這個問題，大抵等於一個中等容量的內存，如此也可以把書傳遞下去。」
這樣的討論，先不談觀點是否正確，卻是我期望看到的冷靜評論。後人對一個逝去的思想家或學者，最好的緬懷，是對其學問的研究和其人生遺產，能冷靜公允地探討。除去雞湯和濫情，我們如何看待楊絳夫婦和他們同時代的知識分子處境？蓋棺定論，又需不需要強調公共性和歷史性？
我們似乎生活在一個集體犬儒的環境下，於是才有了楊絳去世後全民雞湯與濫情的悼念。將楊絳先生在那個扭曲時代中作為抗爭的個人處世之道，披上一件雞湯外衣，全民來唱一首温情的悼念之歌，這樣的紀念很廉價。
（吳薇，端傳媒編委，國際合作總監，社交媒體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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