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105岁的杨绛先生走了，中国的社媒圈子上，又是一阵刷屏。
纵观各家媒体推送的悼词，如澎湃新闻、财新网，都回顾了杨绛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细节详实，梳理简洁，以其学术生平作为着力点，中规中矩。生前与杨绛先生有过交往的文人、媒体人，也都纷纷发文，怀念这位百年老人的生活细节，怀念其私德的美好与清澈。这些书写，无外乎学术、作品、为人待物几个角度。
在中国的人情社会里，死者为大。对一个人的离世，总是要表达缅怀和纪念。盖棺定论中，带着公允与公义的批判想法，会被看做相当不讨好甚至不厚道。但对杨绛这样一位著名学者，百岁老人的离去，必然引发无数的讨论和口水。对逝者的评价中，又颇显露出生者的境界和价值观，也因此有必要多说几句。
但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一位知识分子的生命遗产呢？除了哀伤，怎样的悼念才体现真正的尊重和生者的尊严？
从翻译家到“心灵鸡汤大餐”
杨绛先生其实是翻译大家，英法中文俱佳，又在46岁的年纪，为了翻译《堂吉诃德》（Don Quijote de la Mancha）而学习西班牙文，并译出世间公认的最好汉译本。不过相比翻译，更令世人熟悉的是她的小说《洗澡》，散文随笔《我们仨》和《走到人生边上》。
除此之外，杨绛先生的知名，还来源于作为大学者钱锺书夫人的身份。关于二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的爱情，她对钱先生的宠溺，将家庭作为人生第一秩序的选择，用一句 “最才的女，最贤的妻”，也是准确和常用的概括。
网上提到最多的，是杨绛先生书写与丈夫钱锺书、爱女钱媛家庭生活的作品《我们仨》。这本书之所以令世人喜爱，是因为从细节处体现了做人的智慧与通透，更体现了她做妻子与母亲的练达能力。杨绛先生105岁的人生完美谢幕，几乎符合中国人对美好女性的所有角色预设。
而更多的人，在转发杨绛先生的散文节选。 其中一篇600字的文章，名为杨绛《一百年感言》，其中充满人生金句，此刻正在社交媒体中刷屏：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这样的句子，在这篇文章中比比皆是。就在笔者撰写此文之时，“中国新闻网”发文证伪：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网友拼凑的“心灵鸡汤”，是篇“伪作”。 于是有人提问，转发纪念杨绛的这群人里，有多少是读过她的作品的？也难怪在微信朋友圈里，文学记者们在嘲讽——对杨绛的纪念又要成为一顿心灵鸡汤大餐。
作者不会死去，因为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文字里永恒。所以，当所有人都在缅怀作者的逝去，我们就不得不为文字的生命而担忧了。
知识分子：苦难与“无争”
在所有如潮水般涌出的纪念文字和杨绛语录摘抄中，屡次被强调和称颂的美德，是杨绛钱锺书夫妇的“活出自己，与世无争”。
回顾中国百年，与钱锺书、杨绛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在若干次政治运动中，多少人经历了人性的洗礼，政治的压力与生存条件的窘迫——夫妻举报，父子相残，为了苟且性命和谋得政治上的暂时平静，自我批评，反复检讨，同事战友同道彼此检举揭发。自污成为常态，害人也未必获得惩罚。例如在反右运动中，无数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而在同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老派文人里，“告密”这件令人不齿的行为，成为被组织不再信任的文人过关和自保的手段。
2009年，中国“大右派”章伯钧之女、著名作家章诒和先生，曾在《南方周末》上发文记述一件告密往事，指出书画家黄苗子等人曾检举揭发诗人聂绀弩，造成这位诗坛奇才，被打为右派，遭遇牢狱之灾。此文在彼时中国文坛和“老右派”群体中极为轰动。尽管五十多年过去，可章诒和对父辈长辈告密行为的揭露，仍然极度不合时宜。她因此引上文人官司，被黄苗子后人以名誉侵权告上法庭。
回看过去的政治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知识分子能够不自污、不说违心话，不为自保而站队和表忠心，保持有尊严的私人生活，就已然是在抵抗宏大政治。再仍然有些能留下来的思想和作品，也很不容易。杨绛先生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全盘底线沦丧的浩劫中，用自处的方式保存高洁。
但这种“高洁”，其实是时代的悲剧。在一个安静平和的社会里，与世无争，不议是非，这样的品质未必能得到如此赞誉，甚至有明哲保身之嫌。更甚，长寿至百岁，回避媒体，退回陋室，几乎彻底放弃公共性与公共表达，老人越活得通透练达，越显出时代对这样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的不公。奈杨绛先生多么冰雪聪明才华横溢，又能如何！又奈何！
很多人会说，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也好思想界也罢，说真话，对公共话题表明关注，对政治与资本权力保持警惕，还是相当有风险的，还是明哲保身的好。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说也罢”，“讨论什么政治呢？”， “学者就做好学问读好书就可以”。
是这样吗？上世纪的政治浩劫中，个体的生存状况远远恶化于今日，尚且有有骨气的钱锺书、杨绛先生用退回私人生活来抵御政治对头脑和思想的彻底异化。然而，彼时他们拼命守住的底线，实则是今日互联网时代小中产奉行的“精致利己主义”罢了。知识分子在苦难面前死守的“无争”，今天变成了苟且的借口。
百岁的沉重
经历了文革之后的中国，整个时代翻篇。但在这个国家里，“翻片儿”这件事，做得太快，太容易了。政治洪流中的个人选择与几代人的记忆，与这个国家的政治历史和黑白曲直一道，被压抑，被强行掩埋，与之相伴的是全社会的缄默与遗忘。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中，有对个人在政治运动中经历的记录，但描写伤痕和苦难的居多，更像是自己舔舐伤口，治愈个人的创伤，而不再追究责任。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担当，诚实面对时代，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与领导人的对错得失做出反思，追问鞭挞乃至批评的个案和书籍，都非常少。而能够承认个人在政治洪流中的错误和“平庸之恶”的文字与公开论述，就几乎没有。
几周前，我与一位相交多年的法国捷克籍的好友Filip进行了一场非常严肃的谈话。 他说，纵观东欧和法国知识分子发展史，你会发现，欧洲的知识分子是有公共性的，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极少公共写作，更少公共担当。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抛给中国知识分子，可能不太公平。毕竟他们曾经深深卷入家国政治。然而，在受到政治的伤害之后，那些家国之间的爱恨恩仇，识相者咬牙咽下，转身跳上经济改革大船；绝望者转身而去，更多的人带着记忆和仇恨，继续苟活。
杨绛夫妇没有换船，没有离去，也并不苟活。他们选择继续沉浸在书斋里。中央领导关怀他们，知识界景仰他们，他们也和和气气，按今天的话说，属于“零差评”。中国知识分子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后者论，杨绛夫妇做得近乎完美。
然而，当纪念老先生的离去成为一件新闻和微信朋友圈里的声浪，知识人与思想家的区别，甚至学者与知识分子的区别，也应当被深入讨论。读书再多，没有批判性思考，又如何？学富五车，沉浸在书斋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有没有可能和知识分子理想中的公共义务相协调？读书人不对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智慧贡献力量，并有勇气担当与推动，是否会变成另一种“平庸之恶”？
杨绛先生似乎在学者和知识分子之间有过摇摆。回顾她的作品，有一本《干校六记》记录文革生活，今天偶有媒体诉诸文字，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没有“大放悲声”。她，所做的，是平静地叙述一家人如何走过浩劫。不过在这里，她仍然在强调个人的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与几乎所有同时代在浩劫中“被打倒”的知识分子一样，她并没有大声问一句：“你们凭什么打倒我们！”
但到了写作《走到人生边上》时，96岁的杨绛先生开始试图反思，或者说试图与读者一同思考和讨论困扰其一生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个人悲剧，更有时代命题。杨先生花了很多篇幅探讨“命”，讨论面对命运的态度与哲学。大约也在那几年，她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Phaedo） ，思考死亡。她的人生思考，已经上升到哲学境界。语言也是哲学语言，很多问题没有点破也没有说透。在《走到人生边上》里，她自问自答般写到：“等待着聪明的读者，对这篇‘自问自答’的批评，等待他们为我指出错误。 希望在我离开人世之前，还能有所补益。”
但是，知识分子的思索就止于此了吗？在小说《洗澡》的序言里，杨绛先生说：“假如说，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这句话，乍看起来像是对古希腊哲学的回声。然而，在柏拉图卷轶浩繁的对话录里，杨绛先生挑出了最无涉城邦政治的一篇《斐多》——讨论死亡，来平静晚年孤独的心灵。她对描述政治的《申辩》（Apology）与《克利同》（Crito）会有什么评价？我们无从知晓。而在今天的纪念里，就连《斐多》的译本，也鲜有提及。人们纷纷重复着《我们仨》里，那个在时代大潮中存系的三口之家。
个人幸福固然重要，可是处在2016年的我们，如果还用上世纪知识文人在政治高压与运动浩劫中的自保原则，评价一个学者留给生者的生命遗产，到底是逝者的不幸，还是生者的无知、懦弱与犬儒？更令人痛心的是，居然还有悼文，通篇赞扬杨绛作为钱锺书遗孀的身份，好像她的一生，是因为嫁了这样一个男人而伟大似的。
青年学者苏小和在朋友圈里写到：“杨绛先生安息。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的问题是，虽然读书很多，但却思想得太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或许有两点，其一是缺乏先验真理的引导，导致思想缺乏方向，只好在书页之间孤芳自赏；其二是肉身沉重，损耗了思想的勇气。如果一个人不解决这个问题，大抵等于一个中等容量的内存，如此也可以把书传递下去。”
这样的讨论，先不谈观点是否正确，却是我期望看到的冷静评论。后人对一个逝去的思想家或学者，最好的缅怀，是对其学问的研究和其人生遗产，能冷静公允地探讨。除去鸡汤和滥情，我们如何看待杨绛夫妇和他们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处境？盖棺定论，又需不需要强调公共性和历史性？
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集体犬儒的环境下，于是才有了杨绛去世后全民鸡汤与滥情的悼念。将杨绛先生在那个扭曲时代中作为抗争的个人处世之道，披上一件鸡汤外衣，全民来唱一首温情的悼念之歌，这样的纪念很廉价。
（吴薇，端传媒编委，国际合作总监，社交媒体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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